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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律师公会换届 香港面对怎样的未来?(图)

2021-01-21 09:36 桌面版 正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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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律师公会换届,67岁的资深大律师戴启思曾经两度连任公会主席,据公会宪章规定须在今年卸任。香港的司法制度在国安法下将何去何从呢?资料照。
大律师公会换届,67岁的资深大律师戴启思曾经两度连任公会主席,据公会宪章规定须在今年卸任。香港的司法制度在国安法下将何去何从呢?资料照。(图片来源:周秀文/看中国)

【看中国2021年1月21日讯】香港大律师公会今天换届,67岁的资深大律师戴启思曾经两度连任公会主席,据公会宪章规定须在今年卸任。资深大律师叶巧琦、沈士文于三年前披挂上阵、与戴启思击败林定国名单,现为副主席的叶巧琦这次寻求连任,现为执委的沈士文则是参选副主席。在他们看来,香港的司法制度在国安法下将何去何从呢?

据《立场新闻》报导,三年前,“戴启思名单”在关注一地两检、国歌法;如今,于2019跟2020年,香港跌入大风浪,大律师公会所发声明的数量,为过往十年之冠。在16年前戴启思同样做过公会主席,那段任期的最后两年,即2006到2007年,公会没发过任何声明。“真是鲜明对比。”

戴启思感叹从前大陆当局对香港的“侵蚀”没那么明显。1984年从英国赴港,半生关注人权议题,港区国安法成为他任内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场挑战。

与戴启思不同,叶巧琦是土生土长香港人,1980年代从香港大学法律系毕业,于1989年开始执业,专攻家事法。于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鲜少公开发表意见的她开始受访,就独立调查、特赦示威者等议题发声。从去年国安法起,她马不停蹄,多番公开表达忧虑。

沈士文也关注法治精神在香港受到的冲击。1990年代,他就开始为社运抗争者做辩护律师,8964后,他曾加入一个智库组织,而司徒华、李柱铭是成员之一。他后来成为民主党的创党党员,现在身兼天主教正委会的法律顾问。和叶巧琦一样,在反送中运动、国安法议题,他一直不吝向公众表达自己的看法。

当法庭如饼被切割,公众失信心

“国安法来得毫无预警。虽然我们收到风声,但从未有任何机会看到它的细节。”戴启思说,他们仍在消化这部法律。

眼见国安法急速通过,沈士文回想起政府2003年推行23条立法时的社会状况。时任保安局局长当时会咨询大律师界别,而大律师也可参加律政处和保安局当时举办的咨询会。当年社会辩论近十个月,民意逆转,有50万人上街,最终23条撤回。

沈士文感觉,香港从前表达民意、政府也聆听并回应,是一种“civilized”(文明的)的文化,“有倾有讲”,最重要是“讲道理”。然而,今日这种文化已面目全非了。

特首林郑月娥面对传媒提问,显示她并不清楚港版国安法的具体条文内容。“完全没有咨询、完全不接受香港人意见,甚至政府高官都不知道内容,这本身先天已经是问题。”沈士文说。在他看来,如此短时间内通过国安法,没有必要。

“7月1日前也没有特别大、立刻令成个国家安全有问题的情况⋯⋯如果在没有急切性的情况下,这种方法都行得通,都是正常、合乎法治精神的话,我就会问,在2003年做的大龙凤,为何是这样呢?经过2019年的运动,究竟香港社会是否有如此大分别,导致有这种迫切性,然后由内地人帮香港立法?”

沈士文担忧,“法律需要大部分人都认识和支持,才会是一个法治精神下接受的法律。”他说,“⋯⋯由内地机关、国务院做了,然后放在香港,然后就‘食’咗佢。这个过程本身都不是我们认识的过程。”他认为法庭的权力在国安法下被削弱了,在某些方面变成“no role to play”。

“在好多不同层次、环节,我们以往认识的香港普通法里执行的法庭权力,(多了)好多不同掣肘。”沈士文说,“香港法庭好似系一个饼咁,将唔细的一块割咗出来,无能力做到任何嘢。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公众的信心,每一次都是因为这种原因而削弱。”公众信心大受影响,法治精神的堡垒会被动摇。

国安法框架下,法庭里能得到公义吗?

