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中最先饿死的 都是那些顺从的愚民(图)
2019年2月24日，朝鲜人在鸭绿江附近的桥上骑自行车。（图片来源：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10月19日讯】宋熙锡（Song Hee-suk）是朝鲜的模范市民。“我只为金正日元帅和祖国活着”，她不久前说。“我从无他念。”她对政权的热爱让她看上去像是宣传影片的女主角，她也确实有点像。她面相饱满，让人看不出营养不良；嘴巴微弓，使人读不出内心忧郁。
宋夫人有4个孩子，在咸镜北道省的一家朝鲜服装厂的托儿所中工作，每周工作6天，每次轮班10小时。北朝鲜大约20%的男子在武装部队服役，女人负责维持工厂运作。宋夫人经常背着一个小孩，身边还带着一两个孩子上工。孩子们白天在托儿所度过。下班后，宋夫人还必须到工厂礼堂参加数小时的政治学习。周五晚，她要做很长时间的自我批评。这个环节中，单位的工人轮流站起来，向同事坦白自己做过的错事。宋夫人经常说，她害怕工作的不够努力。宋夫人是她所在的居委会的主任，在工厂工作以外，她还要负责安排公共事务，以及汇报违反官方政策的非法活动。
我在2004年第一次遇见宋夫人（她在这里改名换姓）。那时她59岁，已经定居韩国首尔2年。她的大女儿玉熙（Oak-hee）把她带出了朝鲜，玉熙女士多年来一直公开表示对朝鲜政权的厌恶，2002年3月，她设法叛逃到韩国。宋夫人告诉我，她离开朝鲜只是为了她女儿，直至她离开那天，她还是个真正的信徒。甚至她的三个家庭成员——她的丈夫、婆婆和25岁的儿子一一饿死后，宋夫人还是坚信朝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我当时只是想，是我的错，我不能为他们做出贡献，”她说。“我从来没想过这是政府的错。”直到后来她才认识到，“最先死去的就是那些顺从听话，善良老实的人。”
宋夫人过去每月去两次公寓附近的食品分发中心。她提着两个塑料购物袋，排队站在不起眼的商店前台外面，等待早上10点金属大门摇开。每个人都安排了固定的日期——宋夫人是每月第三天和第十八天——但通常要徒劳等上几个小时门才会开。门里面是一所没有供热的小屋，屋里是白色的混凝土墙，一位神情不快的妇女坐在一张布满账本的桌子后面。宋夫人会递上她的粮票，一小叠钞票和服装厂开给她的证明她完成了工作任务的小票。营业员会计算她的粮食定量——她和她丈夫每天七百克，她丈夫长博(Chang-bo)，是咸镜北道省广播站的记者；她婆婆每天三百克（退休人员得到的更少）；住家的学龄儿童每人每天四百克。如果家里有人离开，宋夫人要告诉营业员，相应的粮票会被扣除。然后营业员把三份收据盖章，其中一份交给宋夫人。仓库后面储藏的桶，装满了大米，玉米，大麦和面粉，另一个营业员称足了口粮，然后放入宋夫人的塑料袋中。
制作朝鲜泡菜的洋白菜在秋季出产。泡菜用辣椒腌制白菜而成，是朝鲜人的民族食品，可以吃整个冬季。宋夫人说每家中每个大人得到70公斤白菜，小孩每人50公斤，对于他们家来说总共可以得到410公斤。她要用一周的时间准备泡菜。白菜用盐腌制，加入红辣椒，有时也加入豆酱或者小虾，然后储藏在高高的泥罐里。长博协助她把泥罐放入公寓楼边上仓库的地下室里，那里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储藏柜子。传统的做法是把泡菜埋在花园里，这样它们既能冷藏又不会结冻。但是在仓库地下室，宋夫人和她的丈夫只是简单地把一些泥土裹着泥罐，然后放入储物柜，然后锁上。偷泡菜的人在清津很常见。
