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震惊 一百年前的医患关系(组图)
苏格兰医生梅藤更查房时与中国小患者行礼。
这张照片最近在网络流传,苏格兰医生梅藤更(David Duncan Main)查房时与中国小患者行礼,这一老一小,一医一患的相敬相亲,在今天的背景下,让很多人感慨。不过,作为一个西方医生,1881年来到中国时,梅藤更要面对的医患冲突,其实远大于今天。
一个女人喝毒药自杀,送来医院抢救,丈夫紧张地问,“我能不能带走她的遗体?”因为传言梅藤更用的药是取病人的内脏制成。
可见当时民间对西医的疑惧。
1881年,26岁的梅藤更被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派往中国时,鸦片战争刚结束二十年,医疗传教的自由随战后条约进入中国,国人在心理上本能抗拒,加上此时杭州还是一个“城门上悬挂着人头”的中世纪城市。人们对外科手术,人体构造都不熟悉,民间对教会医院有种种传言“教会医师以媚药淫亵妇女,医院被怀疑挖眼剖心用以做药”,西医解剖尸体或制作人体标本,被认为动机邪恶,信徒临终圣事,被认为教士挖死人眼睛“以为炼银之药”。
知识份子中也有此说,魏源的《海国图志》内,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
梅藤更来中国前后二十年间,能在官方文献中查到的教案有200起以上,医疗领域往往是冲突引爆点,因为死亡最容易激起受害想像和集体情绪。1870年天津教案,1868年扬州教案,华洋双方死伤惨重,起因都是疫病流行,育婴堂中几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民间传言怀疑外国人绑架孩童,“剖取幼孩脑髓眼珠”作为药材之用,甚至“烹而食之”。
梅藤更放弃船行的工作从医,是想帮助“被迷信束缚和病痛折磨的人,使人彻底远离巫术和符咒”,但他的职业恰被看作有邪恶巫术的食人番,这种形象激起原始的恐惧与愤恨。即使官方调查出传言不实,公开澄清也无济于事。在天津教案中曾国藩查证,民众认为装满婴儿眼珠的两个瓶子,打开看是腌制的洋葱。但他无法说服激愤的民众,被斥为“卖国贼”,士人砸掉了湖湘会馆中他的匾额,几乎最具盛名的官员公信力被毁。而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出动兵舰催压,中国政府最终对国民执以死刑,付出昂贵赔偿平息这场冲突。
梅藤更来到杭州时,这隐隐的刀兵交激之气仍在,满人旗营驻扎杭州,他从旗营墙下经过,士兵向下扔石头,以示驱逐。
他的从医生涯在鲜明的敌意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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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上这个男孩,直到四五岁,从没像别的孩子那样笑过。
梅医生每次去巡查,都会去找这个阴郁的小人儿,教给他有趣的话,或者把他抱起来举到空中玩。一年冬天,这胖娃娃穿着厚棉袄,着实像个矮脚鸡,医生就模仿大公鸡,把腰先弯下去,慢慢直起来,身子往后仰学鸡叫“doodledoooooooooooo”
小孩子跟着学“toto-oooooo—”,第一次发出普通孩子的笑声。
这张照片上,这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因为对医生的爱”,到这所医院药房的化学部工作。他与医生合影,叉脚端手坐着,带点憨憨的不好意思抿着嘴,梅医生站在背后诙谐开他玩笑,可见两人十几年来的亲厚。
苏格兰医生梅藤更与长大了的中国小患者。
当年见过梅藤更的人,说这面团团的外国人十分可亲,按宗教习惯叫病人“兄弟”或“姐妹”,“路上遇见不管这人他认不认识,都会先上前鞠躬,如果对方看上去年纪比较大,他还会拱手作揖,用他那蹩脚的中文说“你福气好。”梅藤更曾说中国穷人不快乐,有知识的阶层又要有威严,很少有轻松的时刻。“一旦人们欢笑的时候,一切敌意都化解了。”
