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家属母子的百年血泪（下）(图)

雷锋摆拍样板宣传画，大力开发的特点：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接上文：右派家属母子的百年血泪（中）

夏天，天气炎热，使水很费，所以挑水的人多，经常要排队。冬天，水管子经常被夜里的严寒冻坏，造成破裂，长流水，半条胡同就结了冰。孩子们乐了，把木板上安上两根铁条，就是冰车，就可以在这里玩耍。老人们难了，走到这里就可能摔进医院，摔残，那时候公费医疗的人很少。这条胡同的人要均摊水费。为了节约，防止路过此地的外人使水，会使用专门的锁锁起来，一个院子配一把钥匙。冬天，为了防止冻坏，晚上8点就要放空地面以上水管里面的水。关上地下水井的大阀门。所以家家都要记得白天挑水。8点以后就没水吃了。很不方便。

60年代，文革之前，私人家里是没有电视的，所以大众最经常的娱乐是看电影。县城有三个电影院，西海子电影院离我家最近，大约500米。东关那边有一个新通剧场，西面，新华大街路北，有一个工人俱乐部。电影票大人一毛，儿童五分，这是白天。晚上不卖儿童票，大人票好的是一毛五分。

1966年春天，西海子电影院发生了非常激烈的排队、拥挤买电影票。售票处在外面，售票窗口前面有小臂那么粗的铁管做成的栅栏，为的是维持秩序，但是那天谁也不遵守秩序，想打仗一样拚命往窗口挤。最会挤的方式是从侧面，贴着墙挤。这样阻力只有一面，而正面往前挤是三面受敌，前面和左右。为什么要玩儿命挤买票呢? 因为已经得到可靠的消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次放映的《冰山上的来客》是大毒草，以后就要批判，禁止放映，这次是最后一次上映。可见文化大革命是多么的厉害，像台风一样，前锋就已经让人丧胆了。

我第一次一个人靠自己看电影可能是一年级的时候。那次因为什么事对母亲不满，她也觉得自己不对，为了道歉，给了我5分钱，我那天特别想看《鸡毛信》，就跑到电影院买了票进去了，那天电影都开演了。好在是白天，人不多，就在最前面找了个座位。这个故事就是一个放羊的小孩去送秘密情报，还把日本鬼子和伪军带进了八路军的包围圈。那个时代共产党的抗战文学作品都是这样小打小闹的情节。说明他们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基本上也没有和侵华日军打过仗。这样的故事倒是适合孩子们看，场面小、好懂。

不过这倒也说明那个时期他们还是比较实在的，没敢吹牛皮，编太大的瞎话。

总的看，1963年至1966年8月之前，我这3年的童年生活还是比较幸福的。但是悲惨的命运马上就要开始了，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了。

第二章 红卫兵抄了我家我们被轰回涿县老家

实际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早在1966年年初就开始了。而且，在1963年至1965年毛泽东就已经为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毛泽东因为搞大跃进，导致了3年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国民经济濒于崩溃，遭到了党内高层的抵制，无奈之下，让刘少奇邓小平掌握了实权。自己退居二线，只担任党的主席。但是他其实根本就咽不下这口气，一定要翻过身来还击，打败刘少奇和邓小平。国防部长、掌管军队的林彪成了他最好的帮手。

1963年沈阳军区树立了雷锋这个典型，林彪使劲拔高。他的题词是：“向雷锋同志学习，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把这个精神向全军贯彻，之后，再向全国各行各业贯彻。小学生更是重点贯彻的对象，学雷锋是我们那时的经常活动。学雷锋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死心塌地为毛泽东卖命的人，特别是年轻的学生。

雷锋有几个大力开发的特点，一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

二是爱憎分明，以此来为搞阶级斗争做宣传。那时候，学雷锋的歌声传遍大街小巷，歌词是这样的：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

