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经不起折腾，中国也经不起
有关“港版国安法”的决议草案即将审议通过，消息传出，引发各方关切。
香港经不起折腾，中国也经不起。无论香港，还是中国大陆，目前都需要休养生息。经过此次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经济受到重创，大疫尚未消除，欧美和世界许多国家因疫情而向中国追责，中外摩擦和冲突加剧，当局左支右拙，疲于应对。在这种情况下，理应采取低调收敛的防守战略，但求事少，不宜不嫌事多，四面出击，再新辟战线。理应尽量避免再授人以柄，自招国际制裁。
特别是对香港而言，去年历时大半年的反修例运动，在今年年初好不容易沉寂下来，安定局面来之不易，不宜没事找事，再启事端，再引发动荡。
对中国而言，本次百年未有的新冠疫情最初在武汉爆发，而后席卷全球，对中国和世界各国经济和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异常沉重冲击，世界经济步入萧条和衰退。全球数百万人感染，数十万人因疫情而死。中美关系在贸易战之外，因疫情扩散而增添新的紧张气氛。一些国家向中国提出追责和索赔行动。在国际上，“去中国化”、“与中国脱钩”之声不绝于耳，排斥中国渐成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中国的外部环境趋于恶化。
撇开意识形态的分歧，且不论谁是谁非，仅就策略而言，即便某一立法被认为如此重要，是否非得选在这个时间节点？20多年都过去了，是否非得在这种内外局势堪忧之际，再引发争端？是否缓一两年，待局势稍微平稳再考虑，天就会塌下来？
香港本无事。香港问题其实都是自己制造出来的。
自香港回归以来，20多年中，香港发生四次大规模游行运动：2003年的推行23条引起的数十万人走上街头，2012年的“反国教”运动，2014年的“占中”运动，和2019年反逃犯条例运动，其中三次都是因推行某种与大陆体制相关的条例或教化而引起。
试想，倘若没有这些没事找事的改变现状的尝试，采取无为而治，50年以后再说，香港会安静很多，至少四次中的三次大规模示威运动不会发生，港人也不会这么快日益偏激，而北京自己也不会这么快“忍无可忍”。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是否有必要如此操之过急，50年一半不到，就匆匆要去改变什么？是否等到50年后，香港就会跑掉，变成别人的？
原本，无论国安条文也好，国教也好，目的都是为了香港的安定和港人的归心。可是却适得其反：不动可能还好，越推进，港人就越离心离德。
这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死循环：每“推进”一次，矛盾就激化一次，对立就加深一次。港人认为，说好的50年不变，你却总是想作改变。总想改变港人原有的生活方式、法律和教育制度，削弱港人的自由，所以他们要反抗。而北京认为，你这么反对，就说明你是反对一国，是港独，是动乱分子，就证明国安条文和国教是必要，所以，绝不能妥协。
如今，这个死循环又在重复。香港现在本来已经安静下来了。经去年大半年的反修例运动，人心已经疲劳，加上新冠疫情的冲击，市民已经减少出行，泛民的政治鼓动已难以聚集人潮。忽然之间，又来了一个折腾，“港版国安法”从天而降，平静又被打破，动荡又起。
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中，法律和条文从来就只是“纸上谈兵”，从属于王权和人治，不怎么当一回事，宪法、法律都是如此，要么有法等于无法，要么想变就变。令人费解的是，对香港23条，却有人一反常态，20年来，一直念念不忘，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将国家安全和香港安定寄讬在这一纸条文上，好像有了它，就可以高枕无忧，天下太平，没有它，就寝食不安，有国家颠覆之忧。这既一反体制传统，也完全不是现代式的。因为按传统，条条不如实际重要，而按当代理念，法律的本质在于认受性。
香港弹丸之地，回归已有20多年，中国有驻军。所谓港独，所谓颠覆，只是一个伪命题。即便有人喊出几句偏激口号，或有偏激举动，那也是因为上述死循环制造和培育出来的。
像那种选举，游行，出版几本政治八卦书籍，喊几句反共口号，是否真有那么大的能量来颠覆偌大一个中国？去年香港闹翻了天，而中国大陆却毫无波澜，平安无事。这说明，由于体制区隔，所谓国安风险，完全是被夸大了。
再说，如今中国国门开放，去国外，去台湾不是什么难事。选举示范，“反共宣传”，政治八卦，信息传播，耳闻目染，没了香港，还有台湾和海外。是否都要封起来，关闭国门，回到从前？
香港问题还涉及到一个熊掌和鱼是否能兼得的问题。
在北京宣布此项“港区国安法”议程之后，仅隔数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表示，中国如果按其计划推动在香港实施国安立法，美国将作出“强烈回应”。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欧盟等也对此发表声明，表达关切。
香港事务固然是中国内部事务，但香港不同于中国内地城市，其特殊的国际经济地位使之备受国际关注。去年反修例运动引发的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该法案提出，美国国务卿每年应向国会提交报告，去审视香港是否仍然有足够的“自治”去享受美国给予的特殊待遇（包括关税）。
香港之于中国的价值，在于它的独立关税区和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国际经济地位，这是内地其他城市不可替代的。一旦香港失去这种特殊待遇，香港与内地一般城市无异。在中国内地，人口数百万以上的城市有数十个之多。一个武汉都有一千万人。多一个内地化的香港，于中国无多少增益，而失去一个有现有国际经济地位的香港，对中国而言，其损失将难以估量。
特朗普所说的“强烈回应”是否与特殊待遇相关，目前不得而知。除非北京事先已经摸底得知，美国断不会“来真的”，无论如何绝对不会取消香港的这种特殊待遇，否则，这将是一种冒险。当然，如果北京已不在乎失去香港的这种特殊待遇，另当别论。
而这就意味着一个孰轻孰重的权衡和选择：是国安条文重要，还是独立关税区和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重要。如果熊掌和鱼不可兼得，宁可保留哪一个？
即便按北京的乐观估计，此次港人的反对运动可能不会有像去年那样的规模，而美国近期的反应也可能不会走到马上取消香港特殊待遇的地步。即便北京战术成功，但就战略和长远而言，香港现有国际经济地位、独立关税区和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终将因自由体制不再而失去。
上天眷顾，两次赐珠中国。一个上海，被称为东方明珠，一个香港，被称为东方之珠。当年上海是远东最大的都会以及商业和金融中心，是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全球第三大股票市场和第三大债券市场。70年前的一场政权变更，导致其金融中心地位消失，而被香港取代。侥幸的是，好在“肥水”没流外人，香港还是中国的。如今香港是否会重蹈当年上海的覆辙，金融中心地位能否保持，中国的前后两颗珍珠是否最终都会失去？
事在人为。上天给了中国两次机会，莫非两次都要玩砸在自己手上？天赐不取，自己已有的都不珍惜，又怎能怨天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