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叫它“中共病毒”。希望人们能永远记得，为着“圣王的面子”而失去生命的人们，以及“儒官集团”（包含 WHO 在内）在其中扮演的共犯角色。（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0年2月24日讯】有许多人对“中共肺炎”这一名词很不满意，坚持要将病毒“去中国化”，坚持只能说“新型冠状病毒”。
黄智贤说：“不要用中国的城市名字命名疾病或病毒，这是歧视。”
WHO 声色严厉地说：新发现的病毒，名称绝对不可以叫“中共病毒”。
当台湾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决定继续采取通行的“中共肺炎”简称，天朝媒体立即发动攻势，痛斥“以疫谋‘独’尽曝，冷血自私狭隘”、“借机吃人血馒头”、“台当局借疫生事其心可诛”。
只是，许多人都指出了：那么，“非洲猪瘟”如何？“西班牙流感”如何？“日本脑炎”如何？“德国麻疹”如何？“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如何？“伊波拉病毒”如何？乃至，“香港脚”如何？
喜欢用军机、航母与核导弹来宣扬“华夏式人道主义”的“儒官集团”，会去使唤 WHO，来全面取缔“中共病毒”这个语词，这个会将“儒教圣王专政优越论”钉在人类法庭的耻辱柱上的语词，应该是没有人会意外的事情吧？
但“儒官集团”的“正名术”，并无法真正否定一个现实情景：不少疾病的命名，都以各自的方式，携带着关于特定历史脉络的记忆，例如西班牙流感和伊波拉病毒。这些疫病的名字，都登录着一个“历史现场”。
执是之故，在这篇文章，以及之后的文章，我会继续使用“中共肺炎”这个语词，但不是基于天朝主义者所谓的“歧视”，而是缘于：希望人们能永远地记得，为着“圣王的面子”而失去生命的人们，以及“儒官集团”（包含 WHO 在内）在其中扮演的共犯角色。
“种族歧视”？
仔细观察这次天朝权力集团为中共病毒的“正名作业”而做出的部署，不能不说精密。同时，更重要的是，还能让我们看到，西方“文化左派”著名的“政治正确”话语，是如何与帝国儒教的“道德正确”话术交织出密切的“共谋关系”。
在天朝权力集团宣布武汉封城后，伴随着 WHO 对中国防疫工作不断高唱赞歌，各国开始纷纷以怀疑的眼光，注视着在中国发生的疫情，也陆续展开各种 WHO 所不乐见的紧急疫病风险管理措施。
在这个氛围中，中国各地的使馆，也逐渐相应地加大外宣作业的脚步。其中的重点，除了要求批判中国防疫处置的欧洲媒体对天朝权力集团道歉，就是去宣传“中共肺炎的名称是种族歧视”，并且将“中共肺炎”的命名，与各国对中国的旅游限制挂钩起来，声称这些都是“反华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表现。
众所周知，今日的 WHO，乃是“全球儒官社会”的领头羊，天朝权力集团最忠诚的国际随附组织。在这波天朝权力集团的“大外宣”中，WHO 当然是不会缺席的。
WHO全球传染病预防部门负责人布里安（Sylvie Briand）公开表示，使用中共肺炎这样的命名，就像是“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或“西班牙流感”这样的名称，是需要避免的，理由是“会造成地区与族群的污名化”。
WHO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Michael Ryan），也同样主张，人人都有责任确保疾病的命名不会造成污名，而且，“根据种族来进行描述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谁”歧视着“谁”？
时间来到2月7日，WHO 就正式在官方记者会上宣布：为这避免污名化武汉市，正谨慎替病毒决定正式命名，预计未来几天将公布最终的官方名称。WHO新兴传染病部门负责人范柯霍夫（Maria Van Kerkhove）说：“我确定你们都看到许多媒体仍用武汉或中国来形容（病毒），我们想确保不要有污名。”
事实上，WHO 之前为这次检出的病毒做出的“暂定官方命名”，一直是“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从未涉及疫情发源地中国武汉。西方媒体注意到，WHO 在给予新型冠状病毒正式名称上，显现“前所未有的谨慎”。
隔天，2月8日，中国国务院就随即召开记者会，由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言人宋树立出面，宣布“2019新型冠状病毒”所引起的肺炎病症，暂时统称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英文名称为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简称“新冠肺炎”或“NCP”。
网络上随即出现讥讽的声音，说 NCP 是“New China Pneumonia”（新中国肺炎）；天朝权力集团是站起来了，但中国人民却倒下了。
无论如何，至此为止，天朝权力集团的努力显然成效无多，各国媒体似乎依然普遍采用“中共肺炎”的通行命名。
于是，到2月12日，WHO 再度出马，秘书长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亲自告诉记者：“我们如今已有此一疾病的名称，那就是COVID-19。”WHO 对中共肺炎给予了“正式命名”—— COVID-19，至于病毒的名称，则由“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命名为 SARS-CoV-2。
