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行舟过三峡。（绘图：志清/看中国）
乌台诗案，是宋代最大的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文字狱。宋神宗元丰二年7月至12月间，当时名震天下的大文豪苏轼因其诗文涉嫌谤讪朝政被抓进乌台，被关4个月。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由于苏轼的诗歌确实讥讽过变法过程中存在的弊端，这个案件先被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中的苏轼完全是一个受害者，强加给他的罪名是无中生有的。虽然他用诗文的形式发了一些牢骚，表达了对变法过程中急于求成的不满，但是这也构不成犯罪。苏轼在强权威逼之下承认了罪名，这本身就说明是一场冤案。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中的转折点，让苏轼认识到了官场斗争的黑暗，也使其诗词风格更加豪迈，豪迈中又有了一丝婉约的味道。
李定、舒亶、王珪等奸党小人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宋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因为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曾有遗嘱：除了犯叛逆谋反罪，一概不杀大臣。同时，当时的正直人士也全都仗义相救。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即使连身患重病的曹太皇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翰林学士、尚书右丞王安礼（王安石之弟）对宋神宗说：“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语罪人。”若杀苏轼，“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苏轼的弟弟苏辙，希望用自己的官职为苏轼赎罪，以求免兄一死。可笑的是，连敌对阵营的章敦，也积极出面营救苏轼，并不惜与宰相王珪翻脸。苏轼曾经任职过的杭州、湖州一带的老百姓，虽然无法向朝廷表达自己的意见，只好借助于神灵，为苏轼作“解厄道场累月”，以求苏轼能早日解脱苦难。狱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尽力照顾他的生活。如果没有当朝太皇太后及众多大臣的上下求情和全力救护，如果不是宋朝没有杀害士大夫的先例，“乌台诗案”很可能演变成后来发生的类似岳飞被错杀的千古冤案，苏轼当时就会命丧黄泉了。
赋诗咏桧 祸起萧墙
1079年4月，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今浙江吴兴）。正当他雄心勃勃，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暴风雨倾泻到了他头上：他在湖州任职仅仅3个月，就突然被朝廷派人逮捕了。
原来，因不满王安石新法，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发了几句牢骚，就被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舒亶作为攻击、陷害的口实，对其进行弹劾。当时的副相王琏还采用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的卑劣手法，死死抓住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中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两句描写两株桧树挺拔不曲的雄姿，抒发自己不为权贵折服的豪迈感情的诗句，作为指控苏轼对神宗“不臣”的依据。
王珪对宋神宗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甚至连神宗也认为：“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旁边的章敦插言：龙未必专指天子，人臣也可以称龙。神宗说：是啊，孔明被称作“卧龙”，东汉有“苟氏八龙”，难道他们都是人君么？说得王珪哑口无言。章敦出来后，扭过头问王珪：“王相是要灭苏轼满门么？”王珪狡辩：“是舒亶说的。”章敦也没客气，啐了一口：“呸！舒亶的唾液也可以食么？”（见宋･王巩：《闻见近录》）
但宋神宗经受不住这一班的无耻之徒的摇唇鼓舌，在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的百般构陷下，只得降旨将苏轼交御史台，由李定为首的“根勘所”负责审理。于是命令御史台派人将苏轼拘捕入京审问。这样，作为一代文豪的苏轼，竟莫名其妙地锒铛入狱。昨日还是堂堂的太守，顷刻之间却成了阶下囚徒。如此，一场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便揭开了序幕。
昼夜逼供 屈打成招
公元1079年7月27日，从江苏徐州调到浙江湖州才刚过3个月没几天的苏轼接到了弟弟苏辙的一封信。苏轼兄弟情深，收到家书的苏轼心情舒畅地一边跟湖州通判祖无颇聊天，一边把弟弟的信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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