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中国》总顾问蔡澜首忆倪匡 倪匡曾会“两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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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幻小说巨擘倪匡先生7月3日逝世，倪匡生前好友、与其同有“香江四大才子”之誉的作家蔡澜，7月23日现身书展，在好友逝世后，蔡澜首度公开谈老友。蔡澜称，二人之间有一个承诺：“任何人走先都不会流泪”，“我们是将快乐带给别人的人。”
蔡澜与倪匡有60年的友情，谈到人生知己，蔡澜说：“这就要看人的运气，可不可以在一生得到一个知己，很明白你想做什么，觉得大家的想法是一样，这些是缘分。你如果是一个很好的人，上天为你安排一个知己，这是做人的一大福气，尤其是中国人。”
蔡澜为何说中国人有知己尤为幸运？我这里不想做解读了，大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被问及另一个有关中国人的问题，就是在大陆现在流行躺平，您怎么看时，蔡澜点头赞同说，本来就应该这样。
蔡澜1941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潮州，曾留学日本，后移居香港，成为著名美食家，和金庸、倪匡和黄沾合称为“香港四大才子”。对于不熟悉蔡澜的中国人来说，却大多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蔡澜就是该纪录片的总顾问。
《舌尖上的中国》被认为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收视率最高的纪录片。该片展示的是传统农耕的中国，普通中国人的人生百味，承载中国人精神的食物，同时告诉观众，很多中国传统正在改变。
人们称蔡澜为“食神”、“食家”，蔡澜说自己勉强能称为“好食者”。世界上，喜欢吃的人有很多很多，美食，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能让人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
“全世界最好的都在九龙城了”，“这里有生活，像人”。蔡澜这样看九龙城。蔡澜曾在多个节目中，行走于外地人不甚了解的香港纹理之间，逍遥吃喝，谈天说地，纳世界于方寸饭桌前。带人们感受老香港的人间烟火，品味当地最鲜活的市井气息。
在九龙，经常可以看到两个大人物的身影，除了蔡澜，另一位就是周润发了。发哥发嫂两夫妻常来买菜，还会帮衬很多店家老板，他们在九龙城街市走一走，几乎所有摊贩都认识，亲切招呼。海鲜档老板会留下最新鲜的鱼给发嫂，蔬菜档老板也会送上新鲜蔬菜。在买菜之余，周润发还经常和菜贩合影。而蔡澜，则经常给没有招牌的菜贩免费写招牌。
蔡澜在书展上，谈及倪匡刚从内地赴港时，看到叉烧饭上有肥叉烧和卤汁，觉得真是人间美食。蔡澜说，在倪匡生前最后那段时间，即使自己无法经常探望倪匡，都会安排同事买叉烧给他，蔡澜笑言：“全港的肥叉烧都被我买了”。蔡澜还称，买了几间肥叉烧倪匡都摇头，唯有甘棠烧鹅的肥叉烧才获倪匡大赞。
蔡澜与倪匡都爱吃，蔡澜在新书发布会上，分享了与倪匡之间的趣事。他说，有一年有人找他投资拍戯，需要找人写剧本。当时他刚离开邵氏，便坐飞机去夏威夷找倪匡，结果两人光顾着吃喝玩乐，“戏没拍成，剧本还在这，写得非常好。”
金庸、倪匡、黄沾和蔡澜，四人各有所长，皆是腹中饱有学问之辈，而且分属好友，被称为“香港四大才子”。不过，倪匡和蔡澜都公开表示，真正的才子只有金庸一位。
才子金庸对蔡澜和倪匡可是相当看重，他是怎么评价这两人的呢？
金庸评价蔡澜说：“见识广博，琴棋书画、酒色财气、文学电影，什么都懂。于电影、诗词、书法、金石、饮食之道，更可以说是第一流的通达。”
金庸评价倪匡说：“无穷的宇宙，无尽的时空，无限的可能，与无常的人生之间的永恒矛盾，从这颗脑袋中编织出来。”
身为四大才子，倪匡曾有一段关于“四大”的文章，比较有意思。倪匡写到：“中国人很喜欢将东西归成‘四大’，诸如‘四大金刚’、‘四大名旦’等等，可以举出许多。中有‘四大名鱼’之说。哪四大？曰：太湖银鱼、黄河鲤鱼、长江鲥鱼、松江鲈鱼。要说得仔细些，应该说是四大淡水鱼。四种鱼被列为名鱼，当然是由于肉味鲜美之故。对鱼来说，那是不幸之极的大灾祸。因为好吃，大家捉来吃，就把它吃绝种了！”
所谓的“暴殄天物”“饕餮盛宴”的确让人心惊，对于应该怎么吃，作为“食家”的蔡澜说：“学会浅尝二字”，“豆那么细小，一颗颗吃，爱惜每一粒的滋味，也爱惜了人生中的一切细节。”
