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之後，以鄧小平、江澤民為代表的力量，將中國一步步推入被暴富集團全面掌控的深淵。胡耀邦、趙紫陽的開明勢力，過去還生龍活虎，有所作為，1989年之後，中國幾千年來統治集團內時斷時續的開明，由於共產黨統治的極權根性和社會矛盾的全面緊張，而壽終正寢。中國已經到了這樣一種地步：統治者已經不能容忍開明派的存在，個別領導人的開明作風，開明離休官員偶爾發一些正義的聲音，或者暴富集團不時擺出來這樣那樣的讓步姿態，例如溫家寶對收容遣送的行政性廢除、減免農業稅、義務教育一費制、逐漸擴大社會保障面，這些都既不能絲毫遏制共產黨從極左畸變到極右，也不能使被統治民眾的命運有任何實質的改善——共產黨暴富集團對民眾的無奇不有、無惡不作的剝奪在不斷擴展。
我接觸過一些開明的離退休老幹部，他們都說：「中國已經是‘有特色的資本主義’了」。
這個「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在1992年到1997年基本形成。1998年江李朱合作，開始了鞏固階段。八年過去，有很多鞏固「權痞資本主義新秩序」的鬼名堂。在各行各界徹底推行權力中心的等級制，例如高校、黨政機關內待遇懸殊、尊卑分明的15到20個等級，遠遠超過了毛澤東時代的八級工資制；含含糊糊地說、肆無忌憚地實行「暴富勢力廣泛滲入權力系統」政治路線；對外實行「內外利益共同體」戰略，也即我所命名的「經濟超級賣國主義」……職業政權維持機構全方位多層次實行「特務擴張」；對民眾的任何群體抗爭實行堅決的鎮壓方針……等等。但是，中國變得越來越混亂了，例如權力高層的指令除了政權控制方面能夠獲得各地各層的快速響應外，所有真正帶有建設性的政令都遭遇下層地方官僚流氓痞子般地怠慢甚至違抗。
中國老百姓真苦，中國當官的真貪得無厭，中國真危險！
共產黨剝削、腐敗的成果卻不可謂不「輝煌」！
給腐敗結個賬
專家們有研究，認為最腐敗的國家每年的「尋租收入」（即「腐敗成果」，著名學者秦暉稱之為「權力索貢」），約佔其國內生產總值的15%-30%。無疑是出於「善意」，專家們計算中國的「尋租收入」是按10%-15%算的。以1998年近8萬億的GDP計，則其中的8000-12000多億左右落入了腐敗集團的私囊。從學生們曾高喊應懲治的「官倒」大量出現至今呢？最保守的估計也有40萬億以上進了腐敗集團的腰包。
在國內報刊上，這筆賬不止一個專家斷斷續續算過。我最早注意到這樣的計算出現是在1988年的《人大報刊複印資料》上。1998年12月7日《西安晚報》上的一則報導，至少我一點也不感到震驚。報導稱：有專家認為中國的權力資本經歷了四個階段，一是農村土地承包階段，約有20億人民幣的集體財產落入集體幹部手中；二是商業資本階段，由國家壟斷形成的貿易渠道轉換為私人所掌握的財產轉移，約5萬億元……；三是以生產資料雙軌制為標誌的生產資本階段，約350億元……；四是1992年以後的金融資本階段，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額度的分配，股票證券市場的操縱，房地產泡沫經濟，產權交易與重新界定，計畫利率與黑市利率並存，貸款權力的使用等。這樣就不下於10萬億。
那時候，有作者認為《西安晚報》的文章最後的10萬億有兩種可能，一是指第四階段就有10萬億，二是指四個階段總共10萬億。我當初傾向於後一種理解。2000年夏季，有友人認為我估計的13萬億太「遮掩」了，說有專業學者計算的是30萬億。天哪！不要驚訝——經濟學教授揚帆在2000年《戰略與管理》第6期上撰文指證了：
我在1998年曾經計算過中國的「灰色收入」，20年以來利用權力渠道和國家資源，直接和間接變成私人財產的，竟然高達30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此前？——引者）6年的國民生產總值。按照「國際標準模型」計算出來的中國基尼係數，沒有計算灰色收入，也已經達到0.45以上，超過了俄羅斯的水平，而且每年在提高。如果將巨大的灰色收入記入，說基尼係數超過0.5，甚至更高，恐怕不是誇大。中國的兩極分化，包括貧富分化，東西分化，城鄉分化和代際分化，已經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2000年《戰略與管理》第6期第100頁）
