)職工一年的工資也不過兩萬元。
這一切，都應該歸功於收容站的「致富有道」。根據6月10日《三湘都市報》的報導，從1996年開始，漣源市收容遣送站(以下簡稱收容站)通過給回扣等方式與當地派出所勾結，收容外來人員，並向每個被收容人員收取500-800元「遣送費」；當本地區「貨源」不足時，甚至到外省「購買」被收容人員。
根據收容站原黨支部書記郭先禮的統計，從1996年到2002年11月份為止，漣源收容站利用扣人索錢的手段，已經從一萬多農民身上獲取現金320萬元。
【「致富之道」】
收容站是一個很奇怪的單位，正式職工不過10人，臨時工五六個人，但其中站長肖笑華的親屬就有6人。
郭先禮是收容站的原黨支部書記，不過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這個書記不管用，因為站裡是站長負責制」，後來，收容站出了「林茂正事件」(2000年10月，一名叫林茂正的被收容人員在漣源市收容遣送站勞動時被人打死)，「站長把責任全部推到我身上，我只好內退了」。
郭先禮說，這個結果他早料到了，因為屢次舉報收容站的內部問題，「妨礙他們賺錢」，自己早就成了那些人的眼中釘。
根據郭先禮和收容站另一不願透露姓名的職工A的介紹，收容站的「致富」手段其實也非常簡單--從1996年開始，站裡和漣源市火車站訂立了一個口頭協議，火車站派出所和聯防隊員以收容「三無」人員的名義，把經過漣源的農民扣下來，由收容站接走。據郭先禮說，聯防隊員每抓一個農民可以得到5元錢，而火車站方面則可以從每個農民身上得到收容站給予的50元錢回扣。
1997年的時候郭先禮正在管財務，他向記者提供了一本當時的賬目，上面註明瞭「11月8日，付火車站派出所1400元」、「付火車站300元」、「付火車站派出所1600元」等字樣。
火車站把人扣下後，收容站會派車去接。收容站一職工說，為了接人方便，站裡專門準備了兩輛有警用標誌的車輛，每輛車可以裝30多人。
這些農民被接到收容站以後，立刻被搜身，如果身上搜出的錢足夠的話，這名農民就可以幸運地免受監房之災，只要留下錢，便能帶著一張名目為「生活費」的收據離開。如果身上帶的錢不夠，收容站就會向他家裡拍電報，要求速帶800元來漣源收容站接人，這叫「自保」。這樣的電報格式一般都是固定的，記者看到其中的一封寫著「速帶800元來湖南漣源收容站接××(人名)」。
這算得上是收容站的最大經濟來源，名目是「遣返費」(據A介紹，1996年以後，他不記得收容站遣返過任何一個人)，郭先禮的統計數字顯示：1996年，收容農民600人，收取費用12萬元；1997年收容800人，收錢18萬元；1998年收容人數為1100人，收錢達到了28萬元；1999年更是「大豐收」，收容人數達到1400人，「收入」共有32.5萬元。
800元算得上是「明碼實價」，小錢也不能錯過，收容站還有一些「輔助」的「致富手段」，比如外人到收容所探視一次收取10元錢，又比如搜身時會扣留下被收容人員所有的零錢。在一張經手人為杜金輝的「今收到扣留物資(現金)如下表」的表格中，吳六滿等4位農民分別被搜走了10元、1.7元、3元和11元。按郭先禮的統計，1997年和1998年，收容站僅從被收容人員身上搜走的零錢就有5000元之多。
寧夏的紀明科是1999年7月26日被送進收容站的，在他的「收容人員管理卡」上，寫明瞭被搜走的零錢：「已收240元」。另外，收容站職工鄧文紅還在上面註明瞭通知其家人的費用為「電話費30.00元」，備註一欄則寫著「電話已通800元來接他」。
除了現金，身上值錢的東西也有可能被搜走。漣源市橋頭河鎮石坪村的李德凡是個「小富」的農民，2000年他因欠當地基金會的錢被關入收容站。他告訴記者，搜身時他身上一塊價值1700元的手錶和一條100多元的皮帶就被收容站的「劉幹部」拿走了。