经常有人问蔡澜什么东西最好吃。蔡澜回答说：“我总是说，妈妈做的菜最好吃。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就喜欢什么地方的菜。你从小吃过什么，这个印象就深深地烙在你的脑子里，永远是最好的，也永远是找不回来的。”
那么，已经逝世的老友倪匡是怎么评价蔡澜的呢？倪匡说：“他是一个很有古风的文人，从他身上可以清楚感到古人的影子，尤其像魏晋的文人，不拘小节，潇洒自在。”
倪匡还说，谁都有好朋友，可是，要成为许多人的好朋友，这就难了。倪匡说，与蔡澜相知多年，从未在任何场合，听任何人说过他坏话，凭什么能做到这一点？
倪匡总结说：“凭的，就是他天生的气质，真诚交友的侠气。真心，能交到好朋友，那是必然的事。”
以真诚待人，人未必以真诚回报，确然，蔡澜一生之中，吃所谓‘朋友’的亏不少，他从来不提，人家也知道。更妙的是，给他亏吃的人士知道占了他的便宜，自知不是，对他衷心佩服。
蔡澜最可爱的气质之一，就是不刻意地君子，有顺其自然的潇洒，有不着一字的风流，所以，一遇上了可交之友，自然而然友情长久，合乎君子交游的原则，从古至今，凡有这样气质者，必不会将利害得失放在交友准则上，交友必广，必然人人称道。”
在书展上，蔡澜的两本新书是《蔡澜轻松语录》及《明朝散发弄扁舟》。蔡澜说，近年爱好书法，自己所写的字竟越来越畅销，笑言：“可能倪匡好友走了，我的书法以后会涨价，也许不久了。”
其实，最早让蔡澜醉心的，不是书法，而是篆刻。“小时候很醉心篆刻，觉得方寸里有个宇宙。我想学刻印，老师说不行。”
这是因为学篆刻，必须要从头学书法。蔡澜不想从头起步，但老师说一定要从头来。老师给他的教材是“书圣”王羲之的《圣教序》，蔡澜天天临摹。
疫情下，蔡澜几十年来难得长期被困香港，他于是每天练字，抒情解闷。“这阵子大家也不外出，我是个不能停下来的人。日日也觉得，不做些事情就好似打败仗一样，所以困在家里一坐下来，为了不让自己感到挫败，开始写字。”
有灵性的人，在生活中，时时处处都能悟道。蔡澜在写书法时，这样感悟：“人”字一撇一捺，简单两笔，谁都会写，但是要把人字写好却很难，犹如做好一个人，需要修身修心，终生学习。
讲到倪匡，我还想再述说一番。倪匡很缅怀民国的人和事。他曾写到：“民国，产出了多少精彩绝伦的人物，发生了多少令人神往的事件！”
他说，民国时期虽然处在各种各样的战争中，没有多少太平岁月。“可是就在那年代的人和事，却又精彩万分，交绘而成的民国风情画，壮阔悲烈者有之，细腻精致者有之，有悱恻缠绵的儿女情怀，有惊天动地的中原逐鹿，这幅画，展布开来，使人难以想像那只是短短不到四十年间的事，倒像是经历了历史的千秋万代一样！”
“民国女子的精彩，尤使人神往。像不顾一切和徐志摩恋爱的陆小曼，当时人对她的形容是：‘……小曼是跳舞能手，假定这天舞池中没有她的倩影，几乎合座为之不欢。中外男宾，固然为之倾倒，就是中外女宾，好像看了她也目眩神迷，欲与一言以为快。而她的举措得体，发言又温柔，仪态万方，无与伦比。’”
“再看另一面的极端，当时拿生命作注，致力于分裂国家、颠覆政府的那一帮，在炮火硝烟之中，一身破旧棉袄，臃肿土气，发如飞蓬，面带污垢，可是随随便便在破窑洞前那么一站，不论是毛刘周朱、还是任洛叶邓和陈聂张贺，个个峥嵘出色。”
说到倪匡与中华民国，与台湾的联系，不仅是有文坛好友古龙与三毛，倪匡与蒋经国、蒋纬国都曾有过交集。1983年至1984年间，倪匡、蒋纬国、金庸、古龙、孙淡宁，曾在台湾石门水库宾馆共聚。
在陶杰的访谈《倪匡说中国》节目中，倪匡谈到，自己第一次去台湾时就见过蒋经国，还跟他一起去了金门：“那时上了一架小型飞机去金门，上了飞机，我说这飞机靠得住吗？一上去就要挂救生圈，他说飞机飞得很低，离海面很近，你要留意，我想这不对劲，又不能退缩，见到前面有个人坐着，进去一看是蒋经国，处长也在，我们不怕了。到了金门，请美军少将吃饭，吃饭前问，你们是香港来的吗？我们当时是香港新闻文化界回国访问团。”
倪匡讲，那次正是金门炮战，也就是八二三炮战的时候。“晚上才会开炮，正在打炮战，1959年，有个新闻文化界回国访问团，我那时做记者，代表《真报》去，我觉得共产党的所作所为……那天有个维园阿伯，说你是不是中国人，我说，当然是中国人，面口都这样了。你爱不爱国？我说当然爱国，我不爱国，我何需反共。”
维园阿伯是香港人对一些支持中共，反对民主派的长者的称谓。
两人还谈到，蒋先生的政府到了台湾，杯弓蛇影，觉得以前在大陆太自由，所以失去舆论，所以到台湾才突然反弹。曾经从大陆逃离，当过中共公安的倪匡说：“他那时有必要，如果不那么严厉，台湾已经被共产党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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