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点名挽留张爱玲但她还是“润”了(图)
张爱玲在上海的最后三年

2026-10-30 12:15 作者:贾小凡

张爱玲。（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949年，上海即将易手。周恩来同夏衍商量中共接管上海后的文化工作。

夏衍1927年就加入中共，1929年同鲁迅一起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之一，报告文学《包身工》就出自他手。上海易手以后，他还出任上海文管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主管上海文艺界。周恩来在谈话中提到几位从来不属于“进步文化阵营”的名人，叮嘱要设法争取他们留下，其中有刘海粟、张爱玲。夏衍晚年回忆这件事时提到，周恩来在重庆的时候，已经辗转读过张爱玲的《传奇》。

然而三年后的1952年7月，张爱玲离开上海去了香港，终生再没有回大陆。

从1949年5月上海易手，到1952年7月离开，张爱玲在中共政权下的上海住了三年。这三年发生了什么？这三年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相继展开，毛泽东亲自出手批判电影《武训传》，知识份子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运动接踵而来，她赖以为生的那个文化环境一年一年变了模样。她和导演桑弧的感情，也在这几年里从彼此扶持走到了各自分开。一个作家怎样被时代推着走，一个时代的文艺生活又怎样被红色政治重新安排，张爱玲在上海的最后三年里，都看得清清楚楚。

同在名单上的刘海粟，后来被抄家批斗；从美国应邀回国的老舍，在文革中受辱，死在北京太平湖；就连当年奉命争取她、还想给她安排工作的夏衍本人，也被关押多年，直到1975年才获释。

周恩来争取非左翼作家图什么

说起周恩来为什么要特别点张爱玲的名，周读过《传奇》，只不过是个人的阅读喜好，解释不了他为什么要专门过问一个女作家的去留。

要理解这件事，得先看1949年的张爱玲是什么处境。抗战胜利以后，她因为和胡兰成的关系，在舆论里被归入“文化汉奸”一类。1947年她在《有几句话同读者说》里写道，自己从没想到需要辩白，这一年来却常被人议论，好像被列进了文化汉奸的名单；她还说，自己写的文章从不涉及政治，也没拿过任何津贴。陈子善认为她这话说得太轻巧了，当时的社会舆论，实际上已经把她判定为“女汉奸”之流。说实话，周恩来点名要争取的这位作家，没什么政治资本，身上还背着一层很重的嫌疑。

然而周恩来交代给夏衍一个方针。据夏衍记述，赴上海之前，周恩来要求把团结的范围放宽，过去不问政治的人，甚至反对过共产党的人，只要愿意留下、“爱国”、肯为中共做事，都应当争取。张爱玲正好落在这个范围的“最边缘”。连她这样的人也写进争取名单，等于向整个上海文化界示好：中共“团结”的范围放得有多宽，名单上的名字越出人意料，这个姿态就越卖力。

上海的文化生产当时大半还握在民间手里。拿电影来说，国营创作队伍还没建立起来的那几年，全国每年将近四分之三的国产片出自私营公司。张爱玲1947年为私营的文华影片公司编剧《不了情》和《太太万岁》，导演都是桑弧。《太太万岁》上映时场场爆满。中共要接管的，正是这样一张由编剧、导演、报人、出版商和读者连起来的圈子，圈子里叫得响的名字，能留下一个是一个。张爱玲又是这张网里最难归类的一个。她大红大紫的成名跟“革命立场”没有什么关系，笔下写的是家庭、生计、婚姻等，和讲集体、讲“革命叙事”离得很远。

1988年，夏衍谈起自己为什么欣赏张爱玲、希望她留下，说得很坦白：“一是爱才，二是由于恩来同志一直教导我们的‘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一方针。”显然，爱才是出于文学成就上的判断，“团结”则是政治工作。

张爱玲在上海的最后三年

这三年里张爱玲怎样观望、试探，又怎样一步步沉默下去，最近，柴静在她的节目中有细致的梳理。

部分参考柴静的整理，1949年4月，上海还在放映桑弧导演的《哀乐中年》，张爱玲参与了剧本，没有署名。文华公司的老板吴性栽去了香港，她要走也走得了，却留了下来。三年前她写过一篇《中国的日夜》，说满街打着补丁的蓝布，在她眼里就是中国的国色；她也说过，文人像园子里的树，挪出去就得连根拔起。到了1949年，上海还有她的笔、她的朋友，还有她的感情。

可这一整年，她一个字也没有发表。与周恩来相熟的作家赵清阁约她给《大公报》写稿，文章一登出来，就被另一家左翼报纸骂作敌伪时期的行尸走肉，魏绍昌说她从此噤若寒蝉。报上那时正为一个问题争了好几个月：小资产阶级还能不能写？夏衍回答当然可以，北京的《文艺报》随即点名批评夏衍右倾，主持《文艺报》的正是丁玲。