雷锋日记里有这样的话：对同志要春风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雷锋的故事之一是他妈妈被地主强奸，上了吊，他就成了孤儿。看看，地主和其他敌人就是这样可恨，我们当然也要对他们狠狠打击。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这时期也是传遍大街小巷。歌词是这样的：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夺过鞭子揍敌人！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党的光辉照我心。

这首歌就是典型的宣传暴力，所以文革中，红卫兵打人打死不少人，搞武斗，其实打人的时候，他们耳畔是回响着这首歌的。

第三，无条件无脑地跟着党走，其实就是跟着党的最高领导人走，也就是跟着毛泽东走。还有这样一首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总之，思想上的准备全部完成了。林彪积极配合毛泽东完成了这个目标。虽然是二年级小学生，但是也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环境。当然不知道这会给自己带来灾难。

在物质上也做了充分的准备，《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老三篇》都已经出版，而且发行量巨大。小说《欧阳海之歌》就有欧阳海排了一夜队却没有买到《毛泽东选集》的情节。

那时小孩们最时髦的玩具也是武器，比如红缨枪，好像是王双起的父亲除了给他做，还给我做了一杆，木头的枪头，刷上银灰色的漆。枪杆上缠上专门的布条，这种布条商店有卖的。蓝黑道儿的。

孩子们最时尚的衣服服饰就是解放军的旧军装、军帽、武装带。军鞋倒是没有。因为那时的解放鞋质量很差，穿些日子底子就很薄，就没法儿穿了。最时髦的鞋是回力牌篮球鞋，但是10元钱一双，一般人根本买不起。

中国的城市和建筑很讲究东南西北，我家住的贡院胡同与北大街垂直，北大街往北是北门，往南是鼓楼，鼓楼南面是闸桥，就是城中心的十字路口。十字路口的西北角是第一百货商店。那年刚修建完。百货商店的南面和西面是十几个大玻璃窗，大约两米见方。1966年8月那个炎热的晚上，母亲派我二姐三姐带着我来这里看名单。大玻璃窗上贴着黑五类的名单，姓名、性别、犯罪项目家庭住址，一目了然。大字报、毛笔字。那年头，中国人几乎都会使用毛笔都会写毛笔字。我已经认识了不少字，我们找到了贡院胡同的黑五类，有我们院的一家人，但是没有我们家，我们二姐三姐很高兴，我有些糊涂，不明白这名单是什么意思。原来，这个时间段文化大革命要搞的是红色城市，就是把黑五类及其家属都轰到农村去。这个行动是谁提出的计划，以后直到54年后的今天我也没见过有关的报导、研究论文，甚至一个明确的说法。

2019年来到美国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名单出笼的缘由。当时中国公安部部长是谢富治，他为了拍毛泽东的马屁，推动红色城市运动，要求全国各地的公安局和派出所提供这种名单，并且公开。共产党对档案有严格的控制和掌握。一般老百姓不会知道别人家的情况，只有公安局派出所掌握着。但是，我父亲已经在劳动改造的地方集体摘帽，这个情况派出所也掌握，所以并没有把我家列入名单。可是街道积极份子就是街道组长们决定我们家应该轰走，她们给我家大门贴上了“历史反革命家属王碧波”告示。我父亲只是当过一年的警察局的中尉司书，抄抄写写，而且因为失业没有饭吃才找的这份工作。按照共产党的政策，上尉、连级以上才算历史反革命。我父亲不够格，街道的小脚老太太，那年头好多四十岁的妇女都是小脚，即民国时期缠了足的中老年妇女掌握着生杀大权，她们不管那一套。其实缠足是大清朝时汉族的规矩，民国是反对裹脚的。这些小脚老太太本身就是反革命。但是在中共的体制下，她们组成了街道小组，是公安局派出所的爪牙，可以代替他们执法。