他还明确表示，选择这个名称是为“避免指涉特定地理位置、动物物种和人群，符合国际为避免污名化所做的建议”。
随后，台湾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布声明，为与WHO公布的国际资讯接轨，并使民众方便理解，由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所引起的肺炎正式称呼为“COVID-19”，而简称为“中共肺炎”。
天朝媒体接着就咆哮了：“中共肺炎是种族歧视！”
不过，真的要谈“种族歧视”吗？
我曾经在国外多年，我的亲身经验，让我明白西方社会确实存在着对“华人”的仇视或歧视，但也同样确定，西方社会内在的民主伦理和人权观念，会时刻制约着这些倾向。
反而是在汉字文化群内，“小粉红”高亢的“反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口号，会不断附着在“反种族歧视”的“政治正确”上，来掩护自身的“中华型帝国主义”思维。而““华夏式的人道主义”话术，显得像是一条隐蔽的通道，让“中华型帝国主义”，可以经由西方“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正确”，从从后面偷溜进来，乃至进而大大方方地将自身表象为不可逾越的“道德正确”。
进一步说，在人们的直观中，其实许多人都了解：在汉字文化群，取缔“中共病毒”这个名字的做法，其实不过是老儒教“正名论”的反复再生产，不过是借由规范语词的使用来维护“君父权威的威信”的儒教统治术。
就此来说，取缔“中共肺炎”这个命名的“正名术”，其所意图的政治效果，就与央视说赖清德“窜访”美国一模一样，不多也不少；总而言之，就是要为“中华型帝国主义”赋予某种原本并不存在的“道德重量”。
“文化左派”的“政治正确”
在WHO 将中共肺炎“正名”为“COVID-19”后，台湾的天朝主义文人，也开始引经据典，说明这个命名的“正确性”，驳斥“台湾媒体配合中共规定，不称中共肺炎，只说新冠肺炎”的批评，认为这些批评纯然是“假新闻操作”。
台湾的天朝主义文人，如我预期的，开始拿 WHO 与天朝权力集团的说法来说嘴，主张全面取缔“中共病毒”这个语汇，并且自认这是“杜绝种族歧视”的“政治正确”，绝对不能质疑。
按照天朝主义文人的说法，在公卫与医疗社会学文献中，对“疾病命名”造成特定人群或地方污名的反思，早已获致定论，于是，WHO 才会在2015年发布“Best Practices for Naming New Human Infectious Diseases”（“命名新人类感染疾病的最佳实务准则”），建议不该使用人名、地名、职业、动物、食物、文化、族群、产业来命名新疾病，要必须以受到疾病影响的系统、严重性、症状、病原体等为准。
天朝主义文人没说的是：这份建议性的“实务准则”，在发表的时候，就被医疗界批评过度“政治正确”；“文化左派”不切实际的“实务准则”，不但容易导致重复的疾病名称，而且不够明确，一般人无法快速了解一个名字所指的疾病究竟为何，徒增一线医疗作业的困扰。对这些医疗界人士，反而是“文化左派”诟病的命名方式，才能登录一种疫病发生的“历史现场”，才透显了“医疗人文主义”的本色。
天朝主义文人另一个避讳的地方，是不愿意去说明：这次中共肺炎的命名，其实乃是这个所谓“实务准则”自身的首度实作；将中共肺炎命名为 COVID-19，是 WHO 第一次运用这份“实务准则”。
COVID-19变成“人类头号公敌”
最后，天朝主义文人没有提及的另一个事情是：当WHO秘书长谭德塞宣布中共肺炎的“官方正式名称”COVID-19，他同时也宣布了—— COVID-19 是人类的“头号公敌”，要求各国“尽量积极地”对抗这项疾病。
谭德塞表示：“如果世界不想醒来，将此病毒视为头号公敌，我不认为我们能够汲取教训。…我们必须采取一切行动，使用可取得的武器”。”
从“中共肺炎”到“COVID-19”，这个来自中国的新疫病，瞬间变脸为人类必须采用“一切可能手段”来加以“围堵”的“头号公敌”。这番“头号公敌论”，当然“自然正当”地证成了天朝权力集团以“战时状态”的名义而采取的“军管”隔离措施。既然是“人类头号公敌”，采取任何手段，即便是高度违反国际人权规范的“例外手段”，也是合乎“正义”的“伟大事业”。
就这样，一个依照“文化左派”的“政治正确”而命名的病毒，反而顺利地启动了一场对“人类公敌”的“战争状态”。
有趣的是，也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发觉，在“钻石公主号”上的日本检疫官，由于完全遵照WHO之前刻意淡化疫情严重性的作业指示，没有穿上全套防护装备就进行检疫工作，也感染了中共肺炎。
回到那个记者会上，谭德塞却正高呼：“我们仍处于围堵策略，我们不应允许此一病毒有地区性传播的空间。”他急促呼吁：“我们必须利用当前的机会窗口强力反击，在各个角落团结对抗此一病毒，否则我们可能会有远多于目前的病例，付出远高于目前的代价。”
面对一向要求各国不得对中国采取旅游和贸易限制措施的WHO，美国的防疫专家摇摇头，叹息现在才想要围堵病毒传播，恐怕为时已晚。（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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