张爱玲说过，无产阶级的故事她不会写，她只会写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个问题怎样回答，直接决定了她还能不能靠写作活下去。

1950年3月，张爱玲的《十八春》开始在《亦报》连载，写的正是小资产阶级的爱情。男女主角是两个职员，感情温厚，下雪天烤着火，听楼下叫卖豆腐干的声音渐渐远去，盘算着怎样攒钱结婚。署名改成了“梁京”，她后来告诉宋淇，这个笔名是桑弧替她取的，她自己的理解是梁朝京城，带一点“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意味，暗指她的家世。连载前一天，桑弧化名在报上推荐，称赞作者的思想感情比从前沉着安稳，是可喜的进步。这部小说成了她在上海市民中影响最大的作品，有女读者哭着找上门来，说书里写的就是她自己。

张爱玲后来在给朋友的信里提到，桑弧还拿苏联小说举例，算出一个“一片大好”的市场，劝她留在大陆。

同一个月，桑弧开拍《太平春》，一部动员群众购买政府公债的片子。6月上映前，他先公开检讨了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包袱。张爱玲化名写了一篇影评，她一向喜欢年画、社戏、昆曲，还向弟弟推荐过《白毛女》和《小二黑结婚》。可同一场电影里，银幕上半夜砸门抽壮丁，她说想起杜甫的“有吏夜捉人”，在挤满人的热戏院里，从身上一直冷到头皮。

张爱玲的影评刊出第二天，《文汇报》主编就点名批评桑弧的小资产阶级温情需要改造，夏衍随即出面替他说话。柯灵在给黄佐临和桑弧的信里转述，说那些批评不正确，以桑弧过去的作品来看，这部片子是一次飞跃的进步。

张爱玲拿中共配给的土布自己设计了一件喇叭袖的唐装，穿去登记户口。干部问她识不识字，她反倒觉得惊喜，因为她向来不喜欢某些知识份子端着架子的样子。不过那以后她心里突然明白，一个人穿什么，已经可以被看成政治态度。

那年7月24日至29日，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虹口的解放剧场举行，代表名单上有她，用的仍是“梁京”。柯灵后来回忆，那天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而当时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灰布中山装。龚之方也记得，她拿着代表证去开会，坐在最后一排，不让人注意她，在他看来，代表名额显然是夏衍替她安排的。

会上的一幕有些令人心寒。曾经支持过她的赵清阁，被拉上台当作“白专典型”做检讨。赵清阁原本坚决不肯，会前一晚，领导派了人守在她家，不答应检讨就不走。第二天她在台上一直流泪，台下的人还觉得她检讨得很深刻。散会后她最后一个走出会场，看见张爱玲在门口等她。张爱玲什么也没说，只伸出手来，跟她握了一握。此后三天，张爱玲没有再到会，报上说她是冷气太足、着了凉。就在这三天里，大会通过决议，当年冬天组织上海作家下乡，参加华东土改。

张爱玲在《秧歌》的跋里，记下了那段时间听来的事：下乡的知识份子大多随身带钱，在镇上买私房菜吃，否则就得跟着农民挨饿；她认识的一个女孩在南昌附近乡下，和农民一起喝掺着一段段青草的米汤。她还在上海看过一部土改电影，从时间和情节推断，应是吴永刚导演的《辽远的乡村》，银幕上是土改后的丰收，潜伏的特务放火烧粮仓。她当时就想，这个情节要不是凭空编造，就是农民的报复被扭曲了。这个念头后来促成了《秧歌》的内容，书里有个下乡挨饿、不敢说又不得不写的编剧，把饥民抢粮、干部开枪改写成了特务破坏。她说，人有适应环境的本能，这没有什么不对，终究是可悲的。（想来，这话也包括指向她自己。）

1950年10月，中共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抗美援朝”相继展开，美国电影从上海的银幕上消失了。张爱玲的小说《小团圆》里，九莉说自己不再看美国片。上海组织起两万多民兵，1951年4月一次抓捕了八千多人。后来张爱玲在《赤地之恋》里写过一个替丈夫喊冤的女人，得知丈夫已被枪毙，反倒写了坦白书，说人民政府绝不会错杀一个人，他被处死就证明他有罪。

从1951年2月起，张爱玲沉默了八个多月，对外只说在酝酿下一部小说。这八个月里，上海文艺界经历了桑弧所说的一场大地震。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武训传》出自上海私营的昆仑影业，1950年12月中宣部、文化部等单位审片时，在场的领导看了都很满意。社论发表后，到5月底的十一天里，公开发表的批判和检讨文章就有108篇，到8月底超过850篇。8月，夏衍的检讨登上《人民日报》，承认两年来没有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上海文艺工作者进行自我改造。桑弧在学习班里很积极，希望入党；他后来说，此后上海的电影人只求政治无过，不求艺术有功。1952年的国产片数量，从前一年的23部跌到只有8部。

