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揭示的中国模式陷阱(图)
4月4日，北京警察在北京火车站低头默哀三分钟，但中国（中共）模式才是造成疫情大爆发的元凶。（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5月19日讯】“中国模式”给世界的一般印象是利用举国之力进行前瞻的规划和高效的运作，这种模式只允许存在唯一的声音、唯一的领袖、和一个控制一切的党，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党是领导一切的”。在这种简单粗暴的执政理念之下，无数微观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政府的渎职、腐败问题层出不穷，而这些渎职、腐败正是此次疫情爆发的直接原因。2019年，一场爆发于中国心脏城市的新冠疫情最终在中国和全世界范围内制造了巨大的混乱和伤亡，截至本文发稿，全球已有接近500万人感染，超过30万人丧命。等世界从噩梦中醒来之后，这场瘟疫浩劫将会给中国和人类历史留下怎样的注脚？
渎职：一场本应避免的灾难
关于病毒的来源，学术界提出的证据普遍更支持病毒来源于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说法，但由于缺乏大量直接证据，本文无法作出确切的判断，也无法证明这是一次无意的泄漏还是蓄意的投放。但是，无论病毒由何而来，中国政府都需要为全国和全球的惨痛代价承担沉重的责任。
《南华早报》在一篇题为《首名冠病患者可追溯到去年11月17日》的报道中表示，一份中国政府的非公开文件显示了一名55岁的湖北男子早在2019年11月17日就已经被确诊了新冠肺炎，而截止到12月底，确诊病例就已经达到了266起。2020年1月1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艾芬因为“造谣生事”受到医院检查科纪委领导训斥，她当即向领导表示该病毒确实可以人传人，但没有获得任何回应。然而，直到2020年1月3日，武汉警方还迫使被誉为疫情“吹哨人”的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签署了《训诫书》。1月20日，中国《央视新闻1+1》栏目采访钟南山院士，中国民众才第一次得知新型冠状病毒可以人传人，需要采取防护措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2月3日的网上例行记者会上承认，中国外交部从1月3日开始，也就是武汉警方训诫李文亮等八名医生“造谣”的当天，就已经开始向美方通报新冠病毒疫情信息和防控信息了。
如果《南华早报》的报道真实，那么从2019年11月17日到2020年1月3日，中国公众应当得知疫情发生的时间至少被延后了47天；如果艾芬医生作出的“人传人”判断是被武汉中心医院刻意隐瞒，那么从2020年1月1日到2020年1月20日，中国公众应当得知病毒可以人传人的时间至少被延后了19天。根据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如果中国能够提前一周采取防疫行动，疫情扩散可减少66%；如果提前两周，扩散可以减少86%；如果提前三周，即在李文亮等医生“吹哨”的时候就采取行动，扩散可以减少95%。1月31日，时任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在中央电视台的连线采访中承认失职：“我现在是一种内疚、愧疚、自责的心态，如果早采取严厉的管控措施，结果会比现在好，对全国各地的影响要小，也会让党中央、国务院少操心”。
直到2020年1月18日，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花园社区还有四万户多不知疫情的家庭参加了一场“万家宴”，后来百步亭成为了武汉疫情最严重的几个社区之一。自病毒爆发到1月23日武汉实施封城之前，约有500万人离开了武汉。截至2月4日，超过20500例新冠病毒病例在27个国家和地区被确认。中国官场长期以来的官僚主义、害怕担责的作风、“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气氛和打压异己的舆论环境，使得民众无法在第一时间获知重大公共危险讯息，无法做出防范措施。
在这场爆发于武汉的疫情之中，因为腐败、渎职而引发的直接问题层出不穷——武汉工商局连续十几年纵容华南海鲜市场违法贩卖野生动物、瞒报疫情、粗暴封锁、让大量疑似患者返家产生二次传染、湖北省长王晓东对湖北口罩产量三度改口、湖北红十字会贪污捐赠的物资、歧视对待在华非洲人...... 最终，在2020年4月8日，武汉被封城76天以后，中国看似终于抑制住了病毒的传播，但武汉以惨重的死亡人数付出了本不应承担的巨大代价：迄今为止，武汉的官方死亡总数仅为三千余人，但疫情暴发时，当地的殡仪馆每天都能接收2500多具尸体，每日焚化量是平时的四到五倍。
极权：绝对权力下的事与愿违
在这次中国调动举国之力进行的战役中，中国主要利用其“制度优势”做了以下五件事：1. 封口，全面禁止异议人士言论；2. 封省、封城、封门，让14亿人民彻底居家隔离；3. 建设临时性收治医院，调动全国医护人员援助重灾区；4. 调动全国工业力量生产医疗物资，并严格限制对美国出口；5. 调动全国媒体和自媒体掀起对美国的舆论战。
中国的确先于西方一步从疫情的泥沼里得到缓解，但中国政府粗暴的执政方式却招致了重大的政治损失。2020年2月6日，疫情“吹哨人”李文亮的去世引爆了中国内地建国以来最强烈的反政府抗议：微信上数以亿计的中国网民排山倒海式地自发悼念李文亮，并控诉政府将政治置于公共安全之上。一度有超过200万人参与的微博热门话题“我们要言论自由”迅速遭到删除，海内外掀起将李文亮忌日定为中国“言论自由日”的联署，又遭致当局的强力镇压。
