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服饰美(图)

着古装的女孩（图片来源：Pixabay）

服装的第一功能是保暖，第二功能是修饰，这是服装又称服饰的缘故。既称服饰，就免不了对服饰美的判断，于是就有了服装文化。不过当气温趋近摄氏30度，再奢谈服装的保暖功能，大概就会让人感觉方寸已乱。当然，气温再高，减衣也不能没有限度，可见服饰的第三功能是遮羞。遮羞也有原则，一个女人不会为遮羞而掩盖自己的性感，也不能为显示性感而露出不该露的部位。

文艺复兴后人体美重新被发现，西欧上流社会的沙龙，贵妇们坦胸露背蔚然成风。现今女子穿衣，即便在冬天也要设法将上腿多露出一部分。天气变暖后，时尚女装更讲究显露肚脐，并尽可能扩“露”到周围区域。这与民国时期女学生相比，相距何其远。

汪曾祺谈当年西南联大女生的服装：“一身阴丹士林旗袍，上身套一件红的毛衣”。“低年级的女生爱穿‘工装裤’，——劳动布的长裤，上面有两条很宽的背带，白色或浅花的衬衫”，清新而又脱俗。

俗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这句话自有道理。上海从前的公共浴池，男士入浴前，先层层解除衣冠楚楚的服饰，然后进入大池，围坐着搓去身上的污垢。环顾周围，一个个赤赤条条、一丝不挂，此时服饰的遮羞功能完全多余。池旁大腹便便的胖子，与胸前肋骨根根清晰可数的瘦人，相互视若无睹，大家享受着毋须服饰遮掩的平等。若谈起服饰美，他们最愿接受的观点，就是“人靠衣装马靠鞍”。

其实此言也不尽然，19世记法国古典主义画家朗･莱昂･热罗姆（1824—1904），有一幅名作标题为《法庭上的芙丽涅》，仿佛就是对这句话的回应。芙丽涅是古希腊时代雅典以美貌闻名的妓女，因在祭祀海神的时候，从海水中裸体浮现，被指为亵渎神灵罪，遭法庭传讯。

法庭上由501人组成的陪审团，个个身披红袍道貌岸然。辨护人希佩里德斯在陈述将结束的那一刻，突然揭开芙丽涅身上的长衣裙，同时一声高呼：“难道这就是罪？”话音刚落，映入人们眼帘的便是芙丽涅美艳丰腴、光彩夺目的裸体。画面上芙丽涅左臂挡着自己的脸，因羞涩而扭动着的曲线，更显露出诱人的风韵。刹那间陪审团所有成员目瞪口呆，贪婪的视线全聚集在芙丽涅的身上。《法庭上的芙丽涅》表现的正是这一刻的情景。

审判结果不用说，陪审团全体被芙丽涅的裸体美征服，一致认同芙丽涅无罪。难怪黑格尔说：“人体是高于一切其他形象的最自由、最美的形象”，我在屏幕前细看《法庭上的芙丽涅》，才知道原来美也可能被服饰掩盖。

服饰美与人体美无法相提并论。同样典雅优质的服饰，在不同的人身上效果大相迳庭。一件时尚得体的品牌装穿在某人身上，如果人们只注意到服饰的华美，却忘记穿衣人的存在，也就意味着人沾了服饰的光——成了活的衣架，成了服饰的陪衬。这当然是服装经销商们追求的目标。

现今大多数女子，过分沉缅于对时尚服饰的追求，其实是缺乏自信。民国公认的绝代美人，要数曾下嫁罗隆基的王右家。王右家的美，完全不需借助衣装或粉脂的修饰，她的美在于天然风韵与气质，在于不经意间的一颦一笑，在于一举手一投足的自然流露，正所谓“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王右家在台湾去世多年后，她曾经的闺蜜与情敌吕孝信依然惋惜回忆：“她平居不大修饰，连粉及口红都不用。有人说她的美是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施粉则太白，施珠则太赤”；有人说她“静如圣女玛利亚，动如春天一朵花”；有人觉得王右家超凡脱俗的气质与格调，能给人一种如音乐旋律般的美感。这样的美，服饰同样无法遮蔽。

民国时，“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对服饰似有研究。林先生尤其钟情中式长衫，认为长衫是“世上最合人性的衣服”。梁实秋谈起中装，似乎更令人回味，在他看来“中装像是变形虫，没有一定的形式，随着穿的人身体变形”，这句话令我联想起旧俄作家契柯夫的小说《变色龙》，小说全文是为下层巡官奥楚蔑洛夫这个“变色龙”画像。

