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主政十年给中国经济留下了什么？(图)
李克强主政十年给中国经济留下了什么？（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3年11月2日讯】（看中国记者李正鑫综合报导）11月2日，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的葬礼在北京举行。十年间，从应对“四万亿计划”的后遗症，到中美贸易战、科技战、新冠疫情等爆发，李克强给中国经济留下了什么？
当局为李克强举行火葬并加强控制与维稳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葬礼11月2日在北京举行，李克强遗体也于同日火化。尽管中国下半旗致哀，但是仍见低调性质的葬仪显示习近平希望平息事态，加强的控制与维稳。
当局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附近派出大批警力实施人群管制。警察沿着道路数百米站岗监视人群，现场有便衣随机抽查民众，并随时注意是否有非官方或外国媒体到场。在疑似李克强灵柩通过时，民众纷纷拿起手机拍摄并大喊：“一路走好”。
法新社指出，北京当局防止对前总理的哀悼变成对现任领导人的批评。因为受民众赞赏的领导人的死去，有时会导致中国出现不稳定的时刻。
在社交网络微博上，中央电视台发布的有关李克强的消息下方的统计显示，有超过两千条评论，但是只有13条可见。这表明该讨论受到了该平台的审查。
西方媒体认为，李克强是一位受过专业教育的经济学家，英语流利，是务实且相对自由的经济政策的支持者，对外国投资非常开放，并注重支持就业。在权力最高层，李克强的路线经常受到更多由中共控制经济模式的支持者的质疑，这在习近平领导下成为常态，他与习近平在组成了十年的习李二人组。
李克强任内的挑战
11月2日，英国BBC中文梳理李克强主政十年的政绩：十年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从53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增长到121万亿元，年均6.2%；他颇为重视的医保改革，覆盖人群也从5.4亿增加到13.6亿；“简政放权”的改革使政府行政审批事项缩减到三分之一。
也有分析提到他未尽的改革：从上任伊始就着力“去杠杆”，但在他离任时，中国实体经济债务杠杆率，比十年前不降反升；李克强着力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再用房地产税作为地方政府主要税源，地方政府依然未能摆脱土地财政，债务问题悬而未决。
英国BBC中文并把李克强和前任朱镕基、温家宝做了比较：朱镕基九十年代上任后，实施分税制、汇率改革、加入世贸、取消福利分房、国企改革，中国的经济列车有动力前进；温家宝的十年，则被称为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美国在“9·11”后把注意力投向中东，中国经济则沿着“朱时代”的轨道，快速行驶；到了李克强上任之时，积弊开始涌现，抵消之前的改革红利，同时中国为了应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推出四万亿计划，副作用开始显现，被形容为“饮鸩止渴”。
更大的难题出现在李克强的第二个任期，中美贸易战、科技战、新冠疫情先后爆发，让中国经济这辆列车不得不降速，甚至不得不停下来，这种级别的考验，是前几届政府所未遇到的。
国际关注李克强提出的经济信息
一份美国外交档案中记录李克强主政辽宁省时，曾向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兰特（Clark T. Randt Jr.）说，GDP作为观察经济的指标不可靠，他习惯用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来对经济体检。
2010年，英国政经杂志《经济学人》认为这三个指标比GDP更可靠的评价指标，并将其命名为“克强指数”，花旗银行甚至将三个指标占比细化后，正式用作研究依据。“克强指数”包括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组成，分别占比重40%、25%及35%。
2013年6月，巴克莱资本公司提出“克强经济学”概念，其包含三个主要的构成部分，也被解读为“克强经济学”的三大支柱：一、政府不推出刺激政策，而是通过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二、去杠杆化，以大幅削减债务，降低借贷与产出比；推行经济结构改革，以短痛换取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在2020年5月的记者会上，李克强称，“（中国）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
这个数字并不在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报告之中，而且从作为总理的李克强口中说出，对国内外颇具震撼力。对于官媒宣传“稳中向好”的中国经济而言，在当局“脱贫攻坚”工程如火如荼地推进之时，李克强用这组数据，揭示出民生维艰的另一面。
在2022年“两会”的记者会上，李克强称，“本届政府以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矛盾和困难叠加。”
中国的“党政体制”下，党中央更多负责顶层设计、意识形态、宣传、军事等。回顾过去十年，“克强经济学”依然保持了政治经济学特色，就是以完成中共的经济任务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进行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
习近平弃用李克强经济学 中国经济进入高风险未知领域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赵晓此前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李克强经济学”面临着一些严峻的挑战和失败，“例如，经济结构完善以及创新驱动不如人意，经济增长依然靠货币-贷款-投资驱动，消费不足、创新不足，整体债务经济风险不是越来越低，而是越来越高，地方财政风险已经充分暴露。”
时评人士蔡慎坤则认为，从过去十年看，李克强虽然有经济学的修养，但他的经济学认知没有在其执政过程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这当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没能实际掌握经济的权力。”
近年来，中国经济“国进民退”的现象一直在加剧。特别是中共政府近几年对民营企业的打压，让外界认为李克强逐渐被边缘化。
海外智库“天钧政经”的研究员任重道认为，实际上，习近平希望加强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地位，以更好地控制中国经济。不然他也不会说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
在习近平心中，政治稳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他试图通过强化国有企业的控制来保证政治的稳定，毕竟国有企业的干部也有行政级别，甚至要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命。在习近平看来，这种策略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必须要更加“统一”和“有序”的阶段，以应对他所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严重的财政和金融失衡已经将中国经济和全球带入高风险的未知领域。即使有中央政府为金融系统背书，也无法挽救颓势，甚至处于岌岌可危的边缘。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退却，地方债务岌岌可危，而银行体系暴露于这两方面风险之下。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中国问题专家马永哲(Martin Chorzempa)告诉《华尔街日报》，中国债务规模过大、经济增速缓慢，无法掩盖不良贷款。此外，他还担心，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当局治理质量已经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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