八年去了！2006年4月25日，楊帆教授又發表相關最新的研究成果，題為《中國的腐敗資金有多少？——嚴防腐敗資金與投機資本破壞國家金融安全》。他說：「1998年以後腐敗升級，加入了國有企業改革和房地產兩大項， 7年以來應該不下於15萬億人民幣。」「如果把個人實際控制，在公家名義下報銷的奢侈性消費也計入， 如我曾經估計1998年黃色收入，地下交易大約5000億人民幣，其中用公款報銷者約3000億人民幣，10年就是40000億人民幣。 加上越演越烈的評比風，學術教育醫療和媒體腐敗， 總體估計改革30年以來，腐敗資金規模不下於 60萬億人民幣。」
我注意到，揚帆的經濟學同行還沒有誰對他的測算表示過異議。
關於權力腐敗的經濟學解剖，何清漣女士曾做過較系統的工作，有的經濟學家不以為然，我卻以為，應當不以為然的正是麻木不仁的不以為然。有作者說，不讀何清漣的書一樣糊塗過日子，一讀知道了日子本可以過得不這麼壞，便特別痛苦。說的是啊，多少萬億呀！溫家寶總理老喜歡算中國的人均賬，那麼，60萬億除以13億人口，每人將近5萬元人民幣呀！
有人說揚帆是新左派經濟學家。我雖不認同「新左派」的某些政治立場，但60萬億這筆賬算得對不對，不管出於誰的計算，肯定是一個可以獨立討論的問題，不能因為算賬的人持何價值取向而輕易否定掉。事實上，「老左派」的《真理的追求》、《中流》等刊物，在揭露顯示黑暗方面也曾有一些有價值的研究，同樣不應當一筆勾銷。如果有什麼自由主義者圓熟到忌諱這樣的算賬，我本人首先會恥與這樣的自由主義者為伍。我看最忌諱這樣算帳的一定是江澤民時代飛速形成的權痞暴富集團。對江澤民封殺老左派刊物，必須加以抗議，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必須看到老左派對於揭露邪惡的「新右」，也有其不可抹殺的意義。
化私為公（從1953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改造」獲取的民間財富，到如今壟斷行業的超額剝削）已經是一重嚴重不公，從「官倒」到所有者、監守者都缺位（秦暉）的黑箱式公企改製造成的化公為私，更是多重的極度不公。中國人口中最窮的20%與最富的20%分別擁有的財富之比，不是一比幾而是一比幾十倍、幾百倍了！
中央黨校吳忠民先生在《中國經濟時報》撰文指出：中國的貧困人口遠遠不是官方所說的3000萬，而是高達2億5千萬！誰都知道，中國的私營企業根本無法與美國相比，那麼，為什麼私營企業並不發達，兩極分化程度（基尼係數達到了0.54（一項中港兩地學者合作的研究），遠遠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卻將美國拋在後面了呢？這不是奇了大怪嗎？孫中山曾經說過，社會主義有幾十種主張，但我可以肯定：中外有史以來（第一批當代中國史學家曾將兩漢之間的王莽政權說成社會主義的）的社會主義，一定沒有今天中國這彌天大謊式的一種！權力腐敗嚴重到什麼程度？專家們也有研究：多年來穩居世界前5名的「先進」行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2003年撰文指出：北京在職群體賬面上收入最高的10%與收入最低的10%差距有10倍之多，如果推廣到全國，就可能有百倍的差距。與例如農民「非在職」群體相比呢？