戴启思说,技术上,他对香港法官用普通法解释国安法“充满信心(have every confidence)”,至于诠释出来的结果,9个月内就会见真章,“到时法庭就需要在国安法下作出决定。”他又承认,“必须说我无法预计到结果。”

戴启思表示,“我们不再有个完全独立的司法制度(you no longer have atotally independent judiciary)”,除了因为国安法法官由特首指定之外,还因为国安法的条例是假设了反对保释多于同意保释(there's apresumption against bail,rather than for bail)。

叶巧琦也担忧国安法与保释假定的矛盾,还不仅如此,她质疑国安法第4条所说的依法保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享有的言论自由等,和国安法本身是否存在矛盾。“国安法和基本法的某些条文之间存在张力(tension),”叶巧琦说,“对于司法机构而言,未来一年将非常具挑战性。”

沈士文则认为,“如果法律本身是把法庭的手绑住了,那它出来的结果不会是好的。法庭只会在法律的框架里面显示那个法律是什么。法律如果是公义的话,成功的机会会大;如果法律不公义、大家不接受,法庭判决得到公义的机率就小。”

“这个法律,第一不是香港人做的,第二没经过立法会、没有辩论,所以法庭只可以单凭那些字眼,和其他有冲突的法律,比如CPO(刑事诉讼程序条例),或者基本法,然后得到一个大家共存的演绎。这是新的,以前从来未出现过。”

健康的社会需要反对声音

沈士文坦言,再评论国安法是与非,已非大律师公会能力所及。“我们不在位置去谈论对与不对,或去做道德判断。但官员从来都是在说,要拥护《基本法》嘛,在《基本法》框架下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讲了这么多⋯⋯所以我们很多比较rational的人,都只是说《基本法》下承诺了什么,只是很卑微的要求⋯⋯”

“你以为大律师好‘巴闭’,其实一点都唔巴闭啦,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都只能发声,但实际上无能为力。政治问题始终要政治解决。”

“我们看见,很多时候(警察)作供的态度,也不同了⋯⋯2019年之前,证人不会这么大胆。明知道、看到有片段显示,自己的证供不符合现场情况,一样继续(说谎)。这是很奇怪的现象。”沈士文说,他无法揣测原因,“但我想知道原因,所以我们才需要去查,问警察内部,其实他们有没有检讨制度。”

戴启思说,“现在法律行业的士气着实不高⋯⋯但我不认为大家都绝望了。有人会留下来,继续为大律师公会所信奉的价值奋斗,即捍卫法治、《基本法》、人权法,还有司法独立。”但他不责怪选择离开的律师。“当时势艰难,你就会发现有好多工作需要做。”

那戴启思自己呢?“那个⋯⋯我开始老了,你知道。我的专业生涯不久就会完结,但我不会立即消失的,”他笑道,“我星期四‘甩难’后,我不会星期五就消失,我还会多待一会儿,继续工作,我还有一些官司要打。”

戴启思还指,“我们看到表面上的稳定,街头恢复平静了。⋯⋯但如果‘平静’的代价是禁止所有政治表达的形式,这只是犹如坟场里的平静(peace of the graveyard),不会是我们希望在社会见到的平静。一个健康的社会,是需要政治辩论和反对声音的。”

问沈士文,心目中有无一条不能够逾越的底线,如果越过了,就会加入高呼“法治已死”行列,甚至不做律师了?“好难,好难架⋯⋯其实条线早已在不断移动中,”他苦笑,打了个比喻:“去睇戏,啲戏越来越烂吖嘛,咁我咪调低个笑位。”

风高浪急,为何仍留下?“这很视乎个人选择⋯⋯如果你personally地问我,如果你服务的对象,仍然需要你,你就有很大的原因,继续坚持留在香港工作、发声。”沈士文说。

責任编辑: 许天乐 --转载请注明出处, 严禁建立镜像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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