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懿德（上）(图)
1950年土改退押，暴虐凶残，空前而不绝后，很多人被逼打致死。（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文接：人生
父母哺养子女，给予物质生命；培育子女，传承精神文明。我们的父母，德行典范，对我们人生成长起到至关重要作用。所以是《人生》系列之一。
父母的贤慧品德，体现在方方面面，沉积在细微之中。容我细细道来。
父亲性格平和谦让，温文尔雅，与人无争，诚信做人，逆来顺受，非经商从政之才，属文理科技之士。母亲说他的性格就像巴金三部曲《家丶春丶秋》中的高觉新。
父亲在“八十自述”文中记述往事时说：“余自幼得二伯督教，嗜文学，随家迁沪，投考南洋大学附属小学。学校规定住读，每四星期始许回家一次。余自襁褓与祖母同宿，未尝分离，甫十二，遽离家园，且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种种困难，余皆忍受，每试亦名列前茅。其后，南洋改名交大，可直升大学，无须高考，得其便利。余性不近习工，既来之，则安之，不能更改，常惘然若失。余性懦弱，不能坚持己见。毕业后分在陇海铁路，北国风光，颇不习惯，工作亦不安心。抗战发生，家中电催，加之不愿为敌工作，遂离职而回，从此弃其所学，株守父业，终至一蹶不振，可慨也己”。抗战胜利后，对燧川公司的决策，优柔寡断，犹豫不决，错失良机，酿成后半生的灾祸。
母亲何树英，外祖父何公鼎丞之长女。幼入私塾，知书达理。娴习家事，凡烹饪刺绣之属无不能。长女如母，很早就承担起伺候父母丶照顾妹妹（其中有一个残疾）的重任。父亲在“吾妻事略”文中写道：“十八来归，余时负笈沪滨，因祖母望孙心切，且由外姑陪送同来，故不能辞。是年余父经营获利，婚事不免铺张，婚期戊辰年十月二十四日，婚后三月，父母返渝，而留新妇住四叔家，周末得以相会。暑假同归拜竭祖母及诸亲，皆以得娶孙媳为祖母贺。英亦善体亲意，月余宾客不断。余离家以后，英代子职，上事祖母伯叔，下则弟妹成群，皆以新房为娱乐场，虽枕席零乱，纸屑遍地，听之也。英平易近人，乐与人交，从不以贫穷为嫌。有急相求，皆量力资助。处世对人，有礼，有节，习养有素。辛未祖母逝世，余羁沪未归，丧期中，礼庆应酬，均由英代，又暗自举债，添置素服。丧葬毕，二伯议由英管家务如祖母在时，盖知其能也。从此余父茹素，母专心礼佛，尊幼之间，即仆役亦有十余人，英皆善处，无有异言。有急相求，皆量力资助。四叔索欠，英劝余满其所望，未使父知，弟兄和好如初。抗战爆发，迁居大河顺城街7号，全家各居，婶母弟妹需费，英皆不时解囊。即堂弟妹学费，英皆劝余设法，不使父知。二伯逝世后，伯母乡居，英常独往看望，琰弟殁，以健儿嗣之，英往料理丧事，并协助迁来黄桷垭便于照料。逾年，伯母中风，卧病床褥，英侍汤药，以迄死葬，其贤有足多者。自与余结发迄六十年。自祖母，伯叔之丧，弟妹婚嫁，遵循旧制，往往十数日留宿宾客，英辄深夜不眠，以服其劳。上事祖母诸父，即余之疾痛寒暖，靡不经心。下则子女八人，以长以教以至于成立。今则孙辈亦亲自照料。服侍五代，任劳任怨”。简短文字，深深地刻画出母亲对亲友仁爱之心，善念之举。
童登璎是父亲的堂妹，一般人家这种关系己经比较疏远了。她去世很早，子女丧母，失却照顾。1948年，启炎表兄在巴蜀中学患伤寒重症，母亲把他接到沙坪埧，在我家疗养一年，次年病愈才返校。魏启纯也因病住在我家，1950年底去世。父母对堂侄都关爱备至。
1945年冬，祖父去世。燧川公司经营日趋困难，母亲劝父另谋出路。七叔八叔以“祖业不可丢”为由反对。最后看到亏空甚大，同意变卖，又不肯放弃“燧川”名号，因为燧川诚信经营，声誉好，买方坚持要一齐买，错过一次良机。到1949年终于谈妥，约定九月二日签约，不想发生九.二火灾，又一次化为泡影。九二火灾后，还没缓过神来，社会变迁。共产党执政后，更难维持。1950年申请停业被无理拒绝。不得不举债为几百工人发工资。1950年夏，因拖欠工资，父亲被拘押在北碚看守所，大哥带我去探望，见父亲形容枯瘦。直到举债发放工资才放出。以后每月都为筹集工资发愁。1951年，不得不以4000万元（合4000元）变买新建私房还债。一年多时间里，债主盈门，疲于奔走，对内对外，母亲筹谋应付。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务使子女不辍学业。一直拖到1952年1月，一年多时间，政府见已榨干所有油水，才批准停业，为工人发放遣散费，负债累累。1956年祥丰面粉厂公私合营时已经资不抵债。政府“仁义”，每月给5元定息，戴上“资本家”帽子。
1949年九二火灾，朝天门顺城街房屋被烧毁。祖母、四叔祖父、八叔全家都暂迁沙坪坝我家居住，解燃眉之急。祖母住二楼，专门设置佛堂；八叔住二室客厅；四叔祖住厢房，玉娘去哈尔滨前等录取通知也在这里住了一月。母亲为他们安排饮食起居。处处体现对亲友仁爱之心。
1950年土改退押，暴虐凶残，空前而不绝后，很多人被逼打致死。我们家因燧川公司的田地要退押，紧迫危急，将临江门横街房屋以1.2亿元（旧币）急速卖掉完成退押任务。父母立即想到姑祖父母，主动询问，他们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为他们退押，解了燃眉之急。