2020年1月23日，一道没有预告的强硬封城命令造成了武汉不计其数的人道主义悲剧：一位女子因其母亲得不到医治而在阳台上敲锣求助、一位货车司机在高速上连续七天找不到能下高速的出口、一位无处就医的男子担心传染妻小而跳入长江、一名12岁的男孩拿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死亡证明独自前往民政局申请去孤儿院、一名70岁的老人哀求社区和街道做血液透析无果后跳楼自杀而遗体6小时后才被拖走、一名6岁的男孩独自守着爷爷的尸体过了五天无人发现、一名8岁的男孩前往殡仪馆听说是要“接爸妈回家”了高兴得跳了起来、一名被治愈的患者回家后发现家人全部离世遂在楼顶上吊自杀...... 这些被中国网民广为传播的悲惨故事共同描绘了武汉被粗暴封城后的惨烈图景——大量的人无法回家、无法吃饭、无人看护、无法就医、全家灭口，进一步引发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愤怒的控诉。
尽管中国商务部矢口否认利用行政手段禁止了防疫物资的出口，但很多中国大型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均传递出了一致的信号：出口很难，尤其是不可能允许出口到美国。3M和霍尼韦尔等中国美资企业从一月开始就已经被严格禁止出口N95口罩等物资。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称中国这一行为“等同于一级谋杀”。中国外交部另一位新闻发言人赵立坚于2020年3月12日在推特上发表言论称“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而全世界似乎都逐渐与中国站到了对立面。一名埃及律师起诉习近平，要求中国赔偿埃及10兆美元病毒引起的损失；一个美国律师团体在得克萨斯州起诉中国，要求赔偿20兆美元；印度律师协会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起诉中国，要求赔偿20万亿美元；密苏里州起诉中国政府要求赔偿巨额经济损失。4月14日，在特朗普宣布暂停向世界卫生组织拨款之后，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发起了对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的收入来源和新冠病毒来源的调查，矛头直指中国。5月14日，特朗普进一步威胁称美国可能切断与中国的“一切关系”。
中国引以为傲的“党管一切”的发展模式被西方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即国营企业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制度成功地为中国创造了诸多世界第一：中国的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欧盟；世界最多的农业和工业产出；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汽车购买力；世界最大出口国；世界最多的互联网和手机用户；世界最长的高铁、高速公路和地铁总长度；中国的世界五百强公司数量超过了美国（其中八成为国有企业）。但是这些世界第一背后的另一个现实是：中国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强制堕胎数量，且为中国独有；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与父母分离的儿童，且为中国独有；拥有全世界最高的青少年自杀率；拥有全世界住房最高的住房负担；人均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监控摄像头；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网络审查手段；是全世界监禁记者数量最多的国家；每年执行死刑的数量超过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
习近平于2012年开始担任主席，标志着对邓小平时代传统的重大颠覆。上任后，他架空了总理和其他高层领导人，提拔亲信，将自己冠以“核心”称谓，将“习近平思想”载入宪法并废除了主席任期限制。 他的个人权力得到极大的巩固，以至于许多人将他称为“万能主席”。 一个高压的极权政府，和14亿言论、思想、生育、隐私、居住等基本人权被严厉限制的人民，组成了一个世界第二的超级大国，而这个超级大国的繁荣之下孕育着巨大的隐患——道德、环境、法制状况的严重滑坡，层出不穷的暴力反抗事件，和越来越不受个别统治者掌控的日渐庞大的国家机器。
早在中国建国之初的1958年，毛泽东错误的“大跃进”政策就导致了近四千万人无辜死亡的大饥荒。十年的文革浩劫和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始终没有孕育民主的种子。如今，中国无限扩张的公权力和无限增大的民生、民权压力已然形成了巨大的分野。习近平政府目前正面临空前严峻的内部和外部挑战：远未停火的贸易战、党内激烈的权力争夺、随时复燃的香港示威运动、不时复发的新冠疫情、越来越多的天价索赔压力、国进民退下的经济危机、全球经济衰退带来的出口压力。
华盛顿对北京的一系列贸易、军事、外交层面的强硬举措，根源在于美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使其自然转型为一个民主国家”这一期待的彻底否定。和贸易战、香港示威运动一样，新冠疫情的爆发根源也在于中国日趋激进的极权统治方式。中国执政者应当反思的是，这一曾经带来无数荣耀的“中国模式”，是否正是导致新冠疫情的“元凶”，以及正在滋生更多适得其反的极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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