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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洁:93岁的我 一生都在逃难(图)

2021-02-16 10:25 作者:高耀洁 桌面版 正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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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洁
高耀洁(图片来源:纵览中国)

【看中国2021年2月16日讯】我今年已九十三岁了,多次“跑反”和逃难伴随着我的一生。从山东逃到河南,在河南又几度逃难,度过了我人生艰苦的青壮年时代。到了老年,逃难并没有停下来。

到了八十二岁,为了说出中国艾滋病真相,我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孤身寄居美国纽约十多年。

(一)

1927年12月,我出生于山东曹县一个深闺豪门的富裕家庭,独庄独寨,有田地70多亩,是鲁西南出名的大富户(见曹县志)。我是母亲生育的第一胎,她是续弦。父亲前任妻子病故,留下两个姐姐,高家很盼望我母亲生个男孩,但生的我又是个女孩。在那个重男轻女的社会,他们很失望。为了让我母亲再生男孩,停止了对我的母乳喂养,专门雇奶娘喂养,造成我终生慢性肠胃病,体形消瘦,体力差于同龄人,幸而进入医学院读书,掌握了医学知识,后又从事医疗工作,目前活到93岁,已算长寿。

1939年3月,八路军一支部队进入高新庄,拘留我家三人。其中包括我父亲,还有因为中风半身不遂的二伯父,他的罪名是“日本汉奸”。那时日军还没有占领曹县,二伯父生病已年余,哪来的汉奸罪名?

为了要钱,八路军对他们三人进行严刑拷打,往鼻孔口腔灌辣椒水。折腾了半个月,高家拿出30万现洋赎身费,他们才放人。同时把高家所有衣物、家具、粮食等抢劫一空。连吃饭的米粒,一匙都没留下。无奈之下,我父亲携全家逃亡到柳河镇九女集村。

这是第一次跑反,那时我11岁。

(二)

九女集是一个大集镇,除了五天一次集会外,在大道上还设有商铺多处。镇后方有庙宇,每逢集会时日,外地香客前来朝拜,非常热闹。全镇有几户驻有国民党第七路军,经费靠政府发放,他们不抢劫,全镇相对安定。

我家在镇中租赁了一处小院,三座房。上房三间,我父母和小弟弟们住。我和两个姐姐、两个妹妹,五个人住东屋三间。西屋三间做饭,放一些杂物。在那里住了几个月,终日提心吊胆,不敢外出,怕外人知道我们是高新庄逃出来的大户,遭到意外的抢劫。

有一天,我们全家正在院子里吃午饭,等了多时,我父亲匆匆忙忙走进来,说:日本鬼子已经到了寨外,赶快走!我母亲抱着我小弟弟,拉着我大弟弟,还有我姊妹五个走出住处。

这时街上十分混乱,人们都向东边跑,我们被裹挟在人流中,出了东门。这时南门那边突然爆发了激烈的枪声,七路军与日本鬼子交上火了,他们阻止日本鬼子前进,掩护老百姓撤退。东门外更乱了,人们出了东门向北跑,我母亲是小脚,拉着两个弟弟走不动了。我父亲领着全家走过约一米深的土壕,坐在小树林里休息。这里与大路只隔着一块约十五米宽的高梁地,可以很清楚看到日本鬼子在大路上行走。约有三四百人,两辆炮车,向城武县方向进行。夕阳西下时,听到城武县方向炮声隆隆,并可以看到几处灰黄色烟柱。

九女集平静了,傍晚,我们随着逃难的人群回到镇上的家。

(三)

我父亲认为社会动乱短时间不会平息,必须远离故乡,到抗日后方四川生活。但我母亲想回高新庄,吵吵嚷嚷多日后,双方折中,决定逃亡到河南省会开封市。那里有几家亲戚,特别是吕家,是我父亲第三任死去的妻子的娘家。她有六位兄长在开封定居,平时有来往。于是我们决定迁居开封。

1939年6月(或7月)的一天,我们全家从曹县天主堂乘马车离开,中午到了柳河集火车站,进入候车室旁一间空房。里面很脏,地上有几片破席子,我们全家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来了四个民警检查行李,我父亲应付完他们后,全家很快登上了开往开封的火车。在火车上,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见两个日本兵。

傍晚日落西山,火车到达开封南关火车站。当时开封是河南的省会城市,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棚子,棚顶全是花玻璃。火车站有两个月台,四条铁轨。我们出了检票口,离开火车站。全家拉着行李进入庙后街的租房里,据说是吕家舅舅们给安排的。期间,我们与吕家六位舅舅经常来往。两个月后,搬到南聚奎巷,那里臭虫很多,影响睡眠。一个月后,我们又搬到侯家胡同。

