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曾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图)
蒋介石（摄影：yi-hsin Lu /看中国）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国总投降的签字仪式于停泊在东京湾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各国代表登密苏里号战舰时，公推中国代表第一个登舰。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一登上密苏里号战舰，雄壮的军乐立即奏起，青天白日国旗冉冉升起。各国无数人群一齐肃立致敬。早9时整，签字受降仪式正式开始。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统帅身份在受降书上签了名。其后就是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签字。以后才是苏联、英国等国的代表。签字的顺序也代表了中国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巨大贡献与重要地位。
领导中国人民坚持了14年之久的抗战，让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国家真正地扬眉吐气。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在全世界值得骄傲和炫耀的大事，它结束了百年来中国受列强欺侮的尴尬局面，让中国在世界有了强有力的发言权，由于抗日战争的胜利，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对所有列强强加在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均遭废除，而且《开罗宣言》谈判过程中蒋介石也一揽子地提出了解决香港、澳门等问题。蒋介石真正洗清了中国蒙受百年之久的奇耻大辱，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真正地站立起来了。
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台湾人民至今怀念蒋介石对台湾的贡献：光复台湾、建设台湾与保卫台湾。首先，清朝割让给日本的台湾，是蒋介石光复的；其次，建设方面除了土地改革、9年国民义务教育及发展经济外，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在政府刚迁台、韩战方酣的动荡之际，毅然推动地方自治，对台湾民主发展有很大的贡献。蒋介石还支持妇女解放、废除养女制，对台湾的人权进步有很大贡献。当初若没有蒋介石保卫台湾，台湾可能已沦入铁幕，也就没有后来的经济发达与教育普及。也许是冥冥中有所安排，台湾孤岛远离大陆，中间以台湾海峡为天然屏障，对台湾主岛构成了天然的护卫，使蒋介石得以努力以台湾为中华民族复兴基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精华得以在台湾保存，未受毛泽东发起的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恢复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军事及经济援助，并派遣第七舰队协防台湾，自此，中华民国转危为安。蒋介石也加紧着手构建台湾的军事防御体系及政经体系。7月，蒋介石首先进行国民党的党务改造，确立国民党属性为“革命民主政党”，并在农林工商文教等机关团体建立党组织，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主掌军队、政工、情报及指挥对大陆游击战；宪政方面，维持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之体制，并开始实施地方自治。1952年4月28日，中华民国与日本签订中日和约，12月2日与美国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为台湾建立了军事安全保障，为其后的一系列建设台湾措施奠定了稳定基础。随后正式全面展开了各项改革、建设台湾的措施，包括：
土地改革：实行“三七五减租”改善租佃制度，“公地放领”将公有土地移转为现耕农民所有，“耕者有其田”征收放领私有耕地，创设自耕农户，促使台湾农村复兴，并实施“平均地权”规定地价，照价征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所得用来扩大社会福利建设，促使农村的人力和资本向城市中的工商业移动，实现了孙中山“平均地权”的理想。
地方自治：制定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使各县市以下各级政府首长与民意代表均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台湾的民主是以选举为滥觞，1946年即台湾回归中华民国的第二年，就办了台湾第一次选举，民众直接选出乡、镇、区代表，再由代表选县、市议员，再选省议员，再选国政参议员。俟后政府迁台，陆续举办选举，包括里长、乡镇市长、代表、县市长、议员、立法委员、国大代表，最后1996年完成总统直选。
