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大败 中共令舆论场“武统”降温(图)

2020-01-19 08:00 作者:杜心武 桌面版 正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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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所以在香港和台湾问题上一再误判民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既有的信息渠道被一批固定的利益共同体把持。(图片来源:蒋银珊/资料照片/上报)

【看中国2020年1月19日讯】台湾2020大选,蔡英文以史上最高票数连任,结果震撼。蔡英文从前年底的颓势,到现在连任,看似“神奇逆转”,其实早在香港发生“逃犯条例事件”之后就大局已定。

在临近大选前,中国当然不会愚蠢到以为韩国瑜还有希望,但恐怕也没有想到输这么多。中国官方新华社通稿在第一时间,只报导了“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束”,连蔡英文当选也不提。后来第二次通稿时,终于报导蔡英文当选连任,但对蔡英文史无前例的优势依然不发一言。

此后,国台办老调重弹,重复“我们对台大政方针是一贯的,明确的,……”。新华社指责“外部势力”,强调选举“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暗黑力量的操控,但两岸关系发展基本格局不会因选举改变,大陆仍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主动权。”

这些八股式的“通稿”凸显了中国宣传的尴尬。可想而知,对韩国瑜输得这么惨,中国始料不及,缺乏准备。

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事实上,中国常常误判香港和台湾的民意。就在不久前,香港区议会选举,反对派获得压倒性胜利,同样令中国惊异。据说,媒体早就准备好“建制派大胜,止暴制乱得到广大香港市民支持”之类的通稿。最后结果与预期差异之大,令媒体毫无准备,以致连选举结果也不报导。

说起来,其实在前年台湾九合一选举后,习近平推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很大原因也是基于对台湾民情的误判。那次选举中,国民党(和韩国瑜)的大捷令中国冲昏头脑,以为民进党真的不堪一击,以为经济制裁大棒真的有效,以为台湾人心思变,有条件促统,这才会推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结果让蔡英文“捡到枪”,成为逆转的起点。

对香港和台湾都一再误判

对那次选举民情的误判,同样让中国以为韩国瑜“台湾无敌”,奇货可居,重点投资。结果再次低估了台湾民主的成熟度。民粹式的“韩流”没有这么厉害,虽然巩固了一些票数,但推走了更多票数。

中国之所以在香港和台湾问题上一再误判民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既有的信息渠道被一批固定的利益共同体把持。信息经过层层筛选和专家分析解读后,再写成内参报告,已面目全非。这即有报喜不报忧的官场陋习,也有共同体的惯性思维的影响。

台湾选举后中方的反应中,除了官方反应之外,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民间舆论场的动向。

选举结果刚出来就掀起中国舆论场的巨大风暴。前年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大胜后,中国官方媒体常年报导,韩国瑜和国民党如何了得,蔡英文和民进党如何不济,令相当多的中国网民相信,韩国瑜会在这次选举中获胜(甚至大胜),没有多少人预料到,输得这么惨。

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选后不久就发社论《莫张狂应是蔡英文和民进党的座右铭》,强调“蔡英文当局能够骗取一些选票维持其政权,但却无法将台湾社会真正绑到“台独”的战车上去。事实上台湾社会已经形成“不能独”的集体意识和情商。”

胡锡进大概想不到,一向带动风向得心应手的社论,这次竟然在微博上遭到一致怒骂和嘲笑。网民纷纷指责中国政府错判台湾民情。

有人认为台湾选举结果给中国政府“打脸啪啪响”。有人认为“这些话连自己也不信吧?”有人指责中国政府“粉饰太平”。有人怒骂国台办和环球时报自欺欺人,把自己人也骗得团团转。

胡锡进连发两篇长文

除了指责“自欺欺人”之外,更重要是“以后怎么办”。有人认为中国应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有人认为不要再给台湾“让利”;但更多人认为中国应该更强硬地准备“武统”(在信息过滤下,中国网民用“梧桐”一词)。

面对高涨的民族主义压力,久战沙场的胡锡进也不得不连发两篇长文回应。一篇是《武力统一意味着巨大代价》。不到24小时再发一文,继续辩解“为何中国不能和美国摊牌”。但这些长文都无法止住反对声言。最后,中国不得不出动最拿手的一招——封杀了事,不少“大V”被删帖。

很多台湾人以为,中国人是一言堂,中国政府鹰派当道,善于鼓动民族主义等等。这次舆论场的反应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这种相对简单的认识。

首先,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中国人中存在各种声音,只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很多声音被“灭声”了,以致看起来只用一个声言说话。