宋夫人有三个女儿，她经常吹嘘她做的泡菜是周围邻居中最好的。她喜欢烹饪，而丈夫喜欢美品食，他们两个幻想自己就是美食家。她的水平自然是有限的——朝鲜人没尝过外国菜——但是朝鲜厨师颇有创意。新鲜季节性的东西，用大米、玉米和大麦混合，用红豆酱或辣椒粉拌上。招牌菜是冷面，这道菜的制法是把荞麦面放入肉汤中，然后不同地区的人还会加点水煮蛋、黄瓜或者梨。如果太忙，宋夫人就从商店里买面条，如果不忙她就自己做面条。节日期间，利用从公共分发系统买来的有限的原料，她会做炸菜(twigim)，这是一种轻脆的油炸蔬菜。她丈夫生日的时候，她用大米做香甜的糯米糕（deok）。她也做玉米酒。
多年后回顾那些日子时，宋夫人不能精确的记起她的票薄是什么时候消失的——1989，1990还是1991。她开始更早地去排队，凌晨1点就去了。当营业员把购物袋交给她的时候，她不需要往里面看看就心生失望，因为东西比过去轻了。首先消失的是大米。油以前一直是零星供应，但是自那以后就永远不会出现在袋子中。国家供应的大白菜也不再有了，因为没有燃油开动卡车。宋夫人不得不步行到附近的农村，挑选白菜，然后用手推车推回家。她没有怨言。“如果我大惊小怪，他们早就来把我抓走了，”她后来跟我说。
粮食补贴曾被认为是朝鲜制度的最高成就。仿佛是回应赫伯特・胡佛1928年总统竞选中提出的口号“家家有鸡吃”（共和党的梦魇），朝鲜的创始人金日成承诺，要让朝鲜人吃上大米，他1950年代创造了一个口号“大米就是社会主义”。稻米，特别是白米，一直来都是朝鲜人喜爱的食物，但是朝鲜气候太冷、山地太多，不能出产足够的大米供养人民，因此大米在朝鲜是奢侈品。然而，1945年，朝鲜半岛分裂后共产主义朝鲜引入公共分发系统，确实供应了谷类食品，其数量多少根据官阶和工分详细规定。在国家假日，比如金家生日时候，可能还供应猪肉或者鱼干。
1980年代金日成逐步把权力转交给儿子金正日，两人都采用“临场指导”处理国家问题。父子二人是从地理到农业各方面的全能专家。某天，金正日决定，将土豆取代大米作为国家的主食（“我们应该开始将土豆革命视为意识形态革命，”官方《劳动新闻》报道）；隔日，他会决定国家应建鸵鸟农场。
朝鲜的自给自足名不副实，有赖于邻国的慷慨援助。共产主义国家集团把物品以优惠价卖给朝鲜。朝鲜获得廉价的燃油、大米、肥料、药品、工业设备、卡车和轿车。医疗设备来自捷克斯洛巴克；地铁车厢来自东德。金日成娴熟地挑拨中苏关系，利用两国对立获取尽可能多的援助。就像古代帝王一样，他从邻国获得进贡：斯大林给他送来装甲豪华轿车，毛泽东送来铁路车厢。
到了1990年代初期，朝鲜无法给俄罗斯支付高达约100亿美元的债务。后者对此失去了耐性，遂决定，朝鲜必须以世界通行价格而不再是以“友情”价格购买苏联出口物资。最后，供应朝鲜四分之三进口燃油和三分之二进口食品的中国人，也要求朝鲜预先支付现金，虽然中国人一向认为两国“唇亡齿寒”。
很快，朝鲜陷入生产力下降的恶性循环。没有廉价燃油和原材料，朝鲜无法让工厂保持正常运转，这意味着没有货物可供出口。没有出口，就没有硬通货，然后燃油进口会更少，电力供应也会下降。由于需要电泵抽水，煤矿也无法运作。煤炭短缺更加恶化了电力短缺的状况。
朝鲜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在集体农庄里种植所有副食品的地区。国家征收所有的农业产出，然后把一部分返还给农民。但是，对于朝鲜这样土壤贫瘠的地区，要供养多达2400万的人口实属不易。为了提高效率而采用的农业技术需要电动灌溉系统，和工厂生产的化肥和杀虫剂，而这些系统和工厂现在都因为缺乏燃料和原料而关闭了。朝鲜的食物开始消耗完，人们因挨饿而无力工作。
1990年代早期，随着农业收成缩小，饥饿的农民开始秘藏一些谷物。还流传过这类故事：农村秘藏谷物压垮屋檐导致屋顶倒塌，农民们也不愿理会集体农地，而重视属于自己的“厨房花园”，那是一些屋子旁边或者在山坡上开荒出的小块田地。驱车通过朝鲜农村，你可以清晰地看到私有花园和紧邻的集体农地的差别，前者种满了蔬菜——朝天竖起的豆杆和南瓜爬藤，而后者则是由所谓的“志愿者”种植的歪斜无序的发育不良的玉米。
