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经济困境最好的办法：将收入转移到家庭(图)
【看中国2024年9月11日讯】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就曾呼吁全民发钱，但在8月份，这位经济学家又表示，“我们认为给全民发钱或消费券的最佳机会已经错过，不应该成为如今的基本选项。若要发钱，应该针对特定人群，主要是鼓励生育和为社会弱势人群提供基本的社保和医保，这种补贴能兼顾拉动消费，促进公平和提升未来经济增长潜力。”
更早之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5月份也发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耐人寻味。克鲁格曼说：“中国经济面对目前的困境，最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将更多收入转移到家庭，从生产端转移到消费端，增加居民收入从而增强消费需求。但似乎他们并不愿意做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他们执着的仍然专注于大量生产而非消费。”
克鲁格曼进一步发出拷问：“我非常想让专家来解释这种不情愿的原因，是因为地缘局势？还是因为担心人们会因此变得懒惰？无论拒绝给居民发钱或者增加居民消费支出背后的策略逻辑是什么，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来看，经济萧条的原因往往是有效需求不足，可以从投资、出口和消费者三驾马车入手，来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
这是诺尔贝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灵魂拷问。
在过去，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都是投资和出口两个方面入手，而在出口陷入“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的贸易关税壁垒越来越高，克鲁格曼则从美国经验出发，发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不刺激消费？
按照他的建议，中国可以分为两个路径来看待这一点。第一是国民财富分配中将部分属于企业的收入转移到居民，这可以解决家庭收入不足的问题。第二，则是直接给人们发钱。
不管采用哪种办法，都可以增加家庭收入，从而刺激家庭消费的快速增长，拉动中国经济走出泥潭，快速步入复苏。
作为贸易理论家，克鲁格曼早在2008年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诺奖委员会授给他的颁奖词是：因为其在贸易模式上所做的分析工作和对经济活动的定位。而克鲁格曼职业生涯中最负盛名的一次预测，就是精准验证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人们还沉浸在亚洲所创造的经济奇迹时，克鲁格曼就指出，亚洲奇迹不过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
作为研究贸易理论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一样，都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戏剧性的是，耶伦在访华的时候，也曾建议中国应该把更多收入向家庭倾斜，从而拉动消费的增长，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依然靠投资和出口去拉动经济增长。
在笔者看来，克鲁格曼的建议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
很多人说这是美国经济学家，是按照美国的经济经验来预测给建议的，并不适用于中国。但这样的想法其实缺乏缜密的逻辑推演。试问，如果物理、天文都全球通用的话，那么经济学原理，又何尝不是全球通用的？
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经济学原理都是通用的；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来看，经济萧条的原因往往是有效需求不足。而今天，中国的需求不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性问题，随着房地产的不断下行，过去占大头的家庭资产中都是房子，大量的家庭财富开始缩水，叠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的偏低，共同导致了今天国内的消费复苏疲软。而这往往是经济萧条的前提条件。
眼下，民企投资增速直接来到了零，仅仅只有国企还维持在较高的投资增速，但国企的投资如果是从纯市场的经济效益来看，似乎也很难有较高的投入回报率。反过来，由于国企投资不是以纯盈利为考量的，大规模的国企投资，可能还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负债的沉余。
眼下，民营企业投资增速为零，外企投资直接变为负增长，仅凭国企投资，显然难以扛起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大旗。至于出口，也面临着来自欧美越来越多的阻力。
当下来看，留给中国近乎唯一的路径，就只剩下了刺激消费增长，但收入偏低、没有信心，是影响消费的两大重要因素。
克鲁格曼的疑问确实切中了要害，尤其是在经济学的框架下，他的建议是非常合理的。但老话说的好，经济学家可能并不能解决经济问题。
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一线城市，今年6月份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滑9.4%；7月同比下滑6.1%，而7月还是传统的暑假旅游旺季。外企过去也是拉动中国外贸出口的关键力量，而今年上半年，上海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101.94美元，同比也下降了20.2%。
如果连上海这样的城市消费都开始撑不住的时候，连上海这样的对外开放中心外资都开始下跌20%的时候，那么我们增加家庭收入，内循环拉动经济增长，也许就是最后的手段。
眼下来看，增长放缓的阻力还在加强，这是不可争议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中国的资产负债表也还在进一步衰退，这也值得我们警惕。
地方债43万亿、城投债60万亿，合计就是103万亿的债务，每年仅仅是这些债务的利息就高达2.57万亿，2.57万亿的债务利息意味着什么？
这差不多是中国去年投入教育经费的三分之一，而这还仅仅只是债务的利息，很多城市不仅本金付不起，利息也付不起了。
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大规模的债务，未来要如何偿还呢？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放缓进一步加强的当下，消费不足，就意味着收入不足，收入不足就意味着税收下滑，这是一个逻辑紧密的传导链条。
错失这一波增长的周期，未来等待我们的，可能是更严峻的现实。
面对地方债务，能做的就只有三点，要么向上伸手、要么向下伸手、要么继续加杠杆借债。
如今借债这条路越来越难，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今年非税收入的增加，虽然全国来看，非税收入只有11%左右的增幅，但一些个别城市的非税收入甚至增加了30%以上，而这，就是向下伸手。
随着增长的基本盘越来越大，经济再想维持高速增长，当然很难很难，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是，眼下留给我们放缓、喘息的时机，并不多。
经济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旦前进开始变得困难，那么后退反而太容易，太容易，成本高，后果多，代价自然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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