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3日，上海税务部门的公务员正在工作。（图片来源：FRED DUFOURAFP via Getty Images）
在外界的滤镜里，中共体制内的公职人员依然是一群不可一世的“赵家人”，牢牢握着权力的印信，吸吮着民脂民膏，享受着旱涝保收的特权。其实不然，体制内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雪崩，曾经作为特权象征的“编制”，如今更像是一个装满监控摄像头的精致死囚笼。
没有自由、动辄得咎、全员“裸奔”，中共体制内的人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生存危机。他们最怕的不再是升迁无望，而是体制本身那种无处不在、喜怒无常的吞噬力。这一切的终极根源，恰恰就是中共为了维持绝对控制而建立的极端政治游戏。如今，中共如魔鬼般开始收帐了。
体制空间“绝育” 连村镇教师都被“人质化”进行护照收缴
在中共体制内，过去意味着不必花钱，就能随意借“出国考察”游山玩水、海外洗钱，现在意味着你的物理世界被瞬间压缩到中共行政管辖区的方寸之间，当局用最低成本的“圈禁”，把所有公职人员变成无法出境的肉身人质。从“防叛逃”到“全员连坐”，以前只有涉密人员和县处级以上官员需要上交因私出国护照，现在已从沿海城市的科员到偏远山区的公立小学老师、县立医院内科医生、银行柜员，所有人的护照、港澳台通行证一律被统一收缴，由单位组织人事部门集中保管。
同时，层层扒皮的“乞讨式审批”，想出国探亲或旅游的人，必须经历一场近乎羞辱的审批流程，像乞丐一样填写无数张表格，向组织交代祖宗三代的隐私、出行目的、详细行程，甚至每一分资金来源，并由科长、分管副局长、局长、纪委书记层层签字。而实际操作中，各级领导为了“不出事”保全自己，一律采取能拖就拖、能拒就拒的态度。
例如，山东省潍坊市某区级公立小学英语教师陈某，因独女在英国留学并产子，她计划利用暑假前往英国照顾外孙。当她向校党支部申请拿回护照时，校纪委书记以“当前国际形势严峻，严防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为由直接拒绝。陈某情绪激动据理力争，却被校长私下警告：“老陈，你现在拿护照就是给学校找麻烦。万一你在国外碰见什么反华集会，或者在社交媒体上乱看被大数据抓取，不仅你完蛋，全校今年的精神文明奖金全泡汤！”
广东省茂名市某县级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张某，其子定居香港，张某因患有早期冠心病，想趁假期去香港做一次更精细检查，顺便看望孙子。可医院人事科答复：“根据市卫健委最新通知，医疗系统技术骨干非必要不得出境。如果非要去香港，必须由院党委书记签字，并上报市卫健委党组审批。”张某最终只好放弃，私下痛骂：“老子拿的是自己花钱办的证，看的是自己亲生儿子，现在倒像是个取保候审的劳改犯！”
人人噤若寒蝉 朋友圈变“行尸走肉”圈 饭局成“危局”
如今的中共体制内，“说话”已经演变成一项高危行为，语言成为随时可以定罪的呈堂证据。若打开一个公务员的微信朋友圈，瞬间会产生一种误入党媒喉舌央视“新闻联播”后台的错觉。这里没有个人生活的烟火气和对社会热点的真实同情，只有整齐划一的“学习体会”、官方通稿的转发以及对领导的肉麻吹捧。这样的朋友圈已死，只剩下一具具政治正确的僵尸在互相点赞。中共体制内现在的告密狂热，也导致他们最怕一起吃饭、一起开会的身边同事，甚至是自己悉心培养的年轻下属。私下一句对政策的吐槽，随时可能被“有心之人”用手机录音，成为他人加官进爵的垫脚石。中共政治审查的无限扩大和宣传鼓励，催生了这种极其畸形的告密文化。
例如，浙江省杭州市某区法院年轻法官李某，在一次高中同学聚会上，酒后吐槽一句：“现在上面搞的这个‘类案同判’大数据系统就是个工业垃圾，完全不顾基层法官的死活，纯粹是外行指导内行。”座位中一位在市属国企当法务的同学，为了向自己公司的党委书记邀功，连夜将李某的言论整理成“思想动态反常报告”反映给法院纪检组。两周后，李某被停职反省，被调往档案室管卷宗，仕途彻底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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