「大錢可觀，小錢不斷」，與此同時，來自民政局的財政撥款也沒有停止過。僅1999年，下劃收容站的財政撥款就有14萬元。
【強迫勞動】
收容站職工A說，如果被抓來的農民實在沒有錢，就會被強迫勞動，一般在收容站內部搞建設，或者到收容站開辦的農場去搞養殖，沒有任何報酬。
這一情況可以從「林茂正事件」的判決結果上得到印證。林茂正，浙江人，2000年9月30日被漣源收容站收容，雖然10月3日已經被同意遣返，但是卻以站裡搞基建為由留他下來勞動。所謂搞基建，A說，實際上是站裡的一個幹部承包了平整站內土地的任務，於是強迫被收容人員勞動，當時天下大雨，這些被收容人員要冒著雨每天擔100擔土。
林茂正後來因為與其他被收容人員(均在逃)發生衝突而被打成重傷，收容站請了醫師對他做了簡單診斷，然後將林茂正放了出去。當時林茂正已無力行走，於是在收容站門外不遠處整整喊了一晚上，然後很神秘地死在了幾公里外的荷葉火車站。
在湖南省漣源市人民法院2002年的刑事判決書中，明確地記載著，「經審理查明，同年10月3日……同意遣返，但因當時收容遣送站基建需要勞動力，便將林茂正留下來搞勞動」。婁底市中級人民法院的終審判決書也認定了相同的事實。
有時，當地農民需要勞力搞「雙搶」(搶種搶收)時，也會從收容站「租」被收容的人員。住在收容站附近的一名農民告訴記者，這個價格是每天每人20元，農戶負擔伙食，錢交給收容站，收容站則會派人來監工。郭先禮和A都說，當地一些美容美髮屋需要按摩小姐時，也會到收容站找人。漣源市一美髮屋的女老闆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每個姑娘的價格大概在300-400元之間，「姑娘們都願意來」，因為在收容站裡的日子「實在太苦了」。
【黑色七月】
前日，記者拿到了一份漣源市收容站從1999年元月一日開始實行的「最低收費標準」。
這份收費標準把被收容人員分成了三類：A類是有偷竊行為的輕微犯罪人員，B類指隨車叫賣的流浪失散兒童等人員，C類指一般流浪乞討人員。A類收費最貴，10日以內省外的就要1000元，B類的兒童也比較貴，要800元，C類要600元。
在這個收費標準下面，還專門註明「待遣天數最少不少於7天」。
郭先禮說，在實際工作中，執行最多的是「每人800元」。當然，這個價格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每年7月份農活最忙的時候，每個被收容農民要交的「贖金」會降低至300-400元。原因是那季節「貨源豐富」，收容站管這叫「薄利多銷」。因為，7月是農村的「雙搶」季節，很多貧窮地區的農民紛紛扒火車到湖南常德等地去打稻穀，當地話這叫「扮禾」。
收容站職工A說，這些農民往往是有組織地集體外出，一般都有身份證或者是鄉鎮政府、村委會和當地派出所開出的三級證明。但是，一到漣源，這些證明就都沒有用了。站裡面開會強調，凡是收進來的人，一律填寫「三無」。郭先禮說，為找藉口，檢查時，有身份證的就管他要暫住證，有暫住證的就要計畫生育證，有計生證就要他拿務工證出來，總找得到理由的。
因為抓來的人多，每年7月收容站還要開動員會，要大家加班加點接人。那陣活特別多，以前一天從車站接一次人，「雙搶」時一天則要接5-6次。郭先禮告訴記者，每年7月，收容站總能收到10萬元到20萬元，從農民身上搜出的零錢，也有4000元到8000元。郭說，對收容站來說，7月是名副其實的「豐收月」，而對那些被收容的農民來說，則是不折不扣的「黑七月」。
到了7月份，要求被收容人員付錢的方式也有了變化。經常不打電話，而是讓同一個村出來的被收容來的農民自己推選代表回村裡去拿錢。
