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机密的核心 总书记也不得随意调阅(组图)
毛泽东在“镇反”运动中非常具体地确定了杀人的指标。(网络图片)
2013年在纽约一个大学生的艺术展上,我看到一件回顾性的抽象作品〈二十世纪大屠杀〉,引起我注意的是其附件,一份统计表,记录了四十二次大屠杀主使人及死亡人数。毛泽东排名第一,杀人数量四千九百万,说明是“死于大跃进与文革”。我问一位女学生,资料从何而来?她不知其详,只说是美国学者研究出来的数字。
根据这份统计表,杀人记录前三名:毛泽东、斯大林和希特勒,是公认的二十世纪三大暴君,他们的杀人记录都数以“千万”计。这项统计还包括三名美国总统:杜鲁门原子弹炸日本,死了五十万人,尼克松越战有七万越南人死亡,约翰逊继续在越战中令三万越南人死亡。可见这是一份美国自由派学者的统计。四十三项屠杀,总计死人一亿零二十万。中国人占百分之四十九。
这份统计的准确度,当然是大有争议的。不过,从大的架构来看,还是可以反映二十世纪人类在专制独裁和战争中遭受的牺牲,而死于极权主义的人,大大超过战争中的死者,占七成九,近八千万人。
杀人记录是保密中的密中之密
中国人究竟在二十世纪死了多少?中国的学者专家至今仍是交白卷。美国军方有历次大型战争的死亡人数公布,精确到个位数(如越战五八二O九人,韩战三六五七四人),可是我们连国共内战,双方军人死亡的概数也拿不出来,更不用说平民;抗日战争死亡人数,竟是“百万”还是“千万”也搞不清楚。
这些半个世纪以上的帐,不说也罢。近五十年的非正常死亡,集中在毛统治时代。毛后,尤其近二十年,研究之风已经启动,虽然,众说纷纭,从建国的镇反、土改到反右、大饥荒、文革,死于毛的独裁政策者,估算有多有少,但中共体制内外,加上国外学者,各自的结论都在“千万”这个数量级上。少者二三千万,多者七八千万。
可以郑重指出,对毛时代的研究和批判,焦点越来越集中,一言以蔽之:毛究竟害死了多少中国人?张戎的畅销书《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宗明义提出,毛害死了“七千万”中国人。我不止一次解读道,这本八百页的书就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毛怎样成为独裁者,七千万人怎样死去?有人说,这是主题先行,预设立场,所以只收集毛的负面材料。
好。即使如此,除了这“七千万”,毛也干了许多好事。但这七千万的帐,应不应该算?或者说这“七千万”的负债,可不可以用他的进帐加以抵销?从西方的前毛派学者到台湾的前反共专家,不必提北京的御用文人了,都是用这种会计法在为毛解脱——毛让中国人站起来了,长江大桥修起来了,卫星上天了,甚至贪官、妓女都不见了……我在网上看到过怀念毛的数十条“不要忘记”。更多的研究者在著书撰文、开会演讲,穷十年八年之功,论证毛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评价毛的军事韬略,乃至文采风流,但是绝无仅有的、无人问津的或敬而远之的课题是,毛杀了多少人?
显然,中共官方在日趋失控的传媒与出版管制,甚至在它的官方保密制度中,已在走向一条最后的底线,那就是毛和共产党究竟欠了中国老百姓多少血债?毛当然是天才,包括他破记录的杀人天才,他对数理化没有兴趣,却创造出一个简明的杀人公式:按比例杀人。这是他发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的基本策略,打击(包括批斗与关管杀)对象控制在百分之五之内,无论怎样对待这微不足道的少数,“占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都是站在我们一边的”。换言之,这百分之五化为灰烬,我亦立于不败之地。不说这个比例往往超额(毛在说打原子战和大跃进时准备死人的比例已达一半和三分之一),即使不超过,以百分之一计,十亿人口就是一千万。在毛治下无辜死去的几千万人,不错,大约在他的控制数字之内。
毛也说过极有“智慧”的话,他说,人头不是韭菜,割了可以长出来,可杀可不杀的不杀。他当然深知人命关天,杀人抵命这些传统的天经地义。因此,我们看到:共产党的杀人记录,那是一切党国机密中的密中之密,一切核心机密中的核心。甚至可以预言,这部分机密的寿命可能比共产党的寿命还要长。其管理之严,可能总书记也不得调阅。相比之下,什么路线之争,左右是非,成败得失,冤假错案,全是无谓之事,都可以揭晓和摆平。
他们不会忘记当年里胁民众参军打仗卖命的一招,是拿出几个阶级敌人谋财害命的故事,召开诉苦大会,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
镇反运动中抓补所谓的“反革命分子”。(网络图片)
中共镇反运动现场。(网络图片)
毛泽东杀人历史的三个阶段
概括地说,毛的杀人史,可分三个阶段:
一是将杀人合理化。从革命的暴力论,宣扬暴力是新社会的接生婆,到粗俗的“你不杀他,他要杀你!”“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类似的宣传,煽动杀人不可避免,成为“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依据。
二是将杀人合法化。这是夺取政权后的发展,制定各种严刑竣法,用毫无公正可言的司法形式,判处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死刑。前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曾证实过这种司法的“惨无人道”。这对一个革命成功后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国家而言,是不可宽恕的罪行。