趙人偉先生2003年在《令人焦慮的居民財產差距》一文中說到：據國家統計局的調查，1984年城市居民戶均金融資產僅為0.13萬元，到2002年6月末，戶均7.98萬元。按五等分組，1996年6月末，最高20%家庭戶均佔48%，較高佔23%，最低的只佔4%，最高的是最低的12倍。到了2002年的6月末，最高的20%佔到66.4%，較高的佔了17.6，最低的只佔1.3%，最高的是最低的51倍。另據國家統計局的調查，截至2002年6月末，城市居民家庭財產戶均22.83萬元，其中房產為10.94萬元，佔47.9%，金融資產7.8萬元佔34.9%，耐用消費品1.15萬元佔5%，經營資產2.77萬元佔12.2%。最窮的10%家庭僅佔1.4%，最富的10%佔了45%，基尼係數為0.51，遠遠高於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0.32。
我心算了一筆賬，如果全國現有下崗工人1000萬，每人每年可領到1萬救濟金，那麼，一年也只需1000億，10萬億就可以管他們100年。而按平均每人每年2500元計算，就可以管400年！當然如果連2500元也不能保證的話，那10萬億的作用期就更長了。
馬望德先生在一篇短文中，對他聯想到的幾筆賬沒展開。例如他聯想到1998年全國居民的銀行總儲蓄額是4萬多億，如展開的話，就可以這樣推想：如果按我說的10多萬億腐敗金中還有1/4沒花掉都存在國內銀行（那時還未行實名制），就等於普通老百姓一分錢沒存——而這是不可能的；那麼，就意味著都裝在貪官腰包裡？這也不可能。那麼有多少錢出境「援外」、「輸出」，或者在國內例如股市「洗來洗去」，或者逃出之後又以外資面貌「引進」了呢？這些都有待專制政治結束之後才有大致弄清的可能，現在最好的專家也只能作出最保守的測算。
馬望德先生的另一個聯想是，截止1998年的20年來，中國共引進外資2500億美元。我要加以展開說的是，中國被「引出」的資金遠遠超過「真引進」的數倍。這樣看「開放」的話，也就是「失」大於「得」了。
馬望德先生很細心，他在1998年注意到僅中共十四大以後各地各級查處出來的貪官是22046名。如展開說就是，除以10萬億則人均是4.5億。何清漣女士在《中國的陷阱》（《現代化的陷阱》一書的港版書名）中曾引陳宗勝先生1987年的有關研究，說明腐敗與收入分配差距的關係。從其中基尼係數與官員犯罪人數的函數關係看，中國官員犯罪率當已達到了40%左右。中國「官員」約有2000萬人。這樣以10萬億除下來，人均則為100萬元左右。而算上不是「官」的「官」，包括已經「下海」的「體制外」太子黨、家人親屬七大姑八大爺狐朋狗友之類，我估計中國參與腐敗的群體應當不低於6000萬人，正好相當於2000年前後中共組織的成員總數（請普通黨員不要誤會，這裡只是做數量上的類比）。
我接觸過一些開明的離退休老幹部，他們都說：「中國已經是‘有特色的資本主義’了」。
這個「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在1992年到1997年基本形成。1998年江李朱合作，開始了鞏固階段。八年過去，有很多鞏固「權痞資本主義新秩序」的鬼名堂。在各行各界徹底推行權力中心的等級制，例如高校、黨政機關內待遇懸殊、尊卑分明的15到20個等級，遠遠超過了毛澤東時代的八級工資制；含含糊糊地說、肆無忌憚地實行「暴富勢力廣泛滲入權力系統」政治路線；對外實行「內外利益共同體」戰略，也即我所命名的「經濟超級賣國主義」……職業政權維持機構全方位多層次實行「特務擴張」；對民眾的任何群體抗爭實行堅決的鎮壓方針……等等。但是，中國變得越來越混亂了，例如權力高層的指令除了政權控制方面能夠獲得各地各層的快速響應外，所有真正帶有建設性的政令都遭遇下層地方官僚流氓痞子般地怠慢甚至違抗。
中國老百姓真苦，中國當官的真貪得無厭，中國真危險！
共產黨剝削、腐敗的成果卻不可謂不「輝煌」！
給腐敗結個賬
專家們有研究，認為最腐敗的國家每年的「尋租收入」（即「腐敗成果」，著名學者秦暉稱之為「權力索貢」），約佔其國內生產總值的15%-30%。無疑是出於「善意」，專家們計算中國的「尋租收入」是按10%-15%算的。以1998年近8萬億的GDP計，則其中的8000-12000多億左右落入了腐敗集團的私囊。從學生們曾高喊應懲治的「官倒」大量出現至今呢？最保守的估計也有40萬億以上進了腐敗集團的腰包。