中共的思想改造运动从1951年秋天起在知识份子中铺开，三反五反又在1951年底到1952年间席卷各行各业，留给一个靠写字和编剧为生的人的空间，越收越窄。

这段时间张爱玲在写《小艾》，一个旧社会的女佣在“解放”后得到“新生”，这是她自己说的、她唯一知道的无产阶级故事。小说里的男人热心学习，回家常给妻子讲新民主主义和社会发展史，妻子坐在一旁静静听着，张爱玲却写：她仿佛觉得，理论是男人的一种装饰品。

1951年11月，《小艾》开始连载，这是她在大陆的最后一部作品。12月起，《亦报》头版接连刊出三反的消息，谁被审查，谁被逮捕，谁自杀了；小说登在第三版副刊上，写的仍是解放前的上海，晾在竹竿上的蓝布褂子，黑得像船舱的阁楼，插在玻璃杯里的栀子花。1952年1月，小说匆匆收在一个光明的尾巴上。连载结束的同一个月，张爱玲向香港大学申请复学。

从《十八春》到《小艾》，她的笔一步步往后退。先是把小市民的爱情送去东北，接着只能回头去写旧上海，再给它装上一个“光明的结尾”。三年里她没有和谁公开冲突过，靠的是化名、沉默，和越来越少的发言支撑着那段日子。

三年里，离她最近的人是桑弧。两人的合作始于1947年的《不了情》和《太太万岁》，此后她还把《金锁记》改编成电影剧本，仍由文华出品、桑弧导演，女主角也定了张瑞芳，剧本写完了，电影却没能开拍。

张爱玲晚年写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里，导演燕山的原型就是桑弧，作家荀桦的原型是柯灵。九莉认识燕山时，正是她最落魄、靠美军罐头里的西柚汁过日子的时候。燕山约了几个朋友在家里请荀桦吃饭，把九莉也叫上，大概是想托荀桦替她找条出路，只是这层用意他没告诉她。可两人之间也隔着东西。燕山问她，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她觉得这是七八岁孩子看电影才会问的话，笑着说自己当然认为自己是好人，对方眼里陡然亮起希望的光，她心里却皱了一下眉。她看得出燕山的阴郁和不安，电影人离不开机构才能生存，她说他是一个彻底的“机构人”。即便如此，九莉后来说，燕山的事她从来没懊悔过，因为那时候幸亏有他。

1951年，桑弧结婚了。就像《小团圆》里的情节，九莉笑着问燕山预备什么时候结婚，燕山笑着答道：“已经结了婚了。”⋯⋯第二年张爱玲去了香港，后来又去了美国，两人直到离世，都不曾在公开场合提起对方。

这段感情为什么没有走下去，研究者至今找不到可靠的说法。桑弧留在上海，拍出了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文革开始后，他遭到轮番批斗，一度说自己此生再也不拍电影。2004年桑弧去世，遗物里有一袋1947年的底片，冲洗出来，是26岁的张爱玲，在阳台上，在卧室里，在灯下，面对着镜头后面的他。这些底片他保存了五十多年，没有冲洗，也没有对任何人提起。

柯灵回忆，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后，夏衍兼任所长，柯灵做他的副手。夏衍跟他说过，想请张爱玲来当编剧，可是“眼前还有人反对”，只好再等等。柯灵还没来得及把消息转告张爱玲，她已经去了香港。夏衍肯替她张罗位置，可见欣赏是真心的，可连夏衍出面都办不成，是否又说明体制内部对她的态度并不一致？

1952年3月，港大批准张爱玲复学。她没有单位，直接去派出所办手续，警察一听她要去香港，脸立刻沉了下来，好像案情严重；她瞒下了自己的作家身份。为了日后写小说，她托旅行社办了路条，去了一趟杭州，吃面时只吃浇头，把面剩下，见同桌有人看了她一眼，她头皮一凛——那正是三反里反浪费的时候。临走前，《亦报》的唐大郎和龚之方张罗了一顿饭，夏衍也在座，还想托他们劝她留在上海。同桌的报人其佩回忆，那天气氛很尴尬，谁都没说什么话。唐大郎刚从革命大学改造回来，正在报上批判自己，《亦报》也在这一年停刊。

7月，张爱玲提着两个箱子走了，书全部送人或贱卖，箱子里带着一本家庭相册。她从罗湖桥出境，前一年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以反革命为目的偷越国境，最重可判死刑。她把出境证交给铁丝网那头的香港警察，在太阳地里等了一个多小时。这边站岗的解放军是个北方男孩，制服又大又皱，看不过去，叫她们去阴凉处站着。张爱玲后来写到这个小兵，说那一刹那，“种族的温暖像潮水一样冲洗上来”，最后一次从她身上冲过。