告示贴出去一两天，红卫兵就来了。把我家的箱子柜子都贴上了封条。晚上就拉我妈到空屋子里打。还给我妈铰了头发。所谓铰头发就是把头发铰得七长八短，狗啃了一样，非常难看。这就等于是二战时期德国党卫队给犹太人戴的黄色标志，就给了一切人随时随地欺负蹂躏这个人的理由。这是中国共产党胜于德国希特勒的地方，一寸布头也不费，却达到了希特勒几倍的效果。

我妈被打了几夜，同意滚到农村去。图为作者郭军全家福。（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我妈被打了几夜，同意滚到农村去。我和我妈就去了火车站。火车站在县城南面。这里有到达北京站的火车。快到车站的时候，我们被两个女红卫兵追上了，一个还带着白边眼镜，那年头中学生近视眼的还不多，所以她的眼镜还是一个特殊的标志。她们好像是通县二中的。她们可能听说我妈去了车站，怕我妈拿走了家里值钱的或者应该被他们没收的东西，就骑着自行车追了上来。搜我妈身上和带的行李。我妈拿了两个褥子。我家与工人农民相比，是讲究卫生的。所以褥子上面多绷了一张单子，脏了只需拆洗这个单子，而无需拆洗整个褥子。戴眼镜的红卫兵看到了，发现这块白布还很新，就骂我妈：“你这个反革命家属还想多带一块布走。太狡猾了！”扇了我妈两个耳光。把这块布撕下带走了。那时候每个市民每年大约只发一丈即十尺布票。这块五六尺的布就相当于半年的定量。所以眼镜红卫兵觉得应该抢走拿回自己家。

母亲顶着狗啃的头发，好像为了掩饰，戴了一块手绢，但是也不可能完全盖住。红卫兵还在她脖子上挂了一块“历史反革命家属王碧波”的大牌子，当然还是毛笔写的大字。这又是毛泽东胜过希特勒的地方。9岁的我就跟这样的妈妈来到了北京站。红卫兵把我家的箱子都贴了封条，那时候一般家庭没有衣柜，衣服都是放在箱子里，这样就拿不出来了。三个姐姐因为等着跟红卫兵要点衣服，没有走。我和我妈先回老家。

那是1966年8月中下旬，具体哪一天我就不知道了，9岁的孩子，在那种岁月随时可能丧命，和自己的黑五类妈妈，哪还有心情搞清楚是哪一天。正是放暑假的时候，当年的北京站平时人也不多，那个岁月不允许人口自由流动，人们很穷，根本就没听说过旅游二字。何况这时候中学生的相当大的一部分都当了红卫兵，去抄家、抢东西，打人了，哪里有时间出门。那时北京的火车运输也不发达，北京站有很多短途客运。我们老家是河北涿县，距北京100多里地，在这里就能坐火车去涿县。我们很快就买到了票，等了不长时间，就该上车了。我们娘俩一起经过大厅往站台走。

这时过来一个白发老太太，也被铰了头发，好像还挂着一块地主婆某某的牌子。她对我很热情，说：“你拿着东西多累，我帮你拿。”我拿的是一个竹篮子，平时家里的干粮比如馒头窝头放在这个篮子里，把篮子挂在房梁上，省得耗子偷吃。这次带着上路了，里面还有两个馒头。一个大号的搪瓷缸子，有盖儿。这个篮子里的东西可以充饥，可以要水喝。大概母亲已经做好了讨饭的准备。这东西没多沉，我拿着不费力。但是老太太一个劲儿要，我就给了她，一起向前走。妈妈走在最前面，显然没有注意到我和老太太的对话。何况她这几天天天夜里被红卫兵拉到空屋子里，和其他黑五类一起，挨一夜打。几天没睡觉，她的注意力就很差了。

等上了火车，我再也找不到那个老太太，妈妈见我空着手，就问我竹篮子哪里去了，我告诉了她事情经过。她明白，竹篮子是被这个老太太骗走了。大概红卫兵打她更狠，她仓促出逃，什么也没带，看见了我的竹篮子，就起了骗走、带着上路的意。所以共产党那时老说“亲不亲阶级分”，是错的。都是黑五类，她也要骗我。