忍饥挨饿成为一个人爱国义务的一部分。在首都平壤的宣传牌，贴出标语，“让我们每天吃两顿饭。”朝鲜政府给出了各式各样的解释。国家宣称，政府正在储存粮食以便在神圣的统一日供应给饥饿的韩国群众；或者宣称朝鲜遭受美国封锁。朝鲜电视播放了一部纪录片，一个男人因为吃太多大米，胃爆掉了。农业干部引述报纸报道，宣称无论如何，食物短缺都是暂时的，下一季大米会有丰收。
1990年早期，外国新闻开始报道朝鲜的粮食短缺，1992年国家通讯社发布了愤怒的答复：我国人民衣食无忧，幸福安康。国家以几乎是白送的价格供应粮食，人民都无需知道粮食成本。这就是朝鲜的现实。
据说在共产主义国家成长的人们无法自己谋生，因为他们期待政府无微不至的照顾。对于朝鲜许多饥民来说这不是真的。当公共分发系统停止供应粮食，人们为了生存想尽了一切办法。他们用桶和细绳设置陷阱来捕捉野外的小动物，在阳台上放置网兜抓麻雀。他们自己摸索植物的营养特性。
妇女们交流菜谱心得：制作玉米面时，不要丢掉玉米的壳、芯子、叶子和根茎——把这些都扔到磨里。即便这些东西没有营养，也可以填饱肚子。面条至少煮上一个小时，这样看上去会更大些。找一些草叶放进汤里，以便看上去好像有蔬菜漂在里面。妇女们把松树树皮里面甜的部分撕成条，然后磨成粉，这些可以替代面粉。
朝鲜人还收集牲畜排泄物中未消化的玉米粒。而船厂的工人发明了新技术，他们刮储存过食物的货船船舱底部，把散发恶臭的一堆黏糊糊的东西放在屋顶上晾干，然后从中收集没煮过的米粒和其他可食用的东西。
收集和生产食物是所有单位的重中之重。每天早上醒来要找早饭，吃完早饭，你就要想晚饭怎么办。由于筋疲力尽，午餐时间睡觉就可以饱。
1990年之前，宋夫人的服装厂用完了布料。工人们开始每日做些清洁、参加报告会或者加入他们经理称为“特别项目”的事务。有时候，他们去铁轨边收集狗的排泄物用作肥料；有时候，他们走到临近一家钢铁厂的岸边，寻找废金属碎片。最后，经理召回了一些属下。
朝鲜语里称呼中年已婚妇女为“阿玛”，她说，“你们这些阿玛要想其它办法为家里找吃的。”
宋夫人不太像个商人。她45岁，除了用算盘算账，她没有其他技能。她家人叫她在厨房里做点小生意，说最好的商品是豆腐，困难时期可不易找到其他蛋白质食品。豆腐在韩国食谱中用处很广，可以用来做汤、焖煮、油炸或者发酵。为了存钱在市场上买大豆，家庭开始变卖他们的财产。第一件卖掉的日本电视机——那是长博的父亲在韩战期间做情报工作而获得的奖励。
如果劳力多，制作豆腐相对简单。先把大豆磨碎，然后煮一下，好了放入凝固剂。然后，就像奶酪一样，把混合物用一块布挤一下。之后，就剩下一些稀的豆奶和大豆壳。宋夫人想了个好主意，她计划用制作豆腐剩下的豆渣养猪，作为副业。而公寓楼后面刚好有一排用来储物的棚。宋夫人在市场上买了些小猪，然后把它们安置在其中一个棚里，用挂锁锁好门。
几个月下来，这门生意成功了。宋夫人把她家小小的厨房变成豆腐工场，把盛满大豆的大桶放在炉子上煮。按照朝鲜的传统风格，炉子是修在门里面的。她在附近的市场销售豆腐。宋夫人除了用豆壳、豆浆，每天早晨还起来割草喂猪，猪都长的肥肥的。但是要得到木头和煤炭烧炉越来越难了。每周只来电几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使用一个60瓦的灯泡、一台电视机或者一个收音机。没有燃料煮大豆，宋夫人就没办法制作豆腐。没有豆腐，她也没法养猪。为了给猪喂饱，宋夫人每天要花几小时割草。
“看来，我们自己可能也要吃草了，”她对长博打趣道。然后接着说，“如果毒不死猪，也毒不死我们。”最后，他们吃掉了所有的猪，宋夫人也放弃了她的小生意。
