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22日，福建泉州工人举横幅上街讨薪。（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看中国2026年3月9日讯】（看中国记者蔡思云综合报导）中国许多工人因为讨薪遭到打击报复，《劳动法》形同虚设，无法保障劳工权益。日前，有人发文揭露，江西一名年轻人因讨薪遭老板威胁，让他在当地永远找不到工作。原来在大陆的县城和乡镇，劳务中介和工厂老板们经营着一份非正式的黑名单。任何工人一旦上了这份黑名单，就会在整个县域的劳务市场上寸步难行。
3月6日，微博公众号李宇琛发文披露中共工人讨薪面临的困境。文章介绍，2月12日，江西泰和县一名年轻工人因被拖欠工资，准备向劳动部门投诉。
随后，工厂负责人打来电话威胁他如果敢投诉，就会将其身分证信息发到泰和县的劳务群里，让他在当地永远找不到工作。对方赤裸裸地威胁：“封杀你，让你永远进不了泰和县的工厂，不要跟我讲什么国家的规定。”
文章表示，这不是个例，而是一套精密的、自下而上生长出来的地方秩序。在大陆的县城和乡镇，劳务中介和工厂老板们经营着一张看不见的网络。这张网络不靠法律运转，靠的是微信群。群里流通的不是招聘信息，而是一份非正式的黑名单，比如：谁不听话、谁爱告状、谁不好管等等。
任何工人一旦上了这份黑名单，就像被标记了某种符号，在整个县域的劳务市场上寸步难行。这不是老板们的个人蛮横，而是整个官方的纵容和参与。
文章举例，2020年，浙江湖州南太湖新区法院联合劳动监察部门，以打击“职场碰瓷”的名义，发布了全国首个“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名录的标准包括：连续三年内在同一仲裁院申请仲裁五件以上。
第二年，嘉兴也跟进，标准包括一年内以拖欠工资名义讨要工程款三次以上，两地还有意联网。
也就是说，如果哪个工人被欠薪了去告公司，那么他告了几次就成了“异常”。文章说，“不是欠你钱的人异常，是你讨钱讨得太勤快，异常了。”
文章还举了几个工人讨薪困难的例子，例如：护士李青青被拖欠4个月工资，社保断缴。几十名医护去找院方讨薪，院方的回复是——“就是不给，就说单位没钱”。她打了市长热线，没有下文；去了劳动局，不予立案。
另外，农民工王贵友被包工头拖欠2.2万元，县劳动监察大队说这是“个人纠纷”。他去市人社局和省人社厅，都被保安拦在门外。他在社交媒体发帖，政府工作人员打电话让他删帖。
文章指出，据某机构公开统计，2023年至2025年间，媒体公开报导的欠薪事件超过1700起。劳工研究机构的数据更触目惊心：同期至少发生了1600起农民工欠薪事件和1000起讨薪事件，而这些仅是冰山一角。
文章批评，中共的《劳动法》搞了那么多年，配套的仲裁、监察、法院三级体系，机构设了一堆，却效果有限。泰和县的老板们只用一个微信群，就完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全面管控，谁能用，谁不能用，谁该封杀，一条消息就搞定。
作者感叹：“在一个县城里，一个劳务微信群的封杀令，比三部法律加起来都管用。”
自2026年1月以来，多地接连爆发农民工讨薪维权事件，其中涉及建筑施工、制造业、医疗基建及公共服务等领域，分布于天津、湖北、广东、内蒙古、河南、贵州、重庆、浙江、陕西等多个省市。
深圳劳工维权人士王先生对外媒记者表示，进入1月以来，深圳宝安区出现多起讨薪事件。很多都是年底、年初被拖欠工资的情况，有的已经拖了半年甚至更久。西乡街道也有湖北工人向劳动部门反映问题，但始终未能解决，只能在过年前被迫走上集体讨薪的道路。
王先生说，深圳农民工维权空间近年来持续被收紧。“不少工人担心被清退、被列入‘黑名单’，因此不敢公开发声，只能在实在撑不下去时才出来维权。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行动一出现就比较集中、情绪也更激烈。”
在迈入2026年前夕，中国多地已出现过一轮讨薪潮。北京中铁六局集团被工人围堵讨薪；中共广西党委机关报《广西日报》报社遭民工上门讨薪；工人带着孩子到国企中国电建青海一项目部讨要工资。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承包工程的老板在办公室里追讨工程款，被追债的公司不乏知名的民营企业和国央企。中国民主阵线德国副主席王守峰指出，中共央企国企和地方政府的大项目往往是欠薪的重灾区，因为中共权贵通过这些大项目洗钱，侵吞项目资金，导致工人被欠薪成常态。
浙江承包商小陈表示，她承包房屋建造工程十多年，现在房屋供过于求，房子卖不出去，工程款被拖欠，导致公司负债一千多万元，面临倒闭。浙江承包商汤先生表示，现在连政府工程和国央企发包的工程都拖欠工程款。由于收不回工程款，他负债上千万，目前跑网约车维持生活。
近年来，云南省进行大规模高速公路建设，连接边境通道，但屡传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承包云南某高速公路工程的余先生就被拖欠了300万左右的工程款和公路维修费。
有学者指出，在中共体制下，央企长期依赖行政资源获取项目，却缺乏相应的责任约束，拖欠供应商款项的情况非常普遍，供应商又拖欠材料商，资金压力沿着供应链层层传导，最终在同一条链条上的企业相继陷入欠薪困境甚至倒闭。
从各地不断出现的讨薪事件来看，社会层面的风险正在集中显现，经济问题已经开始转化为更广泛的社会矛盾。频繁爆发的讨薪事件显示，基层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益并未得到有效保障。随着经济持续低迷，类似冲突恐将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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