父母乐善好施。1948年，我家迁居沙坪坝，6个小孩入读儒英小学。父母为学校捐资献物，儒英小学礼堂的资金建筑器材（木材等），很多是由父母捐赠。
1956年，母亲响应政协号召，以私宅创办托儿所，捐助必需设备，玩具，聘请保育员，自己不取报酬，只给阿姨发点工资，收费低廉，一时兴旺，有近百名幼儿入托。这样一种为民谋利的善举，也为阶级斗争所不容，1959年被令去职，由党员陈光荣管理。1960年大灾荒时期，陈偷吃幼儿园特供的糖果，每况愈下而停办。但是，天理自在人心，后来群众尊称母亲为何老师。
母亲热心公益事业。五十年代，为地段扫盲服务，辛勤负责，完成任务。八十年代，曾任沙区五届，六届政协委员，宣传政策，联系群众，不辞劳苦，凡父子，夫妻，婆媳间有争执纠纷，皆亲临劝解，俾得心平气散，消除隔阂，人称道之。
母亲常说：“人之儿女，己之儿女”。她这样说，也这样做。对乡亲邻里，皆视为亲人。助人为乐的事例，处处可见，谁有困难都鼎力相助。仁爱之德，不仅表现在对亲友的关心照顾，对佣仆丶朋友丶邻里甚至路人，皆表现出慈悲仁爱之心。
1943年，有申氏母子，听说丈夫抗日负伤在重庆疗伤，到重庆后，人地生疏，陷于困境。妈妈听她诉说后，非常同情，将他们先安置在我家暂住，又多方设法为她打听，终使其全家团圆，他们感激零涕，再三致谢。我家有一位保姆杨大娘，丈夫是国军营长，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她有个儿子，小学毕业，无力供其继续读书，妈妈知道后，让她把儿子接来读书，不取分文，同时送进当时南岸最好的私立学校——广益中学，直到初中毕业，看到我家经济也有困难，他们主动要求参加工作，妈妈给杨汝湘找到工作后，才离开我家。杨大娘临终前对他说：你能有今天，全靠六太太，有生之年，一定要回重庆看望。1994年，他们全家从东北林场回长寿老家，专程来渝看望，带来林场特产。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的。他说：母亲在世时，再三嘱咐他，如果去重庆，一定要去童家致谢。这些都是当年善良结下的善缘。
我们家兄弟姐妹八人，当年每人都佣请奶妈。由于父母的善意真情，每个奶妈都怀恩感谢，多年后仍念念不忘。即使在人为挑起阶级斗争仇恨的年代，都对父母称赞感谢。例如大哥的陈奶妈，从1930年到1968年，在我家整整38年。本来1950年土改，她回家分地，不久她又自愿来我家。1966年文革，我家被红卫兵和赤卫军两次抄家。那时她的儿子陈树生在重庆大学读书，抄家者欲挑起她对父母仇恨和对党感恩，对她说：旧社会你儿能上大学吗？没想到她却回答：“六太太（指母亲）对她说过，只要他儿子能考上大学，就送他去读”。挑唆者讨个没趣，再无话可说。
母亲略通中医医道，普通疾病，可以处理，又略晓偏方，颇见疗效。邻里小孩小病，常请她开方治疗。二姐同学向雅卿的女儿，15岁下乡当知识青年，得了一种怪病，肚子胀大，到西南医院治病，怀疑是癌症。向雅卿住在北碚，到医院陪护照顾小孩，到我家来借生活用品。妈妈得知这一情况说：这幺小的小孩，哪有什么癌症？是农村艰苦，生冷野菜，杂食，消化不良所致，开了中草药让其服用，用草药在肚上外敷，排泄出很多脏物，没手术就痊愈了。这事既显母亲医术，更显其爱心助人的高贵品德。
母亲善缝纫，家有缝纫机，邻居常请她代为剪裁缝补，她都热心帮助，助人为乐，从不收报酬。
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教育，我们刻骨铭心。言传身教，诲之以情。儿时常对我们讲佛家善恶有报、积德有福、天堂地狱的故事。母亲常说：“积金积玉不如积德，积德积在儿女身上”。我们家能够安然度过“阶级斗争”的劫难，是他们积德带来的洪福。父母特别教育我们要诚实，不说谎话，不欺骗别人。讲过许多古人诚信的故事。这些故事潜移默化，深入我们幼小心灵。明征记述过一件事：“小时候妈妈说，做错了事一定要承认，诚实都不挨打。小时有一次我打破一个杯子，就在大门口等妈妈回来，说我把杯子打烂了。我同样要求子女要诚实，不能说谎。女儿5岁时，不想上幼儿园，我说那你就在家帮我做饭。一次她把饭放在蜂窝煤炉上就出去玩了，回来饭烧糊了。我从学校回家，看到她站在路边树下等我。那是北方冬天，很冷，她看见我就跑过来说：“妈妈，我把饭煮糊了”看到她冻得通红的手、脸，我赶快抱起她说：没事，带糊香味的饭好吃”。
这些善良诚信的教育，对我们人生品德的成长，起到良好作用。真诚、善良是做人的道德底线。即使在文革那样疯狂年代，我们没有一个人助纣为虐，在大批判中，也决不无中生有去揭发批判，更不会动手打人。
1955年8月13日，我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晚上兴奋难以入眠，耳边听闻缝纫机的穿梭声，那是妈妈正在连夜为我赶制衣服，通宵彻夜未眠。正如古诗云：“慈母手中缐，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