初来杭州时,梅藤更的医院简陋之极,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药房,没有手术室,梅藤更和新婚妻子不会说汉语,医院只有旧屋四间,冬天房子里没有炭盆,冷风流窜。是一位曾生产鸦片的印度商人良心责备之下,捐三千英磅给圣公会租来的房屋,免费收治病患,并不以入教作为治疗前提。中户之上不信任梅藤更,只有穷苦无告,走投无路者,和身染重疾,生命垂危的人才肯来。
杭州当时还没有公共卫生系统可言,街上的粪池不加盖,路上随处可见屎溺,乞讨的人,残疾的人躺卧在脏污中,河中舟辑往来加上阴沟污水,连年疫病流行。来看病的人没有洗澡条件,衣衫破烂,伤口溃烂脓肿,甚至有人把死者抬来,姑且一试。
碰到酷暑,气味可想而知。
医院门口排队的人是世界上最悲惨的队伍,但梅藤更常常不用什么语言,就让病人哈哈大笑。
有次他无意中碰到一个病人的膝盖,就倒地做出非常夸张的表情。病人们立刻跑过去帮他。看到他们这么大惊小怪,梅医师继续装着很痛苦地呻吟。一位老太太给他摸胸口,一两个人给他扇扇子,另外一个人抱着他的脚,第五个人靠着他的背,第六个人搭他的脉搏,第七个人跑去找梅夫人,其他人围成一圈。
梅夫人过来看到丈夫眼睛里的狡黠,立即明白没什么大碍,只是在享受他给大家制造的乐趣,她对在场的人表示感谢,就走开忙别的去了。
梅藤更说,“生活里的乐趣和欢笑,比药更能让生病的人觉得活着之振奋。”
美国人鲍金美,幼年在杭州生活,因为淘气乱吃,常常要喝梅医生开的蓖麻油通便,隔了几十年,她小女孩时的疑惑还没有解开,“虽然每次见到他我都得喝很多的蓖麻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的所有的小孩子都敬慕梅医生。”
在她童年的心上,两卷白胡子的梅医生是一个“穿便装的圣诞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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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医疗行业没有标准,良莠不齐。某天早晨,梅医生的厨师消失了,下午他穿着马褂来辞别,说当中医的祖父过世了,父亲要他回去继承衣钵,出诊看病。梅藤更极为意外,问“你知道怎么看病吗?”厨师说:“没事,我爷爷也是这么继承他爷爷的,再说,我这两年跟您学了不少”,梅医生愣在那儿,“你在这儿只学了怎么烤薄饼……”。
他找来一位中国助理,一位女性病人腿部溃烂露出骨头,需要移植皮肤,再三劝说,病人只同意从胳膊上取一小块皮肤。梅医生找助理来工作,找不到,助理害怕要她捐出皮肤,逃走了。医生夫人找到她,承诺先捐出皮肤作示范,助理旁观后颤抖着伸出了胳膊。但还是不够,梅医生训练妻子从自己胳膊上取下皮肤,再教给她如何移植给病人。
病人惊人地缺乏现代医学常识,英国传记作者记下某天查房时梅藤更看到的:“一个叫‘小猫’的手术病人拆开自己绷带,正看看伤口长得怎么样,刚做完腿骨手术的病人,觉得夹板不舒服,把它拆了。而一个叫‘万代’的老病人来医院前可能好久没有吃饱,看上去饿极了,竟然在吃他的石膏。”
梅医生挨个安抚处理。
1883年,写给教会的信中,他说这一年看了3019个病人,259人住院,但医院太小,戒烟所只有16张病床。他需要去50万人口城市的郊区救济病人,杭州当时交通工具是轿子,梅藤更不适应别人抬自己,设计了杭州第一辆西式钢圈马车,看上去是一只小驴车只容一人乘坐,须亲自驾驶。
有次病床已满,他要求一个病人回去卧床,对方说没法躺下睡觉“我住在别人家厨房里,油烟呛得我直咳嗽,你能不能让我住院?”梅医生无法可想,给了他药,叮嘱每天三次,两天吃完。回去后患者认为药喝得越多越好,擅自把六份药一次全喝了,医生被叫去出诊时,这个人已经处于濒死状态。这无可依靠的人,医院告别前曾问过梅藤更一句话:“医生,你是不是不管我了?”
