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经不起折腾,中国也经不起

有关“港版国安法”的决议草案即将审议通过,消息传出,引发各方关切。

香港经不起折腾,中国也经不起。无论香港,还是中国大陆,目前都需要休养生息。经过此次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经济受到重创,大疫尚未消除,欧美和世界许多国家因疫情而向中国追责,中外摩擦和冲突加剧,当局左支右拙,疲于应对。在这种情况下,理应采取低调收敛的防守战略,但求事少,不宜不嫌事多,四面出击,再新辟战线。理应尽量避免再授人以柄,自招国际制裁。

特别是对香港而言,去年历时大半年的反修例运动,在今年年初好不容易沉寂下来,安定局面来之不易,不宜没事找事,再启事端,再引发动荡。

中国而言,本次百年未有的新冠疫情最初在武汉爆发,而后席卷全球,对中国和世界各国经济和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异常沉重冲击,世界经济步入萧条和衰退。全球数百万人感染,数十万人因疫情而死。中美关系在贸易战之外,因疫情扩散而增添新的紧张气氛。一些国家向中国提出追责和索赔行动。在国际上,“去中国化”、“与中国脱钩”之声不绝于耳,排斥中国渐成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中国的外部环境趋于恶化。

撇开意识形态的分歧,且不论谁是谁非,仅就策略而言,即便某一立法被认为如此重要,是否非得选在这个时间节点?20多年都过去了,是否非得在这种内外局势堪忧之际,再引发争端?是否缓一两年,待局势稍微平稳再考虑,天就会塌下来?

香港本无事。香港问题其实都是自己制造出来的。

自香港回归以来,20多年中,香港发生四次大规模游行运动:2003年的推行23条引起的数十万人走上街头,2012年的“反国教”运动,2014年的“占中”运动,和2019年反逃犯条例运动,其中三次都是因推行某种与大陆体制相关的条例或教化而引起。

试想,倘若没有这些没事找事的改变现状的尝试,采取无为而治,50年以后再说,香港会安静很多,至少四次中的三次大规模示威运动不会发生,港人也不会这么快日益偏激,而北京自己也不会这么快“忍无可忍”。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是否有必要如此操之过急,50年一半不到,就匆匆要去改变什么?是否等到50年后,香港就会跑掉,变成别人的?

原本,无论国安条文也好,国教也好,目的都是为了香港的安定和港人的归心。可是却适得其反:不动可能还好,越推进,港人就越离心离德。

这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死循环:每“推进”一次,矛盾就激化一次,对立就加深一次。港人认为,说好的50年不变,你却总是想作改变。总想改变港人原有的生活方式、法律和教育制度,削弱港人的自由,所以他们要反抗。而北京认为,你这么反对,就说明你是反对一国,是港独,是动乱分子,就证明国安条文和国教是必要,所以,绝不能妥协。

如今,这个死循环又在重复。香港现在本来已经安静下来了。经去年大半年的反修例运动,人心已经疲劳,加上新冠疫情的冲击,市民已经减少出行,泛民的政治鼓动已难以聚集人潮。忽然之间,又来了一个折腾,“港版国安法”从天而降,平静又被打破,动荡又起。

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中,法律和条文从来就只是“纸上谈兵”,从属于王权和人治,不怎么当一回事,宪法、法律都是如此,要么有法等于无法,要么想变就变。令人费解的是,对香港23条,却有人一反常态,20年来,一直念念不忘,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将国家安全和香港安定寄讬在这一纸条文上,好像有了它,就可以高枕无忧,天下太平,没有它,就寝食不安,有国家颠覆之忧。这既一反体制传统,也完全不是现代式的。因为按传统,条条不如实际重要,而按当代理念,法律的本质在于认受性。

香港弹丸之地,回归已有20多年,中国有驻军。所谓港独,所谓颠覆,只是一个伪命题。即便有人喊出几句偏激口号,或有偏激举动,那也是因为上述死循环制造和培育出来的。

像那种选举,游行,出版几本政治八卦书籍,喊几句反共口号,是否真有那么大的能量来颠覆偌大一个中国?去年香港闹翻了天,而中国大陆却毫无波澜,平安无事。这说明,由于体制区隔,所谓国安风险,完全是被夸大了。

再说,如今中国国门开放,去国外,去台湾不是什么难事。选举示范,“反共宣传”,政治八卦,信息传播,耳闻目染,没了香港,还有台湾和海外。是否都要封起来,关闭国门,回到从前?

香港问题还涉及到一个熊掌和鱼是否能兼得的问题。

在北京宣布此项“港区国安法”议程之后,仅隔数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表示,中国如果按其计划推动在香港实施国安立法,美国将作出“强烈回应”。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欧盟等也对此发表声明,表达关切。

香港事务固然是中国内部事务,但香港不同于中国内地城市,其特殊的国际经济地位使之备受国际关注。去年反修例运动引发的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该法案提出,美国国务卿每年应向国会提交报告,去审视香港是否仍然有足够的“自治”去享受美国给予的特殊待遇(包括关税)。

香港之于中国的价值,在于它的独立关税区和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国际经济地位,这是内地其他城市不可替代的。一旦香港失去这种特殊待遇,香港与内地一般城市无异。在中国内地,人口数百万以上的城市有数十个之多。一个武汉都有一千万人。多一个内地化的香港,于中国无多少增益,而失去一个有现有国际经济地位的香港,对中国而言,其损失将难以估量。

特朗普所说的“强烈回应”是否与特殊待遇相关,目前不得而知。除非北京事先已经摸底得知,美国断不会“来真的”,无论如何绝对不会取消香港的这种特殊待遇,否则,这将是一种冒险。当然,如果北京已不在乎失去香港的这种特殊待遇,另当别论。

而这就意味着一个孰轻孰重的权衡和选择:是国安条文重要,还是独立关税区和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重要。如果熊掌和鱼不可兼得,宁可保留哪一个?

即便按北京的乐观估计,此次港人的反对运动可能不会有像去年那样的规模,而美国近期的反应也可能不会走到马上取消香港特殊待遇的地步。即便北京战术成功,但就战略和长远而言,香港现有国际经济地位、独立关税区和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终将因自由体制不再而失去。

上天眷顾,两次赐珠中国。一个上海,被称为东方明珠,一个香港,被称为东方之珠。当年上海是远东最大的都会以及商业和金融中心,是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全球第三大股票市场和第三大债券市场。70年前的一场政权变更,导致其金融中心地位消失,而被香港取代。侥幸的是,好在“肥水”没流外人,香港还是中国的。如今香港是否会重蹈当年上海的覆辙,金融中心地位能否保持,中国的前后两颗珍珠是否最终都会失去?

事在人为。上天给了中国两次机会,莫非两次都要玩砸在自己手上?天赐不取,自己已有的都不珍惜,又怎能怨天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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