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患重重
因"扑火"不力而丟官，這當然說明高層領導對"救火"工作的重視。但是，為什麼會形成這種"村村冒煙，處處起火"的局面呢？在政策導向上、在執政方針上，是否有值得檢討之處呢？能不能不"起火"，"少起火"呢？恐怕這才是真正關心群眾的領導和政黨需要考慮的問題。
我以為，至少有以下問題值得引起注意。
首先是走極端的思維方式。例如，"發展是硬道理"、"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放鬆"這類口號客觀上使各級領導走極端，用"硬道理"擠"軟道理"，用"中心"壓"非中心"，用"一好"代"百好"。結果令人啼笑皆非。例如，為了保護髮展經濟的能人，反腐敗也要適可而止；為了招商引資，默認甚至鼓勵紅燈區；為了發展地區經濟，半明半暗地鼓勵走私；為了調整產業結構，強令農民毀田種樹養花，市場行情一變又翻臉不認賬；為了讓城市亮起來，綠起來，大搞負債建設，撈取政績一走了之；為了投機房地產或股票，動用收糧款、扶貧款、拖欠教師工資；為了推行承包制，不惜解散農村合作醫療；為了發展私有經濟，不惜讓礦產資源遭到千瘡百孔地開採，不惜使煤礦的死亡率上升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倍；為了與國際經濟接軌，不惜使弱勢的國有企業暴露在跨國公司優勢技術和產品的直接攻擊下，使5000萬工人下崗失業。
媒體跟著政府走，報喜不報憂。報紙上天天是汽車、房產、股市，天天是明星們的婚變、球隊的勝負，對大量的社會問題熟視無睹，直至其中一些問題釀成大災大難，成為新聞熱點。但是又從來不對形成這些災難的社會機制、政策導向進行追蹤，似乎這些問題純屬偶然，就像颳風下雨一樣不可避免。
變化無常
中國傳統文化歷來倡導中庸，毛澤東也曾經一再鼓勵領導幹部要學會彈鋼琴，分別輕重緩急，但不能畸輕畸重。然而，當代中國常常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一會兒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一轉身就是"投資者是上帝，引資者是功臣"；一會兒是"階級鬥爭為綱"，轉眼間又是"發展是硬道理"；一會兒是計畫經濟百般好，翻過來就是市場經濟無限美妙；一會兒是"破私立公"，一會兒又要"一切向錢看"。能不能來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相結合，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獨立自主與引進外資相結合，崇高理想與現實利益相結合，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防疫衛生、抗洪防火相結合呢？能不能真正讓黑貓和白貓一起抓老鼠呢？
其次，需要警惕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對社會共同體的破壞性後果。新自由主義是西方經濟學派中一個走極端的派別，強調市場的自動調節機制，反對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其結果是資本以利潤原則控制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一切服從資本利潤的需要。像這次非典疫情的處理，一開始有關領導就以"干擾經濟建設中心"為由，對外不讓媒體報導，對內不做認真準備，結果拖延了控制非典的時機，造成非典大規模流行。一旦事態擴展，廣交會場面冷清，各項涉外活動被取消，眼看發展這個硬道理軟了下去，才緊急動員抗非典。由於事先沒有任何思想準備，事到臨頭就必然慌亂，措辭揀最嚴厲的說，政策挑最嚴厲的執行，而且層層加碼。
事實上，我認為，抗非典在一定程度上被"擴大化"了，以致草木皆兵，人心惶惶。有意思的是，這一切仍然是在保衛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的旗幟下進行的。媒體在估計非典事件會造成GDP會下降百分之幾，領導在宣講仍然要扭住經濟建設不放鬆，經濟學家在談論非典事件結束後怎樣讓馬照跑、舞照跳。也就是說，非典事件仍然被當作一個單純的"天災"在處理。很難想像，如果非典疫情僅僅停留在偏遠農村，不影響大城市的經濟活動，不影響國際經貿往來和國際形象，單單是成百上千農民的生命是否能夠吸引領導的注意力。礦山事故、交通事故、工作場所中毒、火災、洪災、泥石流、河流污染，每年都奪去數以百萬計的生命，從來都被GDP思路忽略不計。珠江三角洲一個外資企業的火災就燒死了幾百條人命，我們見到有什麼處理了嗎？收容站打死了多少沒帶身份證的民工，我們關注了嗎？
更加嚴重的是，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可能會使資本家接管醫院、學校、水電站、自來水廠、煤氣公司、銀行等關切國計民生的機構，使每個人的基本需求的滿足服從於利潤的需要。這類政策也會使國家經濟主權落到發達國家或其掌握的國際機構的控制之下。最後，為了償還外債，國家必須出售機場、港口、鐵路、礦山、森林，必須削減社會福利，必須聽任大量企業倒閉，大量工人失業，聽任失業救濟金、養老保險金被削減，直到最後社會停滯動盪，一夜倒退十幾年。這並非危言聳聽。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土耳其、印尼、泰國、菲律賓正是這樣，服用了美國財政部強力推薦的新自由主義的藥方，經歷了若干年的表面繁榮，最後陷入經濟危機、社會動盪之中。
民主與法治
第三，要避免落入發展的經濟和社會陷阱，就必須真正實行民主與法治。這些年來，民主和法治事實上也服從於經濟建設的需要了。一些人提倡新權威主義，主張靠專制政府推進經濟改革，視民主為改革的障礙。他們也許懂得，改革是一場重大的利益調整，是一場"革命"。如果實行民主的話，所有的利益相關者，特別是工人和農民就要參與政策討論，私有化和市場化進程就會受阻，三鐵就破不了，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也無法被買斷。事實上，如果有起碼的民主，中國的政治思維就不容易走極端，因為每一個利益集團都將受到其他利益集團的牽制，不可能強行讓工人農民做出犧牲，更不可能靠"犧牲一代少女"來發展經濟，滿足強勢利益集團的需要。
同樣，一些人口頭上倡導法治，實際上卻視憲法條文如嬰兒尿布，隨意改換。權力大於法律，政策大於憲法，這是改革年代的特有現象。例如，政協社科界委員喻權域大聲疾呼"保衛憲法"，並上書全國人大，要求財政部長向全國人大報告出售國有企業的情況，要求國家計委向全國人大報告公有制經濟是否仍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體，以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相關條款是否得到遵守。但是，連續兩次無人理睬。改革如果失去憲法依據，失去法律約束，很難不違背初衷，不違背人民利益和意志。然而，"先改革後修憲"的思路卻瀰漫在口頭上崇尚法治的各界人士心中。也許是修憲就要爭論，而爭論就違背了"不爭論"的指示罷。在突發的重大事件面前，"不爭論"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一個民族長期"不爭論"，怎麼可能權衡利弊，平衡各方利益，凝聚人心？如果長期"不爭論"，執政黨的合法性從何而來？如果長期"不爭論"，怎樣避免層層獨裁，層層專制，層層走極端？如果長期"不爭論"，又怎麼能夠保障以法治國？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此次非典事件，儘管是倉促上陣，儘管還是在硬道理的統治下，但總算多了點透明度，多了點危機意識，多了點共同體感受，也就有了點小爭論。如果以此為契機，加強民主與法治，推進政治文明，在民主與法治的框架下，以人民的長遠整體利益為中心，認真檢討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教訓、得失利弊，則真正有可能實現溫家寶總理所期待的"因禍得福"，使中國走上更加成熟、健康的發展道路。泱泱中華，人才輩出。集眾人之智慧，衡眾人之權利，興眾人之事業，何至於一二領導天天到處"救火"呢？
(BBC)(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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