普及国民教育：教育预算依照宪法规定，从不低于总预算15%，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国家教育以儒家思想为主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及礼义廉耻更是教育重点；扩展高等教育，建立完整职技教育体系，使台湾人力素质得以提升，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因此而造就了日后的台湾经济奇迹。
发展各项经济建设，扩大社会福利建设：兴建国民住宅，办理低利贷款，鼓励外资、私人投资。蒋介石从解放农民、农业自给自足开始，沿着“以农养工”，然后重点由农转工，“加工出口”，发展“外向型经济”，走向经济腾飞。1963年，台湾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1968年增长率达到223%，居世界首位。1975年蒋介石逝世时，台湾人均年收入己达到697美元，在整个亚洲中仅次于日本。
维护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整理保存文化遗产，矢言建设台湾为“三民主义模范省”，作为反共复国的自由基地。比如1966年大陆开始大革文化的命时，破四旧、立四新，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明毁坏殆尽；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则相反地积极推动恢复固有的中华传统文化。蒋介石在台湾发起复兴中华文化运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是中华民国以复兴文化为名开展的思想文化运动。为了保护中华文化，并与大陆文革运动分庭抗礼，1966年11月由孙科、王云五、陈立夫、陈启天、孔德成等一千五百人联名发起，要求以每年11月12日（即国父孙中山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次年（1967年）7月台湾各界举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发起大会，蒋介石中正亲自任会长，运动即在台湾和海外推行。
1966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55周年国庆暨辛亥革命纪念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他说：“今年元旦中正曾经郑重警告，奸匪正以其‘毛择东思想’的突出政治，及其义和团拳匪式的人民战争，横暴恣睢，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大家都知道，凡是一个民族之存亡消长，全视其传统文化之优劣文野而定。如其优秀文化，一旦毁灭，则民族精神，随之丧失，而整个民族，亦等于名存实亡！我中华民族之所以可大可久，历五千年而不坠者，就是其文化能绵延不绝，永恒保持，并随其时代而进步，所以他能发扬光大，历久弥新！……如今日毛贼之红卫兵，必欲毁灭我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为其目标的思想行动。”蒋介石在文告的最后强调：“只有我们实现三民主义，维护历史文化、保卫人权自由、反共复国的战争，获得全面胜利，而后方得相与世界各国、共同卫护国际的和平与安全！这就是我们军民一体不可摇的信念，这就是我们继承辛亥革命、保卫民族文化正史于不坠的责任！”
台湾的学术出版促进委员会负责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轻一代普及学术精华，前后出版了大量中国古籍书目，像《周易今注今译》、《老子今注今译》、《诗经今注今译》、《孟子今注今译》等，还有《白话史记》、《白话资治通鉴》等。负责伦理道德发扬工作的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则发起了“复兴中华文化青年实践运动”，制定出“国民生活须知”，对人们的衣食住行诸多生活方面提出基本要求，以期弘扬礼仪之邦的文明。经过修订的“国民礼仪范例”1970年正式颁行，把对青年的培养目标扩展为全社会的生活理想。
学校教育坚持以“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并重政策。蒋介石指示：“国文是一国文化的根基，无论学习文科和理科的学生，都要特别注意。”中小学校国文、历史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至少占了一半。各级学校都必须开设《生活与伦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等，重视学生的古文训练和传统文化的熏陶。蒋介石给各个学校共同校训几乎都是“礼义廉耻”，即使传统文化生根发芽。同时，蒋介石还通过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进行民族精神教育。学校教材读的很多是文言文，要考《古文观止》、《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学生们由此知道了如何为人、为学，知道了什么是士，什么是君子；中国人的道德修养、教学、伦理、礼乐文化等内容，一步步的进入心中，形成灵魂，形成生活思考模式，普遍都存有礼义廉耻的道德观念，什么是好坏善恶，如何分是非曲直，都有来自于传统的基本依准。