据说曾有英国人因迷恋中装加入中国籍，还起了一个中国化的大名叫马彬河。马先生对中式长袍崇拜有加，专门撰文论述，认为长袍不势利，没有阶级性。梁先生的回复是：“……可是在中国，长袍同志也自成阶级，虽然四川有些抬轿的也穿长袍”。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上世记50年代上海的街头，穿长衫的人几乎鲜见。我自小学读书，一直穿篮卡几面料的学生装，进中学后有时穿夹克，高二开始偶而穿父亲的中山装上学。

大约文革前几年开始，上海流行中式棉袄，很快蔚然成风。记忆中，领引中装的时尚潮流者，好像是名演员赵丹。那时的中装已改造成对襟短装，而非传统长袍。1964年我赴京读书，离家前母亲将父亲的一件长袍，请裁缝师傅改制成中式短装棉袄让我带去。其实这件长袍一直压在箱底，面料虽好，但父亲久已未穿，每年夏天置于阳光下晒一次。

文革后期，中式棉袄渐渐淘汰。约数年前在网上看过一帧照片，画面上是1981年重返讲台的黄万里先生给清华学生授课。此时西装刚开始在大城市风行，黄先生手上一支粉笔，身后黑板上写着一连串数学推导，身上穿的还是已显土气的中式棉袄。然而，科学家的风骨与气度，依然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服饰掩盖不了。

林语堂把中式长衫视为“最合人性”的服饰，此一说法耐人寻味。近20余年来上海的街头，一身黑色西装来去奔忙者，全是房产中介的员工。大公司或写字楼里的白领多选择休闲装，若是身穿西服上街，可能反被误以为房产中介光临。不过西装依然是公认的社交礼服，我偏好无拘无束的休闲西装。同样品牌与款式的西装，穿在某人身上也许就是一道风景，但若穿在阿Q的身上，却无法掩盖阿Q脑后那根辫子与额上的疤，更无法改变他的举止，和他对“精神胜利”的追求。

春秋时令，大学校园里常见教师或官员往来，一身挺刮的西装显得神采焕发。退休前某次我到自己任教学校的老校区办事，中午在餐厅偶遇两位行政官员，虽也点头一笑算作打招呼，其实仅知年轻的一位是科长，老成的那位早已荣登处级。至于大名，鄙人记性差，记不住。科长从小窗口接过堆着饭菜的不锈钢餐盘，选定座位后放下餐盘，但并不坐下用餐，而是双手下垂站立桌旁，神态恭敬地等候处长。处长正遇另一同僚轻声交谈。看那科长，一身淡灰色西装端方得体，但垂手恭立的样子，与他的一身西装竟如此格格不入。我忽然觉悟，西装不适合我们的官员。从前官员拜见上级还须跪地，身穿西装下跪更多有不便。我想，科长若改穿中式长袍，恭身作揖时长袍就可随着身体变形，或者干脆换一身长袍马褂，下跪也方便，自然也显出人与服饰的和谐。林语堂称中式长衫“最合人性”者，大概是指“最合官员的人性”。

服饰的演变，一定程度上映衬着文明的演变。知道一种服饰叫唐装吗？既不称中装也不称汉装，好像有点别出心裁的意味。本世记初，唐装突然展现在世人面前。在大陆召开的APEC非正式会议上，各国首脑统一身着唐装闪亮登场。唐装色彩光鲜，红、绿、黄、篮、紫俱全。记得文革前，上海中年妇女流行的服饰称“中西式”。仔细看唐装，觉得与“中西式”女装的区别，除色彩特别光亮外，就是由“女装”变成“男装”。其后已如人们所知，唐装既未“风靡全球”，也未“引领潮流”。不过唐装并未被完全遗忘。

内人在静安区某地段医院退休前，曾遇一女病人来滴液，谈起她家宠物狗穿唐装的趣事。这女病人曾带小狗到宠物店，原意是让小狗享受洗浴与美容服务。谁知宠物店员工一时疏忽，错把小狗身上的毛剃个精光。狗主人向宠物店问责，结果是店方赔偿一件宠物衣替小狗穿上，这件宠物衣正是唐装。

经内人一说，倒让我想起秋冬时节，上海的街旁路边或小区内，常见被主人牵着的小狗，凡穿衣者果然全是唐装，而且多为大红色唐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