在國內報刊上，這筆賬不止一個專家斷斷續續算過。我最早注意到這樣的計算出現是在1988年的《人大報刊複印資料》上。1998年12月7日《西安晚報》上的一則報導，至少我一點也不感到震驚。報導稱：有專家認為中國的權力資本經歷了四個階段，一是農村土地承包階段，約有20億人民幣的集體財產落入集體幹部手中；二是商業資本階段，由國家壟斷形成的貿易渠道轉換為私人所掌握的財產轉移，約5萬億元……；三是以生產資料雙軌制為標誌的生產資本階段，約350億元……；四是1992年以後的金融資本階段，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額度的分配，股票證券市場的操縱，房地產泡沫經濟，產權交易與重新界定，計畫利率與黑市利率並存，貸款權力的使用等。這樣就不下於10萬億。
那時候，有作者認為《西安晚報》的文章最後的10萬億有兩種可能，一是指第四階段就有10萬億，二是指四個階段總共10萬億。我當初傾向於後一種理解。2000年夏季，有友人認為我估計的13萬億太「遮掩」了，說有專業學者計算的是30萬億。天哪！不要驚訝——經濟學教授揚帆在2000年《戰略與管理》第6期上撰文指證了：
我在1998年曾經計算過中國的「灰色收入」，20年以來利用權力渠道和國家資源，直接和間接變成私人財產的，竟然高達30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此前？——引者）6年的國民生產總值。按照「國際標準模型」計算出來的中國基尼係數，沒有計算灰色收入，也已經達到0.45以上，超過了俄羅斯的水平，而且每年在提高。如果將巨大的灰色收入記入，說基尼係數超過0.5，甚至更高，恐怕不是誇大。中國的兩極分化，包括貧富分化，東西分化，城鄉分化和代際分化，已經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2000年《戰略與管理》第6期第100頁）
八年去了！2006年4月25日，楊帆教授又發表相關最新的研究成果，題為《中國的腐敗資金有多少？——嚴防腐敗資金與投機資本破壞國家金融安全》。他說：「1998年以後腐敗升級，加入了國有企業改革和房地產兩大項， 7年以來應該不下於15萬億人民幣。」「如果把個人實際控制，在公家名義下報銷的奢侈性消費也計入， 如我曾經估計1998年黃色收入，地下交易大約5000億人民幣，其中用公款報銷者約3000億人民幣，10年就是40000億人民幣。 加上越演越烈的評比風，學術教育醫療和媒體腐敗， 總體估計改革30年以來，腐敗資金規模不下於 60萬億人民幣。」
我注意到，揚帆的經濟學同行還沒有誰對他的測算表示過異議。
關於權力腐敗的經濟學解剖，何清漣女士曾做過較系統的工作，有的經濟學家不以為然，我卻以為，應當不以為然的正是麻木不仁的不以為然。有作者說，不讀何清漣的書一樣糊塗過日子，一讀知道了日子本可以過得不這麼壞，便特別痛苦。說的是啊，多少萬億呀！溫家寶總理老喜歡算中國的人均賬，那麼，60萬億除以13億人口，每人將近5萬元人民幣呀！
有人說揚帆是新左派經濟學家。我雖不認同「新左派」的某些政治立場，但60萬億這筆賬算得對不對，不管出於誰的計算，肯定是一個可以獨立討論的問題，不能因為算賬的人持何價值取向而輕易否定掉。事實上，「老左派」的《真理的追求》、《中流》等刊物，在揭露顯示黑暗方面也曾有一些有價值的研究，同樣不應當一筆勾銷。如果有什麼自由主義者圓熟到忌諱這樣的算賬，我本人首先會恥與這樣的自由主義者為伍。我看最忌諱這樣算帳的一定是江澤民時代飛速形成的權痞暴富集團。對江澤民封殺老左派刊物，必須加以抗議，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必須看到老左派對於揭露邪惡的「新右」，也有其不可抹殺的意義。
化私為公（從1953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改造」獲取的民間財富，到如今壟斷行業的超額剝削）已經是一重嚴重不公，從「官倒」到所有者、監守者都缺位（秦暉）的黑箱式公企改製造成的化公為私，更是多重的極度不公。中國人口中最窮的20%與最富的20%分別擁有的財富之比，不是一比幾而是一比幾十倍、幾百倍了！