家庭开始了严峻的新时期。宋夫人每天都要从城市中心往东面和西面徒步走出很远，身上带一把菜刀，和一只篮子，沿路收割可以食用的野草。如果走入山中，还可以找到即便在好日子人们也食用的蒲公英和其他野草。有时，宋夫人也收集农民丢掉的腐烂的卷心菜叶子。她把白天捡到的东西拿回家，然后和她用钱买到的任何食物混合在一起。通常，就是些磨碎的玉米面——这种很便宜，用玉米壳和玉米芯制成的。如果她连这个都买不起，她会买些松树树皮粉，时而夹杂着木屑。
她把野草和树皮切碎捣烂，弄成浆状，软软的可以吞咽。这样的糊糊里面东西不多，不能做成面条或者蛋糕。她能做的就是弄成没有材质的粥。仅有的调料是盐。一点大蒜或者红辣椒也许就能压住可怕的味道，但是那些调料都太贵。1990年代中期，有钱都买不到油了，没油很难做菜。有一次，宋夫人去亲戚家吃午饭，吃到的是豆秆和玉米芯做成的粥。虽然那时很饿，她也咽不下去。又苦又干的豆秆卡住她的喉咙，就像吞下了鸟窝的树枝。
一年中宋夫人吃下的唯一的肉食就是青蛙。她的兄弟在农村抓了些。宋夫人的嫂子先把青蛙切成碎片，然后用酱油爆炒，炒好后放在面条上面。青蛙并不是朝韩的典型菜肴，宋夫人之前也从未尝过。据她说味道很鲜美。但是之后她只有很少的机会才再次吃到蛙肉。不久，青蛙的数量因为过度捕杀大量减少。
1995年中，宋夫人和她丈夫已经卖掉了家里大多数值钱的东西换取食物。电视卖掉后，他们主要的交通工具日本产自行车也卖掉了，接着是宋夫人做衣服用的缝纫机。他们卖掉了大多数衣服和放衣服用的木质衣柜。后来两居室的公寓都空了，除了永远挂在墙上的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画像。现在剩下能卖的就是公寓了。朝鲜人没有他们自己家房子的产权，他们只是被授予居住那里的权利。但是随着人们收买官员走后门暗地里交换住所，非法的房地产市场也已经出现了。公寓售价是1万朝鲜元（黑市价等于100美元）。宋夫人、她丈夫和她婆婆搬到附近的一座一居室。（三个女儿都嫁人了，儿子们也搬走了。）宋夫人决定用家里的钱启动另外一项生意：做大米买卖。
大米是朝鲜人首选的主食。1995年后，清津人只能用现金从黑市购买大米，价格非常昂贵——每公斤大约50朝鲜元，这个价格是以前从公共分发系统中购买大米成本的600倍。几乎所有在城市中消费的大米都是用铁路和卡车运来的，这进一步提升了价格，因为公路和铁路都年久失修。宋夫人估摸着从海边收购价格较低的大米，然后用火车运回来。交易大米或其它主食都是非法的，但是大家都这样做，宋夫人下定决心冒险。这样做她不仅能赚点钱，还能给家里留点大米。1994年以来，他们家还没吃过一整碗米饭呢。
宋夫人回忆道，1995年11月，她把1万朝鲜元藏在内衣里，外面穿几身冬装盖住，然后就出发了。她坐火车来到南平壤省，买了200公斤大米。她把大米放入四个大背包中，请了脚夫帮她搬到火车上，堆放在她的座位下面。11月25日早晨，她开始了不到一天的旅程。长博利用记者的身份给她弄到火车三等车厢的卧铺票——一、二等车厢是给劳动党干部和军官乘坐的。火车很长，每次走弧形轨道时，就能看到后面车厢，宋夫人看到人们都站在里面。还有更多的人坐在车顶上。整个夜里火车都走走停停，火车开动的时候，宋夫人早晨从梦中惊醒，车身剧动以至于宋夫人都吃不了早饭。忽然，一阵颠簸把宋夫人震离了座位。说时迟，那时快，她侧身摔倒，左脸颊紧紧压在金属窗户上。车厢倒在一边。
火车脱轨了，拥挤的后车厢几乎完全毁坏。大多数乘客都死了。前头的车厢不知怎的就幸免于难。宋夫人听说，事故的死亡人数数以百计，不过正如朝鲜的其他灾难一样，该起事故没有得到报道。
宋夫人从车厢残骸中爬了出来，脸颊划了一道伤口，右腿扯下一块皮，背部也扭伤了。走廊和卧铺间的木板压在她身上。她在事故附近的急救诊所呆了3天后，得以重回清津。她痛得厉害，只能从火车上抬下来；然而看到站台上来接站的长博，她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