具体而言,途径有几种。第一,大部分与政府不一的意见都无法在传统媒体上发表,近年来更是如此,能发表的都是政府认可的意见。第二,很多人被视为“异见分子”,通过自媒体等方式发表不同意见后被当局“控制”,不能发声。第三,很多在自媒体发表的不同意见,“危害程度”没有到“反党反革命”的程度,我称之为“轻度不满”,政府最后一封了之,事后这些声言自然也看不到。

值得指出的还有第四点,很多外媒在报导中国民间声音的时候,往往注重两种声音。一种是中国人“支持政府”,用以论证整个中国陷入一种狂热;一种是“反对政府”的异见人士,用以论证中国政府“打压异己”,这常常给人一种“异议人士”只是“极少数”的感觉。

这些报导不能说错,但经常忽略了那些存在于非常多的中国人心中那种“轻度不满”。“轻度不满”不至于“颠覆国家”那么严重,而且人数众多,当局也不可能都严厉处置。这些存在于大部分人中的“轻度不满”,迸发出来是股巨大的力量,令中国政府不敢忽略。这次舆情事件就是“轻度不满”的集中体现。

其次,外界经常认为中国鹰派当道,这种认识也不全面。这次看到,一直被很多人认为是“鹰派”的胡锡进就表现出“温和派”的一面,令不少人大吃一惊。

其实,胡锡进是中共的“叼盘狗”,主人指哪儿,他就向哪儿扑。他是一个舆论操控手,自己本身倒未必这么鹰派。

中国要的是“受控制的民族主义”

在去年八月,环球时报记者在香港机场被打,胡先是挑起大陆对香港人的反感情绪,把“止暴制乱”的舆论带起来后,又调转头来亲自到香港,在香港节目上说香港的好话。可见一斑。

实际上,中国政府对民族主义的态度是两面的。一方面,中国长期靠民族主义论证执政合法性,又用民族主义煽动的“民意”,对抗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的压力(诸如“西方国家不是说民主吗?中国的民意就这样。”)

但另一方面,中国又很担心,“过分”的民族主义会给自己的执政带来麻烦。于是必须加以“控制”。比如,中国现在绝口不提俄罗斯“掠夺中国领土”(六七八十年代这种言论汗牛充栋)。这次民意要求中国“梧桐”,中国明知(至少在现时)不可行,于是无论“统一”在中国话语中多理直气壮,也必须派胡锡进降温。

因此,中国要的是一套“受控制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对中共来说,更多是工具,而不光是目标。“操控”才是中共的首要目标。

换言之,中国人不但要“爱国”,连“爱国”爱到什么程度,也必须由中共说了算。

外间应该透过重重迷雾看到这种本质。

最后,中国控制言论有软的一手,有硬的一手。

软的一手,就是派人“带节奏”。胡锡进就是最重要的人。胡锡进屹立在中国舆论场十多年不倒,自然有其独到的功夫。他操控舆论主要有两种理论,一套是自己发明的“复杂中国”理论,一套是其能灵活运用的“大棋派”理论。

“复杂中国”论主要用在国内,要旨是中共永远是对的:好事发生了,就是中共做得好;坏事发生了,就是“中国太复杂,急不得,要慢慢来,已经做得很好了”。

“大棋派”理论主要用在国际事务,用中国共产党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解释时事。发生对中国有利的事,就是棋下得“好”;发生对中国不好的事,就是“中国有很大的后着,在下一盘大棋,庸手看不懂”。总之,中国永远神机妙算,永远运筹帷幄。

无论“复杂中国论”还是“大棋论”都是中共擅长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诡辩术,总之就是好事是好事,坏事变好事。两者结合,相得益彰,天下无敌。

虽然胡总编功力深厚,但“软的一手”的其能力不是无限的。这次台湾选举,胡锡进也难以“忽悠”。于是不得不使出“硬的一手”,直接消声。

中国直接消声能多有效?可以说,对少数人的态度激烈的言论很有效,但对那种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轻微不满”,效果就不见得这么好。于是,这类言论对推动中国政府的压力反而更大,有时候,中国也不得不应对。

在香港区议会选举后不久,中国就更换了中联办主任。这次台湾总统选举后,对台办系统如果有人要“人头落地”,也不奇怪。若真的如此,大概要认识到,这样做不仅存在“龙颜大怒”的因素,要应对这种群众压力也是重要原因。

(原标题:韩国瑜大败 中共令舆论场“武统”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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