中央黨校吳忠民先生在《中國經濟時報》撰文指出：中國的貧困人口遠遠不是官方所說的3000萬，而是高達2億5千萬！誰都知道，中國的私營企業根本無法與美國相比，那麼，為什麼私營企業並不發達，兩極分化程度（基尼係數達到了0.54（一項中港兩地學者合作的研究），遠遠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卻將美國拋在後面了呢？這不是奇了大怪嗎？孫中山曾經說過，社會主義有幾十種主張，但我可以肯定：中外有史以來（第一批當代中國史學家曾將兩漢之間的王莽政權說成社會主義的）的社會主義，一定沒有今天中國這彌天大謊式的一種！權力腐敗嚴重到什麼程度？專家們也有研究：多年來穩居世界前5名的「先進」行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2003年撰文指出：北京在職群體賬面上收入最高的10%與收入最低的10%差距有10倍之多，如果推廣到全國，就可能有百倍的差距。與例如農民「非在職」群體相比呢？
趙人偉先生2003年在《令人焦慮的居民財產差距》一文中說到：據國家統計局的調查，1984年城市居民戶均金融資產僅為0.13萬元，到2002年6月末，戶均7.98萬元。按五等分組，1996年6月末，最高20%家庭戶均佔48%，較高佔23%，最低的只佔4%，最高的是最低的12倍。到了2002年的6月末，最高的20%佔到66.4%，較高的佔了17.6，最低的只佔1.3%，最高的是最低的51倍。另據國家統計局的調查，截至2002年6月末，城市居民家庭財產戶均22.83萬元，其中房產為10.94萬元，佔47.9%，金融資產7.8萬元佔34.9%，耐用消費品1.15萬元佔5%，經營資產2.77萬元佔12.2%。最窮的10%家庭僅佔1.4%，最富的10%佔了45%，基尼係數為0.51，遠遠高於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0.32。
我心算了一筆賬，如果全國現有下崗工人1000萬，每人每年可領到1萬救濟金，那麼，一年也只需1000億，10萬億就可以管他們100年。而按平均每人每年2500元計算，就可以管400年！當然如果連2500元也不能保證的話，那10萬億的作用期就更長了。
馬望德先生在一篇短文中，對他聯想到的幾筆賬沒展開。例如他聯想到1998年全國居民的銀行總儲蓄額是4萬多億，如展開的話，就可以這樣推想：如果按我說的10多萬億腐敗金中還有1/4沒花掉都存在國內銀行（那時還未行實名制），就等於普通老百姓一分錢沒存——而這是不可能的；那麼，就意味著都裝在貪官腰包裡？這也不可能。那麼有多少錢出境「援外」、「輸出」，或者在國內例如股市「洗來洗去」，或者逃出之後又以外資面貌「引進」了呢？這些都有待專制政治結束之後才有大致弄清的可能，現在最好的專家也只能作出最保守的測算。
馬望德先生的另一個聯想是，截止1998年的20年來，中國共引進外資2500億美元。我要加以展開說的是，中國被「引出」的資金遠遠超過「真引進」的數倍。這樣看「開放」的話，也就是「失」大於「得」了。
馬望德先生很細心，他在1998年注意到僅中共十四大以後各地各級查處出來的貪官是22046名。如展開說就是，除以10萬億則人均是4.5億。何清漣女士在《中國的陷阱》（《現代化的陷阱》一書的港版書名）中曾引陳宗勝先生1987年的有關研究，說明腐敗與收入分配差距的關係。從其中基尼係數與官員犯罪人數的函數關係看，中國官員犯罪率當已達到了40%左右。中國「官員」約有2000萬人。這樣以10萬億除下來，人均則為100萬元左右。而算上不是「官」的「官」，包括已經「下海」的「體制外」太子黨、家人親屬七大姑八大爺狐朋狗友之類，我估計中國參與腐敗的群體應當不低於6000萬人，正好相當於2000年前後中共組織的成員總數（請普通黨員不要誤會，這裡只是做數量上的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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