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禁（图片来源：自由亚州电台 /粤语组制图）
【看中国2024年7月27日讯】今届香港书展期间，贸易发展局连续下达禁令，要求参展商将起码八本书籍下架，理由牵强不通，摆明是谋杀言论自由，也不符合约精神，并且违反营商之道。
已知被贸发局禁售的八本书，坊间有售，偏偏不得在书展摆卖，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之余，也违背主办书展的目的，是为读者提供方便，一个书展便可为他们提供不同出版社不同议题的书籍，更可参加相关活动，提高阅读兴趣。不过书禁之后，书籍选择比坊间还少，书展丧失原有功能，贸发局失职难辞其咎，更且特区当局推行“盛事经济”之际，每年一度的“盛事”却暗然失色，还添上污名。
贸发局是书展的主办机构，有权按合约规定禁售某类书籍，但必须合情合理，否则合约若容许贸发局任意决定，不容异议，不仅有损参展商利益，更属于不合理的合约，理应没有效力。今次被禁售的八本书的原因，据参展商转述，是贸发局收到“投诉”或指这些书籍“敏感”，所以一律需要下架。
再看这八本“禁书”。三本是资深传媒人及学者区家麟的作品，分别是旅游随笔、生活札记、新闻伦理论述，真不知有何“敏感”或到收到什么投诉，致令主办机构采取断然措施。另两本是前立法会议员邵家臻的著作，内容主要是作者对坐监及探监的亲身体会，也许由于涉及监狱情况以及一些在囚的民主派人士而被官方认为（或贸发局觉得官方认为）“敏感”。其他三本相信也是出了近似的状况，取材或内容触碰到官方的敏感地带。
问题是，官方（或贸发局觉得官方）对书本内容或有不悦，不过他们若有抵触国安法或煽动法便该执法，否则贸发局便该放行，同时整件事重点不在市民有否投诉，而是投诉是什么及是否成立。但现时既没有执法却又不肯放行，只说有人投诉却说不出所以然，贸发局不单显得情理不通，更是于法不合，超出了法律的权限。
可怕是，贸发局竟敢拿官方（或它猜测）的感觉当作法律，要胁小书商把指定书籍下架，否则便要退场。无疑，主办机构以强凌弱，图谋可以轻易得逞，但一叶知秋，一个半官方机构可以莫须有的理由，损害投资者的利益，不用清楚交代法律依据，不介意外界观感，更且敷衍塞责，将责任推到投诉者身上，而整个过程没有商量余地，更不设上诉机制作出申诉。
看在投资者眼中，一个推广商贸的机构可以任意践踏新闻自由也都算了，但连法治精神都不念，竟可通过不公平合约赋予不受监察的权力，肆意扼杀投资者权益，一意可以孤行，未免匪夷所思。如此下去，又如何保持香港作为国际商业城市的声誉？
一个地方的出版自由，不仅是经济机会，更代表文明的程度。历史上，极权国家不用多说，处处运用公权力严密查禁“政治不正确”书籍，并对犯禁者处以重罚，逐渐确立出版业的红线和禁区，更形成自我审查的意识，务使官方主旋律占据公共领域。
即使自由民主国家如英美两地，也经历长期的书禁。例如现时被视为美国经典小说的《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反映19世纪中叶美国奴隶制度的丑陋状况，出版后在美国南方州分立即被列为禁书。19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美国国会通过法律法例，以禁止收藏及邮寄“猥琐”、“不道德文章”之名，连一些教人避孕，主张节制生育的书籍也一概禁绝。再如文学巨匠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名著《战地春梦》（A Farewell to Arms)，1929年出版后，也由于书内描述的情爱场面以至战争对人性的残酷扭曲，备受非议而遭到查禁。到五十年代美苏冷战，美国麦卡锡主义兴起，防共防苏的氛围下，华盛顿对付亲苏以至左派人士，直接影响他们的表达自由。
有别于极权国家的思想控制牢不可破，欧美幸好凭借人权保障、民主制度、社会进步、群众运动等等，如今已破取这些禁区。不过，设立思想紧箍咒的历史教训必须正视，关键在于政府不信任人民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因此需要严格管制保护人民，以免受到蒙骗、摆布。问题是，一个政府怀疑市民读过区家麟《最后的信仰—新闻伦理十二讲》便会误入歧途，除了对作者也是对香港人民智的侮辱。
若果外国投资者也信以为真，又怎会到一个民智未开的地方作高增值的长远投资，但假如他们相信香港人可以明辨是非，那么对看低市民智慧的政府，又会有多少信任？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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