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位“右派”的小传与心声(组图)

图为中共的批斗会。（网络图片）

1957年鸣放,那是在向党交心运动，我们吐了真言，于是铺天盖地的批判大字报向扑面涌来，办公大楼一片喊打声，被打成了“右派”，可是我们并没错，错的是共产党。本文收集了5个“右派”的小传与心声。

一、叶天和小传

叶天和，杭州市人，1939年生，父辈经商，当属资产阶级成分专政对象（实际经1952年三五反运动冲击，父亡家沦为城市贫民。）55年初中毕业我就被剥夺上高中资格，次年侥幸进了杭州一闸口电厂当学徒。我以三张大字报的“罪行”，遭受了二十二年磨难……1958年5月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即所谓工人中的右派）开除厂藉，遣送农村监督改造，紧接着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我反革命集团成员徒刑8年，外加剥夺政治权利3年。1967年刑满还强迫我就地继续劳改（美其名曰“就业”）继续忍受饥寒、凌辱、欺压和折磨，直至1979年12月先后得以“改正”和“无罪”。开始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退休后，我不甘心于平庸，摒弃小市民习俗，奋发读书求索。近几年来，在李锐、谢韬、许良英等精英学者的感召下，使我茅塞顿开，有如久旱逢甘雨，政治认识上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铁流主办的《往事微痕》更使我受益匪浅，成了我的良师益友，终日爱不择手。书读多了，眼界宽了，生活感到充实。这里我就此趁机向以上各位前辈，学者，难友一并致谢，你们是现时代的普罗米修斯！

二、徐芳杰小传

徐芳杰，男，1932年11月生人，祖藉浙江兰溪。上海出生，上海交大前身机械制造专业。本人生性内向，平素不爱多说，对人对事好求真。难得糊涂。1951年大专毕业。适值解放初。百业待兴，各地人才奇缺。为响应号召，毅然服从分配来到东北辽宁北票矿务局。年少气盛，全身心投入了经济建设狂热之中。一个自幼上海长大的年轻人。远离家乡，远离亲人，来到如此穷山僻壤地区，生活自有诸多不便，偶而会有怨言。尤其深感共产党一党天下，无法无天，满嘴多是理。

但在1957年鸣放中，我仍冷眼旁观，一言不吭，谁知后来在向党交心运动中，吐了真言，于是一石掀起千军浪，铺天盖地的批判大字报向我扑面涌来，办公大楼一片喊打声，弄得我头昏目眩，可我从不认罪，始终只有一句话：“右派”没错，错的是共产党。最后结果是：极右，开除公职，遣送劳动教养，这使我与戴传熹难友在辽宁锦州第七劳改支队相识相逢，所不同者，他单身只人，不计后果，心直口快嘴巴失控；我拖儿带女，忍气吞声一切放在心里，他吃的苦受的罪显然更甚。

所幸我们都有一技之长，政治上受歧视，技术专业上依然有用武之地，受共产党无偿剥削二十二年之久！约在1970年一打三反中，他进了监狱，我全家被押送兰溪老家。我一生得过无数技术发明专利奖，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被评为高工，可我应得的利益一再被共产党所剥夺，退休养老金一直不及政府部门的勤杂工，几个子女均受株连，自幼受不到好救育，误了他们的前程。总之共产党、人民的政府竟会如此丧失诚信，忽悠百姓，实令人万万想不透！

我从不认罪，“右派”没错，错的是共产党。（网络图片）

三、李逸群小传

李逸群，又名加鸿，1931年7月生，浙江普陀人。祖父两代笃信天主教，素以行善助人为乐。受此影响我自幼与马列主义、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等邪教无缘。尽管我安分守己，但在共产党眼里始终视我为异类。1958年在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被划为右派，我既未鸣放，也没写小字报，更无胆量去写大字报，共产党还是给我编织了五六条“罪状”。说句实话好像根本与我无关，硬扣在了我的头上。当时我虽25岁，读书不多，一个海岛农家子弟，没见过什么世面，“右派”这顶帽子落在我头上，实在是受宠若惊。据组织对我说；我犯如此“罪恶”，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已是共产党的最大宽宏了。

于是我带着感恩的心态，乖乖地接受惩罚，于1958年5月到下沙农村去接受改造。只要有饭吃，我就拚命地劳动，每日忏悔，乞求早日新生。1961年虽被摘掉“右派”帽子，可一切照常。从下沙转到余杭长乐桥平山农场继续劳役，起始有200余人，后陆续疏散剩下二、三十人。1971年我被送回原单位打勤杂。1979年中央55号文件下达后，虽给我改正，但留有尾巴。直至1984年杭州市卫生局发了个34号文，才割去我尾巴。反正从扣上“右派”到改造表现好摘掉帽以至给我“改正”，都是共产党在变，我李逸群还是我，依旧信我的天主教，丝毫没变，而共产党毁了我一生，祸及了我的家庭和我的子孙，我相信罪恶昭彰，报应只是时间问题。

四、孔庆廉小传

孔庆廉，出生于1927年5月7日，原藉浙江肖山，就读于杭州锦堂师范（杭州树范中学）。1947年毕业于杭州师范学校（即原杭师大），先后在杭州、平湖、余杭一带任小学老师。1949年7月进华东军政大学，分别在苏州、南京度过一年的军训生涯。50年6月派往福州进出口公司任职，同年12月经批准，返回杭州任小学老师和教导主任。

于1958年说不出任何原因就成了重点批斗对象，同年5月又快速被党组织宣布为“右派”分子，按四类标准处分，扫地出门遣送农村劳动察看，月工资从原先的66.50元降为30.50元。在临平翁梅乡及余杭平山农场劳役四年。1962年6月又未经任何说明，解除了我的工职，停发工资强迫我自谋出路。天呀！那个年代类似我这样的“罪人”，又有谁敢用我！？

1978年我走投无路，实在无奈，只好解除婚姻，夫妻离婚，子女归女方抚养，我孤身只人，靠街道救济度日。1979年10月“右派”改正，恢复我行政20级月工资66.50元，1982年普加一级，1986年“右派”按上级有关文件补加一级工资，这样成了行政18级。1987年9月享受离休侍遇，调至市下城区教育局。

五、俞致远小传

俞致远，男，1936年浙江富阳出生，1952年毕业于杭初中，55年毕业于杭一中，60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所读学校全系名牌。医学院毕业前夕时逢“中国共产党”整风，院党委为完成上级指标，我被“荣幸”相中，即被发配去了新疆生产兵团农四师医院当医生，兼职筹建一所全制（三年制）卫生学校，全盘负责。

因为我这医生是带“教育的”，必须严肃，格外仔细认真，如果发现病历有错或病例诊冶有误，一旦选作“实习资料”，必须纠正，因此得罪了不少上级党员医生。于是他们事后联手，直接干涉我的诊治工作，并制造事故，强加于我，终于在文革开始时（1966年6月）将我送入监狱长达13年（按反革命报复判8年徒刑，新生就业5年——同一单位兵团跃进钢厂煤矿）。

得以平反是因我一表姐在中科院数学所竞办工作，她设法让我去北京，找另一位在全国妇联工作的副部级干部及一位更高级的老干部，要求最高法院复查案情，才得以澄清，真相大白于天下。否则在新疆天高皇帝远，我则永无翻身之日矣！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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