湖南省花垣縣的麻連英等6個人就是這樣交錢的。他們在漣源車站被攔下後被送到了收容站，記者看到，在收容站的審查登記表格上，麻連英(文盲)請人代寫了這麼一行字：「通過你們的教育，知道自己違反了收容條例，願意接受你們的處理，遣一人回家取錢接回」。
在下面，收容站一姓蔣和一姓周的工作人員則寫下了「審查意見」：建議收容教育，遣一人回家取錢接回。
郭先禮在1999年的7月7日-24日曾做過一個統計，結果是這樣的：12日-15日間，收容站共收容外出打稻穀的農民46人，其中主要是本省花垣縣和漵浦縣的農民。僅14日一天就有22個農民被收容，在他們身上搜出的零錢計有2552元。24日一天，則收容了41個隆回縣金石橋鎮的農民，他們都是打完稻穀準備返家的，所以身上錢比較多，這一天就搜出了4453.2元。
這些錢都是要入賬的，記者看到了一張「湖南省收費基金收款收據」，日期是2000年的7月30日，上面的收款項目是「生活費用」，共有4179.80元。郭告訴記者，這筆錢就是他們7月8日-28日從被收容人員身上搜出的零錢。
【「打人故事」】
並不是所有人都乖乖交錢的，於是，為了給他們造成一定壓力，漣源市收容站工作人員A說，打人就不可避免了。
郭先禮和A都講了一些收容站在打人方面的「故事」。郭說，收容所裡有一些留所人員(就是被收容人員裡比較聽話的那些人)，他們會把被收容的農民叫到一邊，問吃不吃「小籠包」，農民不知道什麼，就說要吃，他們就揮拳打人。原來，「小籠包」就是拳頭。至於打人耳光則叫「麻辣雞抓」(A說叫「麻辣麵」)，用腳踢叫「麻辣豬蹄」。
林茂正就是被另外兩個收容人員魯林、楊志文打死的，這兩個打人者，被收容站涉案的女職工譚集連稱為「牢頭惡霸」。此事激起了當時在押的王戰平(19歲，2000年8月31日就已被收容，10月9日還被留在站裡搞勞動)、李明等被收容人員的憤怒，他們集體寫抗議信申訴：「林茂正在搞勞動時……被打成重傷，收容站領導不負責任，將林茂正放走，活活痛死在收容站外面，不給他治病造成命案……」
法庭最後認定的事實是林茂正被鈍器暴力挫擊腹壁，對沖性損傷胃部，導致胃出血而死亡。
橋頭河鎮的李德凡因為欠基金會的錢被關進收容站。他說，自己在收容站曾被「劉幹部」用手銬反銬雙手，用竹掃把狠揍，最後打得全身是血才罷手。
【惡劣生活】
所有曾在收容站呆過的人都對裡面惡劣的生活條件印象深刻，郭先禮甚至用「渣滓洞一樣」來形容站裡的伙食。他介紹，按照規定是每個人一頓是四兩米，然而層層剋扣，管食堂的就沒有給足，只有七八成，到食堂以後，煮飯的和那些搞勞動的人再多吃一點，其他被收容人員一天吃兩餐也不一定能吃到四兩米。
至於菜，李德凡說「比豬食還不如」，「菜裡不放油，十天才會給吃指甲蓋大的一片肥肉」。據A介紹，這麼差的伙食是因為收容站食堂被站長的親戚承包了。按規定，這些人每天的伙食費是2.5元，但是真正吃到嘴裡的連5毛也沒有，而喝的水就是直接從河裡舀上來的。就是在夏天，被收容人員也只能半個月洗一次澡。李德凡說自己後來身上都臭了，身上的跳蚤一抓一把。
就是在這種條件下，半年後李德凡因重病高燒到41℃時才被放了出來，但他的表弟為此還得交上2000元的「生活費」，領回了一張白條。
漣源市株木鄉溫塘村的黃雪容，在收容所裡關了6個月，是被關時間最長的人之一。由於是女性，黃雪容在收容站倒是沒有挨打，可由於長期睡在水泥地上，風濕嚴重，加上嚴重營養不良，她得了嚴重的水腫。記者見到她時，她的肚子腫得就像已懷胎十月。
收容所的條件之差讓當地的衛生防疫部門也非常吃驚，他們曾向對漣源市收容站進行過調查的《南方週末》記者曹勇這樣介紹：2002年8月底，收容站裡爆發了大規模的痢疾，當防疫部門進入收容站時，發現20平方米的監房，居然關了100多人，其中至少有80人已經中度感染痢疾。
