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宣傳鬧劇：「憶苦思甜」變成憶大躍進的苦 記憶、遺忘與誘騙──談人與狗的心理區別(2)

有些事，人是永生不會忘記的，那是因為事情及其記憶達到了一定的強度，以至於形成了個人下意識或者集體無意識水平的優勢。我曾總結人的記憶也有四項基本原則或稱規律：其一，最痛者最易記住，也就是說，要使人忘記最痛苦的事情最難辦到，例如要想讓丁子霖、蔣培坤夫婦忘記死於「二八四」的愛子蔣捷連，這如何可能？!其二，快樂的體驗未必能久留於人的記憶，因為人總是不斷追尋著更大的快樂，也就是說，要使人永遠沉醉在快樂的記憶中幾乎不可能，其三，情緒的印痕永遠比知識、物相之類更有優勢，這就是說，記憶使人近目的而遠手段，要使青年人成為學習機器、勞動工具之類尤其困難。其四，倘無外力干預，記憶不自欺:水遠忠實於主人，這樣，要使人們在記憶中自欺欺人，便非得一代、幾代甚至永遠確保有蠻橫的外力，以及永不匱乏的以假亂真伎倆施於來者。可見，人的記憶的這四項基本原則，下通於人性，上行於社會，無時無刻、無事無處不在起作用。這樣，反人性、反社會的努力，往往費盡氣力也難弄假成真。

但是，例如為了皇權的尊嚴，就需要有龐大、系統、嚴密的造假專業大軍。中國的統治者歷來重視以假亂真的大業。

於是，當人性及其記憶基礎上的社會行為，從那造假巨手的指縫中漏出的時候，就不免出現一些滑稽、尷尬與難堪－－

在干校，一個『憶苦思甜』的笑話流傳很廣：部隊請來了一位苦大仇深的貧農老大娘憶舊社會的苦。老大娘一把鼻涕一把淚哭訴得台下戰士口號連天，悲憤無比。可聽著聽著部隊首長就迫下及待地把老大娘請下了臺，原來貧農老大娘憶的全是新社會『困難時期』挨餓的苦。(同上書二百二十一頁)

現在學心理學的大學生或許會將呂女士的親歷瞭解為記憶的錯位－－那大娘該不是分不清前漢後漢、今朝舊朝了吧。老年人憶舊安錯了年月是常見的。但是差不多同一天，我就在哲學家徐友漁的新著《自由的言說》讀到他下鄉接受再教育親歷的一幕－－

「憶苦會上讓那些「苦大仇深」的老人們講他們在那暗無天日的舊社會所過的牛馬不如的生活。年輕一代聽了，就會受到教育與啟發，決心跟共產黨走，不讓那吃人的舊社會復辟。但令我們大惑不解的是，幹部們在會前向老農民反覆交待，憶苦不要憶錯了時間，要講一九四九年之前的苦，不得講一九六二年的苦。儘管如此，那些頭腦不清的老人們一大半還是講起他們在一九六二年的遭遇，講那時餓得多難受，餓死了多少人，他們憶苦憶得熱淚縱橫，急得幹部大叫：「叫你們憶蔣介石的苦，不是憶劉少奇的苦!」

「這些幹部在會上裝正經，而平時說話就很下注意。我聽過不止一位生產隊長(都是黨員)抱怨目前生活太苦，他們緬懷以前給地主幹活的日子。那時，在栽秧打穀的大忙季節，他們一天可以吃上五頓，大碗的米飯，大塊的肉，外加湯圓之類的小吃，有時甚至是地主太太親自盛菜端飯。……:《自由的言說》九十二頁)誘騙造孽記憶張冠李戴當然，黨員小隊長們的記憶並無普遍性，更不意味著可以二覺回到解放前」。例如當年披露的「霸地主」劉文彩就是一個反例。既使劉文彩的真實面目曾被肆意歪曲，例如「那位坐過劉家水牢的婦女事後承認是幹部們讓她那樣編的……」劉家其實並不曾有過水牢。問題是，上述記錄中「不是憶劉少奇的苦!」頗使我覺得蹊蹺!眾所周知，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四千萬人--取折中的估算)，主要的責任首先在毛澤東，其次才是黨中央，以及這個中央代表的黨，與這個黨的運作所代表的現實制度--也叫三個代表」吧)，而劉少奇，是用力抵制過浮誇風、共產風的，怎能說是「劉少奇的苦」呢？

可見記憶會出現怎樣的五花八門、真假雜錯、張冠李戴!－－這當然是誘騙造的孽?p>有些事時間長了，記不真確與不知道的人就多了，尤其劇中人變成了局外人或旁觀者，

一次次的改編翻拍，就會淹沒掉原劇的真面目。但是，當今中國老年人中間流行的有關「新中國」與「中華民國」甚至「滿洲國」的民間比較，也著實出乎「肉食者」們的意料。

呂大渝筆下的狗「記吃不記打」，其實我小時候，也就是五十年代末期六十年代初期，常見生產隊組織打狗，大概是防國民黨反攻大陸，打狗的民兵還有步槍呢!後來聽說，那是因為幹部嘴饞了，狗肉可好吃哩。動物在「舊社會」的安全也絕對勝於「新社會」的，人就更不用說了!現在有的大學生以為法輪功信徒是應當遭到狗一般對待的，「八九一代」的哥哥姐姐們，絕大多數是決不會這樣看的，一部分中國人堅守著記憶與一部分中國人實施著誘騙，誰說不是一場鬥爭呢!(開放雜誌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