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中国》总顾问蔡澜首忆倪匡 倪匡曾会“两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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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幻小说巨擘倪匡先生7月3日逝世,倪匡生前好友、与其同有“香江四大才子”之誉的作家蔡澜,7月23日现身书展,在好友逝世后,蔡澜首度公开谈老友。蔡澜称,二人之间有一个承诺:“任何人走先都不会流泪”,“我们是将快乐带给别人的人。”

蔡澜与倪匡有60年的友情,谈到人生知己,蔡澜说:“这就要看人的运气,可不可以在一生得到一个知己,很明白你想做什么,觉得大家的想法是一样,这些是缘分。你如果是一个很好的人,上天为你安排一个知己,这是做人的一大福气,尤其是中国人。”

蔡澜为何说中国人有知己尤为幸运?我这里不想做解读了,大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被问及另一个有关中国人的问题,就是在大陆现在流行躺平,您怎么看时,蔡澜点头赞同说,本来就应该这样。

蔡澜1941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潮州,曾留学日本,后移居香港,成为著名美食家,和金庸、倪匡和黄沾合称为“香港四大才子”。对于不熟悉蔡澜的中国人来说,却大多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蔡澜就是该纪录片的总顾问。

《舌尖上的中国》被认为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收视率最高的纪录片。该片展示的是传统农耕的中国,普通中国人的人生百味,承载中国人精神的食物,同时告诉观众,很多中国传统正在改变。

人们称蔡澜为“食神”、“食家”,蔡澜说自己勉强能称为“好食者”。世界上,喜欢吃的人有很多很多,美食,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能让人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

“全世界最好的都在九龙城了”,“这里有生活,像人”。蔡澜这样看九龙城。蔡澜曾在多个节目中,行走于外地人不甚了解的香港纹理之间,逍遥吃喝,谈天说地,纳世界于方寸饭桌前。带人们感受老香港的人间烟火,品味当地最鲜活的市井气息。

在九龙,经常可以看到两个大人物的身影,除了蔡澜,另一位就是周润发了。发哥发嫂两夫妻常来买菜,还会帮衬很多店家老板,他们在九龙城街市走一走,几乎所有摊贩都认识,亲切招呼。海鲜档老板会留下最新鲜的鱼给发嫂,蔬菜档老板也会送上新鲜蔬菜。在买菜之余,周润发还经常和菜贩合影。而蔡澜,则经常给没有招牌的菜贩免费写招牌。

蔡澜在书展上,谈及倪匡刚从内地赴港时,看到叉烧饭上有肥叉烧和卤汁,觉得真是人间美食。蔡澜说,在倪匡生前最后那段时间,即使自己无法经常探望倪匡,都会安排同事买叉烧给他,蔡澜笑言:“全港的肥叉烧都被我买了”。蔡澜还称,买了几间肥叉烧倪匡都摇头,唯有甘棠烧鹅的肥叉烧才获倪匡大赞。

蔡澜与倪匡都爱吃,蔡澜在新书发布会上,分享了与倪匡之间的趣事。他说,有一年有人找他投资拍戯,需要找人写剧本。当时他刚离开邵氏,便坐飞机去夏威夷找倪匡,结果两人光顾着吃喝玩乐,“戏没拍成,剧本还在这,写得非常好。”

金庸、倪匡、黄沾和蔡澜,四人各有所长,皆是腹中饱有学问之辈,而且分属好友,被称为“香港四大才子”。不过,倪匡和蔡澜都公开表示,真正的才子只有金庸一位。

才子金庸对蔡澜和倪匡可是相当看重,他是怎么评价这两人的呢?

金庸评价蔡澜说:“见识广博,琴棋书画、酒色财气、文学电影,什么都懂。于电影、诗词、书法、金石、饮食之道,更可以说是第一流的通达。”

金庸评价倪匡说:“无穷的宇宙,无尽的时空,无限的可能,与无常的人生之间的永恒矛盾,从这颗脑袋中编织出来。”

身为四大才子,倪匡曾有一段关于“四大”的文章,比较有意思。倪匡写到:“中国人很喜欢将东西归成‘四大’,诸如‘四大金刚’、‘四大名旦’等等,可以举出许多。中有‘四大名鱼’之说。哪四大?曰:太湖银鱼、黄河鲤鱼、长江鲥鱼、松江鲈鱼。要说得仔细些,应该说是四大淡水鱼。四种鱼被列为名鱼,当然是由于肉味鲜美之故。对鱼来说,那是不幸之极的大灾祸。因为好吃,大家捉来吃,就把它吃绝种了!”

所谓的“暴殄天物”“饕餮盛宴”的确让人心惊,对于应该怎么吃,作为“食家”的蔡澜说:“学会浅尝二字”,“豆那么细小,一颗颗吃,爱惜每一粒的滋味,也爱惜了人生中的一切细节。”

经常有人问蔡澜什么东西最好吃。蔡澜回答说:“我总是说,妈妈做的菜最好吃。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就喜欢什么地方的菜。你从小吃过什么,这个印象就深深地烙在你的脑子里,永远是最好的,也永远是找不回来的。”

那么,已经逝世的老友倪匡是怎么评价蔡澜的呢?倪匡说:“他是一个很有古风的文人,从他身上可以清楚感到古人的影子,尤其像魏晋的文人,不拘小节,潇洒自在。”

倪匡还说,谁都有好朋友,可是,要成为许多人的好朋友,这就难了。倪匡说,与蔡澜相知多年,从未在任何场合,听任何人说过他坏话,凭什么能做到这一点?

