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奇哉合肥學潮

在古今中外的學潮史上，這次合肥學潮也許是最奇特的了。它發生在最不允許發生學潮的地方，而引發這場學潮的理由似乎最不成其為學潮的理由。

在當今中國，有一百件、一千件事情需要熱血青年走上街頭：例如，為「六四」死難的學長討還公道，為千千萬萬的下崗父兄爭取權益，為八億農民贏得平等的國民待遇，向巧取豪奪侵佔公共資產的腐敗官僚興師問罪，等等等等。可是，十三年多來，在偌大的中國，這樣的學潮卻一次也沒有發生過。

一起不幸但並非蓄謀的車禍，一則失實但未必惡意的報導，就算髮生在六八年五月的巴黎----那時候，法國的大學生們動輒上街遊行，就算髮生在南韓----據說南韓的大學生最熱衷街頭運動，什麼政府都反，想來也不會引發抗議示威。可是，在中國，就是這樣一樁尋常的事由，卻引發了一場十三年多來僅有的最大學潮。這樣的學潮，事前誰能預料得到？

還有奇者。照說，合肥學潮的訴求是很簡單的，學校和地方政府領導的初步回應也是溫和的，積極的，不是不想解決問題也不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但是學生卻不肯輕易罷休，從校園衝上街頭，從街頭衝進政府大樓，甚至還發生了個別的損壞公物行為。就是這樣一件純粹地方性的、偶然性的、非政治性的抗議活動，竟然會勞動中共中央政治局總書記越俎代庖親自過問。政府幾乎立刻就接受了學生的全部要求。你道奇也不奇？

這就是今天的中國。在今天的世界上，恐怕只有在中國，才會發生由一起交通事故而激發出一場學潮這樣的事情；也恐怕只有在中國，這樣一件事情才會牽動執政黨最高領導人親自下指示。這次合肥學潮最清楚不過地揭示出當今中國社會的極度不正常狀態。

前面說過，合肥學潮最奇特之處是，它發生在最不允許發生學潮的地方，而引發學潮的理由最不成其為學潮的理由。其實，這兩點正好相輔相成。

「八九」後，當局視學潮為心腹大患，必欲扼殺於無形。有了「六四」屠殺這樣的威脅還嫌不夠，當局還要隔三差五地來一點殺雞嚇猴的示範，以期複習和鞏固人們的恐懼效應。此外，當局始終壟斷和監控一切媒體，切斷人們的自由交流，使得任何對政府不利的事情無法形成公共話題，更無法形成集體情緒的共同興奮點。

然而，青年畢竟是青年，學生永遠是學生，青年學生不會沒有理想主義的反叛衝動。他們在生活中感受到許多不公不義，內心裏累積了許多不平不滿，由於深受壓抑而匯成無名的憤懣，平日自己都未必能覺察到，倘若遇到合適的出口就可能噴薄而出。於是，像校門口同學被車壓死這樣一起事故，由於它能引起全體學生們的關切與激動，也由於它的非政治性因而它在政治上的相對安全性，因此立即成為兩萬同學的公開的公共話題，從而形成了一個公共空間或曰公共場；身處於這樣一個公共場中，人們的觀點和情緒相互感應相互激盪並迅速升華。就這樣，他們感到了集體的意志和集體的力量，所以他們就採取了集體的行動。

這種事早有先例。譬如在八八年，北大學生柴慶豐被街頭流氓打死，遂引發該校學生大規模的自發抗議活動，形成自八七年「反自由化」以來最大學潮。

在政府方面，政府當然知道交通事故只是導火線。政府很清楚，雖然學生的要求很單純，但是學潮本身所挾帶的情緒和思想卻非常複雜。最讓政府感到棘手的，不是這次學潮的內容，而是學潮這種獨立的集體抗爭行動的形式。

政府面臨著兩難選擇：如果它接受學生的要求，那會不會被視為對學潮這種獨立的集體行動的某種默許乃至鼓勵呢？如果它指責學潮是「動亂」並暗示武力鎮壓，學生會被嚇退嗎？抑或還是火上澆油？事態一旦擴大將怎樣收場？到頭來必須真的動用武力嗎？無怪乎這件事要驚動黨中央了。地方政府不是不知道如何解決學生的具體要求，它是不知道----或者是不敢擅自決定----如何對待學潮本身：是「撫」還是「剿」？

按照署名「秋水」的報導，早在當天中午兩點多鐘，「據傳省政府內部已經開始調集武警」。不過在當時的情勢下，地方政府不大可能公開擺出「鎮暴」的架勢。因為學潮突如其來，政府事前毫無準備；此時此刻，大批學生已經衝進省府大院，人數最多時高達兩萬。在這種情況下你宣布學生是「動亂」或宣布要「鎮暴」，豈不是惹火燒身？

今日中國，政府雖然擁有強大的鎮壓工具，但是缺少起碼的道義資本。「人民政府」因為欺世盜名，最怕和它所冒充「代表」的人民直接面對面。政府明白，既然眼下它不能把學生打回去嚇回去，它就只有把學生勸回去哄回去。政府擔心夜長夢多，擔心久則生變。為了使學運盡快退潮，它只好對學生的要求滿口應承。可是在學生方面，他們覺得好不容易才形成如此規模的陣勢，足以向政府施加壓力，得以公開地表達長期憋悶的不滿，自然不肯輕易收兵。所以，直到政府方面幾乎全盤接受了學生的要求後，許多學生還繼續抗議了一陣子才散去。

合肥學潮和平結束。不少人因此也對胡錦濤有了幾分好感。不過，正像任不寐先生提醒的那樣，我們必須密切關注「合肥以後的日子」，警惕政府「秋後算帳」。

合肥學潮的意義不可低估。畢竟，這次合肥學潮打破了持續十三年多的禁忌。儘管官方在事後一定會對學生做「思想工作」，無非是說，同學們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採取的方式是不恰當的，是容易被「壞人」利用的，等等；可是，學生們卻從自己的有限成功的經驗中得知，恰恰是這種「不恰當」的方式才是最有效的。這就有助於恢復人們對非暴力抗爭的勇氣和信念。

合肥學潮無疑也是對專制當局的嚴重警告。雖然合肥學潮起因於一件偶發事故，但唯其如此，才防不勝防。在民怨如此之深如此之廣而表達渠道又如此缺乏的當今中國，這種「偶發」事件可能產生的後果是難以估量的。如果類似的集體抗爭活動發生在更敏感的地方，牽動更多人的捲入，並且更難以迅速化解，情況又將如何呢？我想，除開那些死硬的專制者及其自覺的幫凶幫閑之外，越來越多的人們都會同意，在中國，民主改革再也不能繼續拖延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