事故之后，宋夫人再也不能远足到山中去寻觅食物了，她把住所附近什么野草都摘来，放入最便宜的谷物做成的粥中。对于老人来说，下咽非常困难。1996年5月，她婆婆发痢疾，几天后就死掉了。
长博的健康也在恶化。身体好的时候，他在朝鲜人中属于巨型身材，体重接近200磅（约90公斤）。他太胖了，在1980年早期医生曾建议他吸烟减肥。但现在，他曾经引以为豪的大肚子——在朝鲜肥胖是地位的象征——成了空心袋子。皮肤成鱼鳞状，貌似得了湿疹。下颌下陷，说话含糊不清。1995年他得了轻度中风；到1997年，他的身体非常虚弱，无法工作，经常卧床不起。两条腿像气球一样肿了起来，宋夫人知道这是浮肿的症状——因为饥饿导致的水肿。他常常说起食物。说起童年时候母亲给他做的豆腐汤，新婚时候宋夫人给他做的新鲜鱼片粥。
1997年一天早晨，他叫他夫人，“来，亲爱的。我们下馆子点个好菜吧。”他们已经3天没吃饭了。
宋夫人全不顾背部的伤痛，跑到市场上。她看到她姐姐在市场上卖面条。她姐姐的皮肤也是鱼鳞状，跟缺乏营养的长博一样。宋夫人从未恳求过她的帮助，但这次她无路可走了。
“我会还给你的，”宋夫人承诺，带着一碗面条跑回了家。
长博在毯子下面蜷缩成一团。宋夫人叫他的名字。他没出声，她就把他翻了过来——因为长期挨饿他的体重下降得很厉害，所以不费事就翻过来了。但是他的腿和手臂都僵硬了。宋夫人捶打他的胸口，大声呼救，但她知道太晚了。
死于那场饥荒的朝鲜人的数目在60万到250万之间——大概是总人口的10%。在清津，食品供应消失得比朝鲜其他地区更早也更突然，死亡率可能更高。因为朝鲜医院禁止报告因饥饿导致的死亡，所以无法统计准确的死亡数字。
1994年，在金日成死后，金正日继承了权力，他对个体户采取了比他父亲更为强硬的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甚至是粮食问题也应该用社会主义方式解决，”1996年12月一次演讲中他说道，这也是他为数甚少的承认粮食危机的讲话之一。“告诉人民依靠自己解决粮食问题……自力更生。”任何私下努力都可能被定位为“经济犯罪”，相应的惩罚包括流放到劳改营，如果被指证腐败，甚至可能被处决。但是如果不为自己着想，死亡是板上钉钉的。
大多数商品交易在老的农民市场上进行。甚至在共产主义的黄金时期，金日成也勉为其难地默许某些市场存在，但只限于他们出售在厨房花园中种植的副食品。几乎所有的商人都是妇女。1990年代也是如此。从朝鲜北平壤省叛逃的朱成夏，现在是首尔的记者，他告诉我，他相信金日成心照不宣地同意妇女做私活，是为了减轻家庭压力。“如果不准阿玛去工作，可能会发生革命，”他说。一些阿玛会私下传言，“男人还不如看家的狗值钱。”
在这个时期，甚至是在清津饥荒恶化时期，市场上出现了更多的食品。白菜，萝卜，生菜，西红柿，韭菜，马铃薯都能在市场上买到。忽然也有了白大米，40公斤分装在粗麻布袋子里，外面印着联合国的联锁橄榄枝标志或者美国的国旗，每个朝鲜人都从宣传牌上认识了这些标识，在宣传牌上这些标识通常滴着血或者被刺刀刺穿。
有一天，宋夫人看到从港口开来的一队卡车车队，车子里面都装着这样的粗麻布袋子。虽然这些卡车都是民用车牌，但是她辨认出它们都属于军队——至少她知道没人有汽油——这是军队中的人把人道物资拿到市场上销售牟利。不管它来自哪里，清津人看到大米都非常高兴，很多年没有从公共分发系统中买到大米了，虽然很少人能买得起这些大米。
每次去市场，宋夫人都能看到让她震惊的东西：桃子、葡萄、香蕉。她记不得最后一次见到香蕉是什么时候了——也许是20年前，长博买了一些带回家给孩子们吃。有一天，她还看到橙子。宋夫人从未尝过橙子，只从画片上见过。还有一天，她看到了一种带着斑点的黄棕色水果，顶上还长着些绿色的刺。几年后，当她来到首尔，再次见到了这种水果，这时她才知道这叫菠萝。