2002年8月，收容站職工譚集連涉案「林茂正事件」，在她的刑事上訴中，清楚地寫到要披露一個秘密：漣源市收容遣送站只抓錢，怕花錢，不顧人的死活。
【中轉玄機】
據A說，「林茂正事件」後，給收容站帶來的最大問題是火車站方面「膽小」了，送來的人少多了。於是，從去年開始，收容站裡開始多了很多從外省拉來的被收容人員。
今年4月23日，漣源三甲玉豐村一位姓梁的農民打電話到漣源市民政局，在民政局的值班記事上這樣記著他的來電，「聞聽收容站現為賺錢，不斷收容八方流竄人員，聽說從××省回來一批，收容站正準備收容，現玉豐村已有100多人待命，準備取消收容站」。
漣源市民政局一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B說，「100多人待命」的背景是，當時正值非典肆虐，農民害怕疫情擴散至當地，不願意再讓收容站從外省進人。
從外省收容站進人，利用「中轉站」的便利放人收錢，看來也是漣源市收容站的一條「生財之道」。郭先禮說，本來以漣源市收容站的級別，達不到做「中轉站」的要求，但是站長肖笑華1999年還是想辦法把收容站的級別提高到了地區級，由副股級變成了副局級，級別高了，就可以拉人來了。A說，肖笑華曾在一次內部會議上聲稱，他已經和上海那邊聯繫好了。
在《南方週末》記者曹勇採訪肖笑華時，肖笑華顯得非常有「經濟頭腦」。他告訴曹勇，他的目標是「東望上海、南接粵桂，北進京津」，而且他向曹勇承認，他和外面很多收容站有聯繫，每拉過來一車廂的被收容人員，漣源收容站要出的成本是2.2萬元。
【家庭悲劇】
2002年9月11日，一個被關在收容所裡的小朋友周承菊用一張破紙寫了封信給收容站：叔叔，你們好！叔叔可不可以讓我自己回家，現在我爸爸不來接我了，我又不能回家讀書……在這裡我實在受不了了，叔叔我求求你吧，我在這裡已經關了五六天了，很想回家，我們開學也有幾天了，你們把我放出去，我要回家讀書，你們就放我一條生路吧……要是我騙了你們我就天打雷披(注，「劈」的錯字)，叔叔你們打我罵我都可以。
郭先禮說，這個小孩是被人拐騙出來的，後來被關到了收容站。後來，小孩的親屬來到收容站，交了錢才把小孩領了回去。
在這種拿錢放人的「遊戲」中，新化縣(湖南省級貧困縣)爐觀鎮的許飛昆卻再也沒能回家。1999年4月18日，在漣源打工的許母托同鄉把9歲的許飛昆和哥哥許飛鵝帶回家鄉，結果因為扒火車被關進了收容站。收容站給兩個孩子的父親許志文拍了封電報，要求帶1600元錢來接人。許志文拿不出這麼多錢，以為孩子小，又沒犯法，應該沒事的，就沒有來接。
5月26日，收容站把許飛昆留下，讓許飛鵝回去拿錢，等到6月3日，收容站仍沒等來許飛鵝，就把9歲的許飛昆趕了出去。從此，許飛昆下落不明。
73歲的湖南桑植縣農民也因為漣源市收容站的這種「收容遣送」方式，而再也沒見過自己的兒子王茂正和孫子王朝正。1999年3月，王茂正帶著16歲的王朝正去漣源挖煤，因為朝正體力不支，王茂正帶著他準備返回老家。因為扒火車，4月20日，他們被車站聯防隊送進收容站，收容站的人扣下了王朝正，讓王茂正回去拿1200元才放人。
回家後，王茂正奔波兩天沒借到錢，於是喝了農藥，被搶救後失了蹤。這件事在當地引起極大民憤，鄉政府出面要求收容站放人，但收容站仍然沒放。直到5月23日王朝正姑父送來了300塊錢，王朝正才得以走出收容所。
不久，王朝正外出尋父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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