刚到香港时张爱玲没有钱，中断了港大的学业，睡在女青年会的水泥地上，后来进了美国新闻处做翻译。1954年她连载《秧歌》，那是她自己要写的书；第二部《赤地之恋》，她自述是受美国新闻处委讬，得受别人大纲的约束，结尾同样是“一条匆匆的光明尾巴”，男主角从朝鲜战俘营回到大陆潜伏。她写从中得出的教训是，太违心的事没有好结果。夏衍那边的评语道：张爱玲走上了反共的道路。

1969年在拉德克利夫研究所的英文演讲里，张爱玲说：“1949年以来，大陆作家在比斯大林时期的俄国更严格的意识形态要求下僵住了。”说这话时，她已离开上海整整十七年。

同在名单上的刘海粟

和张爱玲对照，刘海粟是最直接的一个。夏衍追述的那份争取名单上，本来就同时写着他们。张爱玲走了，刘海粟留了下来，可当年周恩来点名被视为值得争取的名人，后来并没有因此躲过政治运动。

据女儿刘蟾回忆，刘海粟1958年被划为右派，到了文革，又被抄家、批斗，家人被拆开分别审问，大量书信和作品就此散失。她记得红卫兵在家里烧东西，记得父亲在客厅挨斗，母亲在卧室挨斗，孩子们在地下室交代问题。刘海粟自己留下的记录写到，1966年8月24日抄家那天，他的书画和收藏烧了整整五个小时，之后又有一拨拨人上门，搬走物品、照片和日记。

1949年被郑重争取的，是一位有社会声望的艺术家；十七年后被付之一炬的，正是他的作品、收藏、书信，一辈子的积累。人是留下来了，遗憾的是他赖以立身的艺术却没有保住。

老舍：应邀归来投身太平湖

如果说刘海粟让人看到留下之后的光景，老舍的结局则把盛情邀请和后来命运之间的落差推到了极处。

1949年，老舍还在美国。中国作家网刊文引述舒乙的说法，同样也是周恩来向文艺界提出要请老舍回来，由郭沫若、茅盾等老朋友联名写信，辗转交到他手上发出盛邀。同年10月，老舍从旧金山动身，12月回到北京。他是带着期待回来的。

回国以后，老舍担任了多项文化职务，1951年获得“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写了《龙须沟》，后来又写出《茶馆》。有一段时间，他本人几乎就是新政权尊重文化人的活证明。可到了1966年这些荣誉一样也保护不了他。那年8月23日，老舍被红卫兵批斗、殴打，第二天死在北京太平湖，通行的记述认为他是受迫害后投湖自尽。

奉命“留人”的夏衍

还有一个人的遭遇更带讽刺意味，就是夏衍。他是中共文化工作的参与者和执行者，深谙周恩来的团结方针，替张爱玲争取过文代会的席位，也确实想过把她安排进电影剧本创作所。作为红色文化名人夏衍本该安全得多，他有党内资历，又长年主管文化工作。

事实恰恰相反。1965年，夏衍被撤去文化部副部长的职务；文革开始后，他被批斗，随后长期关押，到1975年才获释。有关这段经历的记述，留下了他身体受到的损伤、被审查的处境，以及漫长的囚禁生活。

夏衍深信不疑的中共的所谓“团结”，究竟能容下多少不同的声音？周恩来的赏识和亲自关照，又能不能保护文化人不受侵犯？刘海粟被烧掉的书画、老舍挨过的打、夏衍失去的那些年，仅这些早已经给出了沉重的回答。这些人都曾得到过临时给出的待遇，然而政治风向一变，所有的附加条件还不是随时可以被收回？

张爱玲删掉的那个结尾

多年以后，张爱玲把《十八春》改写成《半生缘》，那个让人物奔赴东北、投身“新社会建设”的结尾，被她一笔删去了。这处改动透露出她对那套宏大叙事始终存着的戒心。或许在她看来，小说里那个人丢掉的东西，不因为有人许诺了“光明”的前途就能找补回来，日子换了个样子，心里的疑惑和伤痛也照样还在。

回头再看1949年那份争取名单。周恩来一度想挽留张爱玲，大概是真的，可这份看重始终服务于中共的统战需要。统战要的是名人留下来，替中共宣传撑起“团结”的门面。至于留下来的人往后能不能照自己的心意写字作画，能不能保住自己的作品、自由和性命，从来不在这套方针的考量之内，也根本没有保障。在一个靠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来改造人心的体制里，今天被争取的对象，明天就可能成为被斗争的对象。

张爱玲润香港、润去美国，又写了四十多年，一直写到1995年。她笔下的人物照旧在生计和感情里计较、挣扎，那个被她删掉的小说结尾，她再也没有写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