当年冬天,又迁居北大街。父亲在北大街井胡同口开个杂货铺,当时社会很乱,汉奸、无赖、流氓买东西记账,永远不还钱。因为赔钱太多,父亲只好关了杂货铺。1943年秋季,父亲买了游梁市前街31号独院,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了。父亲开磨坊维持全家生活。

(四)

1948年春季,我考入开封女子师范,属中等专科学校,是培育小学教师的。那时我想将来当个小学教师,生活可以自立。

第一学期将要结束,八路军攻打开封,开封女师是枪战重点。同学们都藏在第三宿舍楼内地下室里,外面的枪弹像下雨一般密集。当时开封女师的伤亡情况不得而知。三天之后,八路军自动撤退了。只见到开封城墙内外躺满了阵亡将士的尸体,尸横遍野,臭气熏天,惨不忍睹。真如孟子云:“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开封各所学校奉河南省政府和教育厅之命,准备迁往外地,在校学生纷纷报名。全体同学随学校南迁,临走前,我父亲用一辆破自行车给我送一床旧棉被。到了学校门口,他说:“谁也不知道自己将来是死是活,你安心跟学校走吧!”我没有想到和父亲已是永别了。

晚上,全体同学在王少明校长和十几位教师的带领下,乘上开往南京市的火车。火车上,同学们出现各种情绪:有人流泪,有人昏昏欲睡,有人唱悲歌。大家都在前思后想,谁也无法预料未来的日子是什么样。

两天后,火车停在江苏南京市江北下关火车站,这是一个码头,大家等候木船摆渡,分批(以班为单位)到南京。这时同学们都席地而卧,躺在水泥地上。幸亏父亲送我一棉被,使我少遭湿冷。同学们在南京聚集后,奔赴浙江嘉兴,那是我们迁校的目的地。

我校迁址在嘉兴市池湾镇,三年级和二年级住西真寺,我们一年级住池湾茧场,生活靠当地政府和民间人士捐助粮食。天天吃大米稀饭,里面加入少量油盐和各种不同的蔬菜叶,没有炒菜。同学们闲余之时,到田间或小河旁采集野蒜和其它野菜。回家后,把野菜洗净,用盐拌,大家分着吃。当时我是一年级的伙委,所以这个过程记得很清楚。

随学校来的老师很少,我们在池湾镇茧场的房子很大,两个年级两个班一起上课。一间上物理课,另一间上化学课。有时候,一边上体育,另一边上健美操。有的同学心情烦躁,闹情绪,闹不团结。他们因为想家,常常哭泣。我也很难过,跟着流泪,后来就变成嚎啕大哭。

茧场只有教师殷进德先生夫妇住在那里,负责管理我们。他们还带着三个孩子。同学们白天在茧场一楼上课,晚上去二层睡觉。这个时期,有办法的同学都走了,我和榆惠璋、时荣华同学等四个人转往江苏嵩云中学高中二年级下学期。入学没几周,校长王哲夫宣布搬迁。

这个学校是随当时的河南省政府行动的,不久迁往四川万县(现重庆万县)。途中,我们乘坐无蓬木船,雨淋日晒,有种自生自灭的感觉。通过长江三峡时非常可怕,让人胆战心惊。

走了五天,终于到达万县。全校同学住在辅城法学院,学校生活较好,每周末还会改善一次伙食,同学们终于可以安心上课了。老师都是当地请来的,有时他们说的四川话我们听不懂。他多用板书,一学期后,榆惠璋、时荣华的父亲都是河南省政府官员,他们认为形势不好,就把女儿带往台湾。

我们上了一学期课。1949年底,我到了山东同乡、万县红十字会医院院长沈丕模家住。之前我去看病认识了沈院长,他与我二伯父高圣君认识,因此拉上关系。当时沈家生活很富裕,有三个孩子都在上学。他的太太比较年轻,不工作,只负责相夫教子。1950年元月,沈太太回山东济南探亲,我随她回到河南开封家中。

我回到开封后,是年8月考上河南大学医学院。50年代给沈太太写过感谢信,那时院长沈丕模当了万县卫生局局长。“反右派”时,他被划成“右派”,最后被迫害致死。

(五)

2009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法国驻华大使馆打来的电话,告诉法国要给我发一年一度的“杰出妇女奖”。我没怎么听清楚,便说:“4月中旬,我要到上海参加《南方周末》颁奖典礼,到时我们可以当面详谈。”对方回答说“好”。不巧,《南方周末》主办的“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时间推迟,我也就没去成上海。

5月6日上午9时许,我突然感觉气氛不对。家里电话又出了故障,打不出去,也打不进来。电脑也出了问题。我去小区门外超市买东西,发现小区内有不少陌生人。他们目光异常,让我感觉不妙,很象2007年2月我赴美国领奖前夕的情况。