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来到了涿县西河村。当天住在了中农李聋子家里。他把平时放柴禾的小屋腾了出来，里面有土炕，我们就在土炕上过夜了。小屋房顶上都是虫子，我们睡下后，他们就下来了，咬我们。我年纪太小，也累了，睡着了。咬得浑身是大包。我妈一夜没睡。第二天，就浑身痒，我就使劲挠。挠破了的皮肤就烂。连脓带血就粘在衣服上了。那时我妈只能拿一点没放在箱子里的破衣服带回老家，所以8月下旬，农村早上和晚上很凉的情况下，我妈就给我穿了一条破绒裤，脓和血把我的右腿和绒裤粘到一起，粘得很结实，裤子脱不下来，一碰就特别疼，就穿着裤子睡觉，几天后，使劲撕才脱下了绒裤。后来右小腿就留下一个2分钱硬币大的伤疤，而且凹下去，贴着小腿骨。50多年过去了，这块伤疤还在。

图为1983年作者郭军与未婚妻在通县西海子公园。（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过了几天，三个姐姐也来到了村里。我大姐本来是林场工人，不必跟着我妈回农村。但是母亲见红卫兵把箱子都贴上了封条，担心她冬天没有棉衣服过不了冬，叫她回来拿衣服。因为那时置办棉衣，光有钱不行，还要有布票、棉花票。而每年只给半斤棉花十尺布票。几年的配给定量才能置办齐一个人的棉衣。大姐接到长途电话之后，走了18里地到火车站，坐火车回来的，当时北京市就这么落后，毛泽东共产党不琢磨怎么样发展、提高社会保障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只琢磨怎么样收拾人、折磨人。大姐在红卫兵抄家时问她怎么办，红卫兵说：“都不是好东西，都滚蛋！”她也傻，不应该问；红卫兵更傻，没有权力、没有能力决定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就敢随便张嘴。但是毛泽东就是赋予了他们极大的权力，都用他们打倒了国家主席、自己共产党主席的接班人刘少奇，还不能让他们决定我大姐的生死吗？那年8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8次接见红卫兵“小将”，每次都是上百万人，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而且红卫兵这个名字也是他恩准的，还为红卫兵袖标题了字。

三个姐姐，大姐的智商是最高的，二姐三姐更傻或者说更单纯。二姐上初三的时候，为了做一道数学题一夜未睡，非要得出正确的答案，但是怎么算也算不出来。第二天老师说，这道题出错了，所以没有正确答案。她从此就落下了失眠症的根儿。三姐长跑好，感冒刚好，身体还很虚，就在通县二附小全校越野比赛中夺得第一名，而且将第二名拉了100米。所以被通县少年体校的吴玉朝教练看中了，吸收她进了少年体校。1965年小学毕业升初中的时候，本来她的学习成绩一般（我们家的孩子自幼搞家庭副业挣钱谋生，没时间做家庭作业，所以学习不容易搞好），但是被通县的潞河中学那时改名叫通县一中特招。通县三中离我家只有几百米，一中离我家有七八里，上学太远，母亲花了50元钱，讬人在通县北大街信讬商店给她买了一辆自行车。英国出的凤头牌。50元钱几乎是一个工人一个半月的工资。抄家那天，红卫兵问你们家还有什么值钱东西？三姐说：院里还有我一辆自行车。红卫兵当然就没收了。刚骑了一年的自行车，她要是不说，红卫兵就抄不走了。

三个姐姐回村后，二姐初中刚毕业，17岁，三姐15岁，算是半劳力，每天上工，就是参加生产队劳动了。大姐没去，整天在家里哭。母亲的回忆是自己让大姐回潮白河林场想办法的。但是2020年7月，我在电话里跟已经73岁的大姐说起她19岁那年的事情。她说，是大队党支部书记郭振华让她回林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