三是杀人的神圣化。如果前两阶段在苏联都出现过,那么这个杀人万岁的阶段,纯属毛的独创——这就是毛晚年发动的文革。文革以那样上亿人的政治疯狂,以阶级斗争打倒“封资修”为名,实行大规模的阶级灭绝政策,令千百万天真的青少年成为打手凶手,致人于死地而后快。造成无数人自杀、被打死、被折磨死,甚至发生道县大屠杀那样灭户灭村令人发指的事件。毛已经把杀人变成了全民性的狂欢,令一个文化悠久的民族变成一群嗜血的野兽。毛也在这场吃人的飨宴之后死去。
北京学者美化毛泽东的“杀人政治学”
当中华民族经过毛数十年血的蹂躏之后,毛的继承者们惊于共产党罪孽深重,他们给苏醒的国人以种种物质的贿赂,以期新的一代又一代忘却那些血腥的往事,改写历史,作新时代的洗脑。同时禁制言论,没有人敢于或有机会清算毛的罪恶。他们甚至也不敢再为革命暴力作理论上的阐述。
然而,一位大学教授萧延中,百无聊赖,竟作起文章,还上电视讲台为毛的杀人历史巧言辩护。搬出西方学者的什么理论,给毛作心理分析。通观他的那篇一万四千字的〈试论毛泽东“革命牺牲”的政治学〉,透过晦涩玄奥的学术词令,把毛号召人民作无私的牺牲,美化为“革命的永生”。一篇文题名为“一个观众”的文章已有清晰的剖析。萧援引的那位研究“暴力与幸存者”的美国民教育授罗伯特・利夫顿,对中国革命与现实的了解,不过是蒐罗毛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关于为革命不怕牺牲的若干讲话(包括“老三篇”),便煞有介事地构建学说,称毛把死亡与牺牲内在联结之后,对“死亡的焦虑”便“转化成为深沉的动力,升华为崇高的道德”。毛“这位征服死亡的英雄已成为中国永世长存的象征。”还说,毛的生涯不断和死亡较量,“成功地改善了自己民族的境遇。”
萧延中赞扬毛反复说“共产党员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困难吗?”是反映毛革命和辩证法的彻底性。他的结论是:毛成功地把对死亡的恐惧转变为傲视死亡,而成为战无不胜的全能的领路人。毛的生死辩证法,已使生物性死亡被“符号性死亡”所替代,革命牺牲已被陶冶结晶成具有神圣意义的政治学。他甚至断言,毛这种政治学逻辑,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仍发挥着非同小可的持续功能。”
如果说,那些洋教授食中不化,还可作为笑料一粲,那么,这位人民大学五十二岁的政治系副教授,就只有令人不齿。他应该去问问他的那些幸存的亲友,“革命”名下的死者,是不是一堆“神圣的符号”,而不是鲜活的生灵?
在欲海中浮沉自甘腐蚀的今日中国士人,也许不必苛求他们。但必须指出在评毛论坛上,无论华洋与雅俗,根本分歧乃是价值观的分歧。
究竟是人、人的生存、人的尊严高于一切,还是所谓革命、理想、国家高于一切?在认同前者的当代普世价值中,人权是高于一切的。然而,在共产党的哲学中却是颠倒的,在中国封建伦理的传统中也是颠倒的。毛正是这两种颠倒的集大成者。萧延中和利夫顿只引用毛藉以取得政权之前的豪言壮语,为什么不面对一九四九年后的大量死亡?
毛泽东顽固地反世界潮流而动
应该补充的正是,毛的大规模杀人是发生在国际共产运动开始作深刻的自我反省之后。这一点,具有特别的警示意义。
众所周知,中共革命能取得大陆上的胜利,很大程度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援助扶植的结果。包括复制红色恐怖暴力专政在内。但是,斯大林一九五三年逝世后,苏共立即卷起修正潮,并在一九五六年的二十大公开揭露与批判斯大林,在一系列的政策与理论的突破中,最震撼人心的批判,就是斯大林的滥杀无辜。引起东西方一致的共鸣与愤慨。
苏联历史学者、作家从国安资料中,惊人地发现,在一九三六至三九年的大清洗中,至少五十万人被处决,莫斯科有时一天就枪毙上千人。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被害人数,估计达一千五百万,斯大林死时,仍有一千二百万人关在劳改营。这种政治恐怖,大大超过欧洲历史上的记录,西班牙最残酷的宗教裁判所,只烧死一万人,法国革命雅各宾专政,上断头台的只有一万七千人,而沙皇治下,十九世纪一百年处死政治犯也只有几十人。斯大林杀掉的包括党政军的大量高干,包括中央委员、元帅和数百名将校军官……
确实的情报,毛和中共高层绝对知悉,我曾在中共官方有关八大的材料中,看到毛等人亦表示对苏共二十大的肯定,他们公开也承认斯大林有“错误”,但是毛内心的真实、他那反人类的冷酷心理,是后来才为人知:他根本反对否定斯大林,说俄国人把两把刀子(列宁、斯大林)丢掉了一把(斯大林),另一把也快丢了。何谓刀子?杀人工具也。毛欣赏的是列宁斯大林的杀人本领。
可见毛留恋的迷信的仍然是几十年前占山为王,杀人放火的共产党!因此,口出好战狂言(世界大战死一半人口,换来一个新世界),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无动于心。亲自发动一个又一个运动,“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斗斗斗!杀杀杀!血流成河,哀鸿遍野——便都在他的内心逻辑之中,人民的死亡成全他崇高的“道德境界”。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毛就自我塑造了一副绝不仁道、视百姓为草芥的千古暴君形象。
在党内,和刘少奇的分歧,实质上仍然是关乎死人问题。人为的错误导致三千万人死亡,使刘少奇良心发现,形成高层冲突,七千人大会,而后文革,千百万人头落地。
在我看来,无论学者专家,还是学生市民,只要面对那血淋淋的历史,面对二十世纪的也是人类空前的践踏人权的记录,批毛,已不再具有学术上的需要,而只是一个法律问题:追查如山的血案,对杀人元凶进行公开的缺席审判,然后在天安门广场竖立一个受难者纪念碑。
(本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