在1960年代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政策下，台湾在当时从小学教育到大学的入学考试，以及政府的公务人员的考试，都大量强化了学习古典中华文化的相关科目。尤其是以孔子为主的儒家学说，受到特别的推崇。原因也是因为大陆当时为了政治上的斗争，进行所谓“批林批孔”的运动，把孔子的儒家学说，打成“反动派的文化”。蒋介石为了反抗大陆对孔子学说的打压，在台湾成立了以维护孔子学说为使命的“孔孟学会”，也以复兴中华文化为教育的目的，成立了“中国文化大学”，以进行中华文化的发展和研究之任务。
对于民众受义务基本教育的权利，俱在宪法中予以规定，且皆已落实：宪法除了在第二章人民权利部分规定人民有受教育权之外，在第十三章第五节以整节内容专门规定了国家有兴办扶助教育事业之义务。对于公民受基本教育权，宪法规定“六岁至十二岁之学龄儿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纳学费。其贫苦者，由政府供给书籍。已逾学龄未受基本教育之国民，一律受补习教育，免纳学费，其书籍亦由政府供给。”宪法还额外限定国家教育经费不得低于预算15%，省则不得低于预算25%，市县则不得低于预算35%之规定，并要求对从事教育卓有成绩的人士提供奖励，对学行俱优无力升学的学生予以补助。而反观大陆教育，多年教育预算不到3%，低于非洲最穷国家乌干达，教育成了百姓背负的多座大山中的一座。
蒋介石以“复兴中华文化，光复大陆国土”为口号，推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清除了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全面恢复了中华传统文化，使得台湾成为今日全球华人居住地区，最能承继中华传统文化的地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为台湾几代人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在岛上培植出丰富的文化土壤。民风淳朴，道德自律，社会和谐，是台湾区别于大陆的最明显的特色。
蒋介石一生致力维护中华民国法统，不论是刚迁台的危机期或是之后的安定期，坚决反对台独和国际讬管台湾，重视中华民国利益及台湾人民意愿，是真正的爱国者。二战末期，特别是1940年后美国曾一度准备军事占领时由日本控制的台湾，后来情势改变。在国共内战期间，又倾向推动台湾讬管。台湾本土的廖文毅、廖文奎兄弟与美国当时驻台副领事葛超智，于1947年7月向美国特使魏德迈提出“处理台湾问题意见书”，其中就有应准台湾人先脱离中国，而暂由联合国托治理事会管理之意。1948年9月1日，廖姓兄弟又与黄纪男等人以七百万台湾人的名义，向联合国提出第一号请愿书，再度要求台湾应暂由联合国讬管，再由全体台湾公民投票决定台湾的前途是隶属于中国或独立自主。对此分裂中国之行径，蒋介石予以坚决之反对。
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一直念念不忘光复大陆，解救大陆民众免于共产主义荼毒。但是，对于美国方面提出的对中国大陆使用原子弹的建议，他一直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1月30日，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美国方面在积极地考虑对抗美援朝的中国军队使用原子弹。第二天即12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杜鲁门与美国朝野主张对大陆官方使用原子弹，应设法打破之。”到了1954年10月20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表示说，美国空军部计划处长提议，台湾方面可以向美国申请借用“原子武器”，他自己的态度是对反攻在国内战场，万不得已“亦不能使用此物”。1968年12月，美国国务卿鲁斯克第二次到台湾访问，蒋介石希望美国方面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鲁斯克表示，美国人不想在一场反对中国的常规战争中流血。蒋介石立即愤怒地表示说：“你们永远不应设想以核武器对付中国。”
蒋介石在台湾时期最大的愿望是“复兴中华文化，光复大陆国土。”他一度认为韩战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国民党在美苏交战的大局面下就可以反攻大陆，但韩战迅速结束，美苏关系亦得到相当缓和，美国并不支持他的反攻计划。国民党军队虽不断尝试小规模对大陆反攻，但败多胜少。在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后，发生共产党自行停战的金门炮战。1958年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中华民国政府在公报中宣布放弃军事反攻大陆口号，称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的主要途径为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非凭借武力。在1960年代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研发出原子弹后，国府军事反攻大陆的可能不复存在，但蒋介石中正仍坚称中华民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对包括外蒙古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拥有主权。在冷战的背景下，大部分西方国家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联合国及其他组织内的中国席次亦是由中华民国代表。