我午饭也没来得及吃,假牙也没来得及带,两手空空,只取出电脑的硬盘(里面有三本书稿,我不能放弃),把硬盘放在内衣兜里,匆匆从小区后门离开了家。就这样,我一步步离开自己的家乡和祖国,从此踏上一条不归路。

我这次外出,完全是为了让艾滋病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资料,不能在这个世界消失。我要为他们发声。2007年3月,我赴美国领取“生命之音”奖,很多美国要人和权贵出面留我住在美国安度晚年,我没有接受,仍坚持回国了。因为我还要继续为艾滋病人伸冤,很多事情没有完成。但是这次,我不得已出走,因为我已经没有说话的地方了。

我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非万不得己,不会只身离开自己的国家。这次盲目外出,不知所如,只是为了把这些资料(关于中国艾滋病疫情的三本书)留给后人。苍苍大地,茫茫人海,何处是我的归宿?

82岁的我颠着一双小脚,步履蹒跚,行走困难。离家后,我先到了成都,最后到广州,住在一个农村,天天修改书稿,。此处离大学城很近,有不少志愿者和大学生过来帮助我。每天都有两到三人帮我打字,这给了我莫大安慰。但是一想到那个回不去的家,我多次流泪。我不是不想回家,而是因为揭露艾滋病真相使得我不能回家。

目前我仍为艾滋弱势群体说话,救助他们。往日的防艾工作,一切活动都是自费,不敢收任何人给我的钱。即便情面难却时收下钱,改日又把钱还他。比如2000年8月的一天,北京“爱知行”负责人万延海到郑州给我送钱,他两次给我两万八千元。2003年冬,我从邮局寄给他3万,多给的2千元作为利息。

我为艾滋病受害者呐喊,是一个医生的职责,为什么要对我进行各种打压、造谣和诋毁?为什么要对我的工作中进行阻扰?甚至在农村疫区悬赏500元举报我,阻止我进入艾滋村。我往贫困地区邮寄的书籍、衣物经常丢失。我的电话经常打不通,我出门经常有人跟踪。如此种种,令人难以忍受!

我想来想去,不知哭了多少次!

我权衡了利弊,心想,本人若无声无息地死去,手里的资料便如石沉大海,外界一无所知,最后我决定出走。我托香港的朋友帮我联络,请他往国外给我2007年认识的朋友打个电话,说我已经离开了家,无处可去,需要出国。2009年7月中旬,我与美国有关人土取得联系,7月下旬开始办出国手续。有朋友托付在美华人组织,请他们派人来接我出国。

8月7日,我离开了广州白云机场,途中三次转机,8日抵达目的地。到了美国后,我心中的一块巨石落了地。接待我的是山东同乡,我住在他家里,他们全家对我的生活照顾得不错,前后住了半年多。我非常感谢他们。

2010年3月,我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由外州搬往纽约,现住在一所公寓里。我深居简出,尽心尽力,把我的书稿编写好。

自古人生谁无死?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手头这些关于中国艾滋疫情的真实资料被湮没。我这次外出,是为了不让艾滋病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病例白费,2010年上半年,三本书全出版了,还修订增版了《高洁的灵魂》一书。此书于2010年12月上市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并获得第四届香港书奖,同时译成英文版。

自2009年走出国门至今,十年多了!我与骨肉亲人阴阳相隔或天各一方,思之怆然。身处异国他乡,生活不惯,言语不通,非常不便。经常有很多中国人来看我,他们中的一些人来历不明,用意并不单纯,我处境相当艰难。

万里西风夜正长,断肠人在天涯!

我耳聋眼花,年老多病,多年来靠药物维持生命。平时乏力嗜睡、行走蹒跚,精力和体力均不支,所以我无力参加社会活动,只有埋头整理书稿,度过我人生最后的时光。

可怕的是,近两年来,我因肺部疾病卧床吸氧,垂垂老矣。即便如此,仍想尽力给后人留下我一生的所见所闻,让你们看到中国曾经发生了什么。

我来日无多,经常想念儿女。2019年除夕夜,我想孩子毕竟是我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写了以下这首诗:

思念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

当我思念时你们进入睡眠。

九十二岁的我思念无定时间,

回想着你们幼年的小脸,

活泼无暇的行动,

奶声奶气的呼喊,

这是当年的乐景,

如今留在梦幻之间。

【作者简介】高耀洁,1927年出生于山东曹县,195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妇科肿瘤病专家。1996年发现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病例,遂投身艾滋病防治和调查工作,救助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滋第一人”。2009年移居美国,现居纽约。曾获“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和人权奖”、“全球女性领袖奖”等国际奖项。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商业周刊》评为“亚洲之星”,并当选中国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3年度人物之一。2007年,国际天文联合会将38980号小行星命名为“高耀洁”。一生出版著作30多本。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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