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自由作家王力雄，一九九一年曾以筆名「保密」寫預言小說《黃禍》引起海內外關注。他在書中描述了人口流動遷徙引發的人口、生態平均資源、慾望和約束慾望的道德，這三者之間關係的失衡引起讀者很大興趣。三月四日，他在北京接受亞洲週刊訪談時首先指出，要求給予民工國民待遇，會涉及許多具體措施，關鍵是制度保證。
王認為，現在不是農民工沒有國民待遇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底層，無論農民工還是普通百姓，無論是在農村還是在城市，都存在這樣的問題。不是因為農民工進了城得不到國民待遇，而是在農村本鄉本土沒有進城，一樣沒有國民待遇，一樣受欺負，所以是整個社會制度的問題。這不是當權者一兩個行政措施所能解決，而是「整個社會要革命，當然不是暴力革命，而是社會改革。甚麼時候這些農民工在本鄉本土不受欺壓享有人權，他們到城裡打工，也就不會受欺壓而享有人權了」。
民工進城應享有人權和國民待遇，自然毫無疑問。但王說，一個社會不只是「應怎麼樣」的問題，還有個「能怎麼樣」的問題。「應怎麼樣」往往是學者討論的，而政治家考慮的是「能怎麼樣」。他認為，合理解決這一問題不是輕而易舉的，中國大陸將來很多問題可能就出在此，會受到莫大衝擊。
王力雄說：「中國人口最多，平均資源最少，慾望最強，道德最差。從極窮到全世界的富有都展現在你面前，於是求富心理特別強。」現在最底層的幾億農民覺醒了，對財富的追求、提高生活水準的要求和城裡人一樣。這種潛意識是天經地義的，但問題是，如果九億農民都向城裡生活水準看齊，社會承受得了嗎？擴而言之，如果所有中國人把自己的生活水準都向美國人看齊，那麼世界是否承受得了？
當然，不能說這不應該，這涉及到人權。不能說美國人能這樣，中國人不能這樣；不能說城裡人能這樣，鄉下人就不能這樣。王認為，問題是這樣的人權能不能滿足，即使能滿足，又能不能承受得了。現在中國人再也沒有那種天命意識，以為「我窮是命不好」，而都會把責任歸咎於社會，歸咎於不平等制度，這就醞釀了十分強烈的不滿情緒，造成可能爆發的火山。
農村知青的歷史輪迴
進城的農民大都是農村知識青年，王說這是歷史輪迴。當年，知識青年在城裡找不到工作，於是下鄉搶農民飯碗，現在人家回來要回報。進城的知識青年許多是農村精英，自尊的意識、對各方的訴求比最底層的農民強烈得多。他們目睹這種不平等和巨大差距，心理更不平衡，自覺每天辛辛苦苦，風裡來雨裡去，干(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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