1949年3月，蒋介石在日记《上月反省录》中，列出了检讨失败的13条原因。其中的最后一条，是没有能够“宣传”社会经济政策与民生主义，并且认为这是自己的“唯一之致命伤”。在此之前的2月3日，蒋介石回到奉化家乡，发觉当地乡村40年来毫无改革，痛感自己当政20年，党政机构守旧、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实行三民主义，“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因此，他在日记中表示，此后要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尚不算晚。3月9日，他开始设计土地制度实施方案。但由于国民党方面败局已定，蒋介石想“造福于农民”的民生主义设想，并没有在中国大陆得到落实，而只能在台湾岛上开花结果。1950年1月3日，蒋介石决定在台湾开展“社会经济运动”，限期耕者有田，台湾全岛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复兴由此启动。
蒋介石在致力于发展社会各项事业的同时，痛定思痛，深感共产红祸对人类的危害至深至重，故为使世界各国免受荼毒，亲自总结了在大陆的与“共匪”斗争史，披肝沥血，倾尽心血，着成皇皇24万字《苏俄在中国》一书于1956年发表，以当事人的身份，以大量的事例为证，对共产党进行了极为深刻精到的分析研究，是二十世纪中不可多得的国际共运史特别是大陆官方历史研究的珍贵资料。他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苏俄的共产主义不适于人类的生存，更不适于中国的气候，所以他发育的初期，必须寄生于中国国民党内，施展其渗透、分化、颠覆的阴谋，透过本党的机关来组织其工农群众，并假借本党的名义来隐蔽其阶级斗争，而其目的是在中国国民革命的独立战争过程中，建立其苏维埃傀儡政权，制造其在亚洲第一个典型的附庸国。”
“第二个论点是‘共产党可能消灭，共产主义不能消灭’。苏俄及其侵略工具国际共党认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是他的思想武器。他这一思想武器最重要的用途，是要证明共产主义自原始社会已经存在，更要证明现代社会必然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共党依据这个论点，在他溃灭的时期，就发出‘共产党可以消灭，而共产主义不会消灭’的‘理论’。当然，在马克斯列宁主义之前，人类社会中已有均产和共产的思想，但是我们必须分辨，那种思想是基于人道主义的一种社会理想。而今日马克斯的共产主义与此完全不同，可说他是彻底反人道主义的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的思想系统，并且是国际共产党制造仇恨和制造斗争的行动方针。而自俄国苏维埃政府实行其所谓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之后，这种共产主义又是什么？他是残忍惨酷的暴君极权主义，他是大斯拉夫主义诈骗人类，征服世界的魔术圈套。这种共产主义是与马克斯列宁以前的均产和共产思想完全相反的，而且他并不是单纯的社会思想，而为苏俄帝国集团侵略政治的一种武器。因此，只要苏俄共产帝国主义集团存在一天，人类社会就不应该容许这冒用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实行其侵略世界奴役人类的共产主义存在。”
“共产党虽具备一个党的形式，而在其本质上不是一个普通政党。他的党之核心乃是一个阴谋暴动的组织。他的党之周围，乃有多数外围与群众组织。他从群众组织中训练干部、吸收党员，更以其干部和党员组织群众，来制造其武装暴动。所以无论他怎样高唱‘和平共存’的口号，宣传其‘和平合作’的政策，而实际上，他不仅随时准备武装暴动，并且随时可作武装叛乱。共党的外卫团体和外卫分子，有各种组织方式，亦有其各种的用途。最显著的就是共党没有合法地位而无法公开活动的时候，他指使左派份子或其同路人代理他来活动。即令共党有其合法地位而可公开活动时，他仍然利用左派份子或同路人对他敌人的后方或侧面，迂回袭击。所谓中立主义的活动，也不过是这种外卫团体的各个分子，在其自由和民主的伪装之下，煽惑一些是非不明和敌友不分的政客们，替他共党间接作战而已。”
1971年，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内代表中国席位议题获得多数国家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台北不出，北京不入”，“驱逐蒋帮”。蒋介石中正则坚持“汉贼不两立”的政策，坚决反对接受美国的“两个中国”提议，于联合国通过第2758号决议前夕，宣布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