长博死后，宋夫人决定靠饼干营生。制作4-5批饼干只需要用十分钟烤炉，用的木炭也是最少的，虽然现在木炭更难找到了。它们比面包要容易烤，对于出门做事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肚子饿的时候可以享用的便餐。
宋夫人加入了她的小女儿容熙（Yong-hee）的饼干生意，容熙时年29岁。容熙借了400朝鲜元买了些废金属，然后在当地钢铁厂找到了一只没人用的焊机，做了只烤炉。烤炉成方形，分成两层，下层放木炭，上层放要烤的饼干。还做了个饼干架子。许多妇女想的都一样，宋夫人和其中一人一起干，边看边学。她从其他商人买了些成品品尝比较，找到了一种她喜欢的，然后用面粉、糖、水和酵母复制了配方。
第一批实验品还不能拿到市场上销售。宋夫人和她女儿把失败的试验品都吃掉了，而不是白白浪费宝贵的饼干原料。最后，宋夫人发现她必须加入更多的糖和酵母。她在配方中加入牛奶，然后把生面团刻成不同的形状。
宋夫人每天早上5点起来烤饼干。竞争很激烈，她必须卖新鲜的饼干。她没有售货用的手推车甚至也没有木条箱，故而她把饼干都打包放在盆里，然后放入家里自己做的背包里，运到市场边的主要街道上，那里行人多竞争对手少。背痛时，她就双腿交叉着坐在地上，把饼干盆放在膝盖上。
宋夫人每天卖1000只饼干给没时间或者没钱吃正餐的人。每天14小时工作后，她口袋里有大约100朝鲜元，和几袋其他物品，有时是红辣椒或者一些煤炭块，这些是她用饼干交换的。这些钱只够她吃晚餐和购买下一批饼干所需的原料。
宋夫人经常能看到死去和垂死的人。有一天下午很晚了，在从市场回家的路上，她绕道到铁路站，希望卖掉剩下的饼干。工人正在清扫站台。许多人拉着一只沉重的木拖车走过，里面堆满了尸体，都是在铁路站夜里死掉的人。一颗头颅垂了下来，触及路面。这是颗40来岁男人的头颅。他依稀还在眨眼。还没完全死去，但是差不多可以用车拖走了。
从外面看，清津一点都没改变。拥有雷同的灰色外墙的斯大林式办公楼树立在空无一人的沥青道路边。道路上装裱着褪色了的颂扬政权成就的红色宣传标识。这里的情景就仿佛世界历史停止在1970年。但是宋夫人知道她还生活在这个糟糕的世界里。男人们被束缚在没有酬劳的国家工作上，靠女人赚钱。市场上充斥了食品——食品的数量之多是大多数朝鲜人一辈子中未曾见识过的——但人民还在饥饿中死亡。劳动党党员也饿死了，赚钱的都是那些对祖国毫不在乎的人。未来属于那些打破规则的人。
我们第一次会面后每隔六个月左右，宋夫人和我都会聚一下，在首尔吃顿饭。她喜欢出去吃。虽然她从未培养出吃披萨和汉堡的胃口，但她喜欢上了韩国风味的桌上烧烤牛肉和猪肉。无论我什么见到她，她总是穿着新套装。从她衣着的轻快色彩和她做得完美的头发，可以看出这是位生活顺心如意的女人。
宋夫人很快就适应了韩国的生活。她找了份保姆的工作，平日节俭用来旅游。她参加了老年妇女组的旅行团游览韩国。她甚至沉迷于整容，做了双眼皮——这是流行的做法。在为他人牺牲了这么多年后，她开始为自己着想。她也长出了肚子，这让她大吃一惊，这么多年贫困还能长胖——她开始注意体重。
宋夫人不可能是朝鲜政权的辩护者。“那帮腐败的混蛋！”她有一次提到金正日做如是说，这也是我唯一一次从她嘴里听到亵渎的字眼。但是她和我遇到的大多数叛逃者不一样，她甚至怀念那些理想，那些促使她过去每天早起给金日成画像弹灰的东西。
有天晚上，我们围坐在一台热气翻腾的涮锅边，在肉汤里涮切成细条的牛肉，蘸着芝麻酱吃。“当我看到这么好的饭菜，我哭了，”宋夫人说道，她用一块手绢抹了抹眼睛。“我不禁想起了长博的遗言，我们下馆子点个好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