倪匡总结说:“凭的,就是他天生的气质,真诚交友的侠气。真心,能交到好朋友,那是必然的事。”

以真诚待人,人未必以真诚回报,确然,蔡澜一生之中,吃所谓‘朋友’的亏不少,他从来不提,人家也知道。更妙的是,给他亏吃的人士知道占了他的便宜,自知不是,对他衷心佩服。

蔡澜最可爱的气质之一,就是不刻意地君子,有顺其自然的潇洒,有不着一字的风流,所以,一遇上了可交之友,自然而然友情长久,合乎君子交游的原则,从古至今,凡有这样气质者,必不会将利害得失放在交友准则上,交友必广,必然人人称道。”

在书展上,蔡澜的两本新书是《蔡澜轻松语录》及《明朝散发弄扁舟》。蔡澜说,近年爱好书法,自己所写的字竟越来越畅销,笑言:“可能倪匡好友走了,我的书法以后会涨价,也许不久了。”

其实,最早让蔡澜醉心的,不是书法,而是篆刻。“小时候很醉心篆刻,觉得方寸里有个宇宙。我想学刻印,老师说不行。”

这是因为学篆刻,必须要从头学书法。蔡澜不想从头起步,但老师说一定要从头来。老师给他的教材是“书圣”王羲之的《圣教序》,蔡澜天天临摹。

疫情下,蔡澜几十年来难得长期被困香港,他于是每天练字,抒情解闷。“这阵子大家也不外出,我是个不能停下来的人。日日也觉得,不做些事情就好似打败仗一样,所以困在家里一坐下来,为了不让自己感到挫败,开始写字。”

有灵性的人,在生活中,时时处处都能悟道。蔡澜在写书法时,这样感悟:“人”字一撇一捺,简单两笔,谁都会写,但是要把人字写好却很难,犹如做好一个人,需要修身修心,终生学习。

讲到倪匡,我还想再述说一番。倪匡很缅怀民国的人和事。他曾写到:“民国,产出了多少精彩绝伦的人物,发生了多少令人神往的事件!”

他说,民国时期虽然处在各种各样的战争中,没有多少太平岁月。“可是就在那年代的人和事,却又精彩万分,交绘而成的民国风情画,壮阔悲烈者有之,细腻精致者有之,有悱恻缠绵的儿女情怀,有惊天动地的中原逐鹿,这幅画,展布开来,使人难以想像那只是短短不到四十年间的事,倒像是经历了历史的千秋万代一样!”

“民国女子的精彩,尤使人神往。像不顾一切和徐志摩恋爱的陆小曼,当时人对她的形容是:‘……小曼是跳舞能手,假定这天舞池中没有她的倩影,几乎合座为之不欢。中外男宾,固然为之倾倒,就是中外女宾,好像看了她也目眩神迷,欲与一言以为快。而她的举措得体,发言又温柔,仪态万方,无与伦比。’”

“再看另一面的极端,当时拿生命作注,致力于分裂国家、颠覆政府的那一帮,在炮火硝烟之中,一身破旧棉袄,臃肿土气,发如飞蓬,面带污垢,可是随随便便在破窑洞前那么一站,不论是毛刘周朱、还是任洛叶邓和陈聂张贺,个个峥嵘出色。”

说到倪匡与中华民国,与台湾的联系,不仅是有文坛好友古龙与三毛,倪匡与蒋经国、蒋纬国都曾有过交集。1983年至1984年间,倪匡、蒋纬国、金庸、古龙、孙淡宁,曾在台湾石门水库宾馆共聚。

在陶杰的访谈《倪匡说中国》节目中,倪匡谈到,自己第一次去台湾时就见过蒋经国,还跟他一起去了金门:“那时上了一架小型飞机去金门,上了飞机,我说这飞机靠得住吗?一上去就要挂救生圈,他说飞机飞得很低,离海面很近,你要留意,我想这不对劲,又不能退缩,见到前面有个人坐着,进去一看是蒋经国,处长也在,我们不怕了。到了金门,请美军少将吃饭,吃饭前问,你们是香港来的吗?我们当时是香港新闻文化界回国访问团。”

倪匡讲,那次正是金门炮战,也就是八二三炮战的时候。“晚上才会开炮,正在打炮战,1959年,有个新闻文化界回国访问团,我那时做记者,代表《真报》去,我觉得共产党的所作所为……那天有个维园阿伯,说你是不是中国人,我说,当然是中国人,面口都这样了。你爱不爱国?我说当然爱国,我不爱国,我何需反共。”

维园阿伯是香港人对一些支持中共,反对民主派的长者的称谓。

两人还谈到,蒋先生的政府到了台湾,杯弓蛇影,觉得以前在大陆太自由,所以失去舆论,所以到台湾才突然反弹。曾经从大陆逃离,当过中共公安的倪匡说:“他那时有必要,如果不那么严厉,台湾已经被共产党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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