这件事后,梅藤更决心用余生之力建一个大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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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款很困难,很久后他才收到圣公会的回复,又过了很久,才有时间拆开堆积如山的旧信,看到信中夹着的1700英磅支票,一夜没睡,开始设计医院。
广济医院在1884年建成,大门口棚架悬吊着紫藤花簇,左侧是大草坪,右侧玫瑰花坛,医院有了候诊,门诊,手术室,药房,办公楼等分类。
但这还不是梅藤更理想中的医院。他不断地募捐扩建,一笔重要的捐款来睚麦克莱爵士,他儿子在一战中牺牲,生前想成为一个医疗传教士,为了满足儿子遗愿,父亲捐赠了一万英磅。
用这些钱,医院装备了杭州最早的发电机、自来水塔,电灯和第一辆汽车,旅行中国的英国作家伊莎贝拉。伯德写下她的观察——“它们在照明、通风、卫生施设、分科与组织方面较之我们的最好医院也毫不逊色。”她印象极深的是医院用著名的宁波清漆涂刷,“那是真正的漆,它缓慢凝固形成一个非常坚硬的表面,反光性好,能耐受每周的煤油擦拭,大大有助于卫生。墙、地板和寝具的清洁是这样好,一尘不染,无可挑剔!”
广济医院有了自己的药房,自制针用葡萄糖、X线硫酸钡、百日咳药水,奎宁针等等。药房提供炼乳,肉汁和肥皂,这些用品很快在市面店铺盛行,进入市民日常生活。
一个医院推动杭州城市现代化开始,梁启超在《时务报》上撰文,认为医学变革能撬动国民的整体生活“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多寡之率,而讲衣服寒热之准,而讲工作久暂之刻,而讲产孕,而讲育婴,而讲养老,而讲免疫,而讲割扎。……学堂通课,皆兼卫生,举国妇人,悉行体操;国之勃然,盖有由也。”
医院开始吸引中上阶层的患者,疗效是最直接的说服力,梅藤更医治好杭州的八旗都督后,敌对的气氛消失了,大小官吏都来就诊。此时洋务运动中兴,朝中重臣荣禄,李鸿章,曾纪泽,沈桂芬都与西医私谊亲厚,伦敦会传教医师科克伦曾深入宫闺替慈禧治病得到信任,1904年,筹建北京协和医学堂时,慈禧提供万两白银襄助。实用主义的思想之下,西医甚至进入中国的政治与军事体制,梅藤更被委任杭州海关外科医师,承担检疫工作。查尔斯・卫理在中法战争中被清政府聘为军医。达斯维特在甲午战争中救治伤员,得到光绪帝赐的双龙宝星。
广济医院设立收费病房,从富有阶层中得到收益贴补穷困人群的治疗。国内捐赠开始多起来,袁世凯,孙传芳都在名单之列。一位捐款的乡绅对梅藤更说“我见过富人帮助穷人,但我没见过一个人离开国家去帮助别的国家的人,我在这儿躺着,看你对穷人富人都是一个样子。”
伊莎贝拉说,此时英国人对梅藤更在中国的耗费已经“啧有烦言”,但梅藤更一念不息。某天他医治完一个“生平所见最可怕”的麻疯晚期患者,到花园呼吸新鲜空气,正是初夏,玫瑰、百合、柠檬、橙、紫藤和紫丁香正开,两种气息的对比给他很深刺激,麻风病极为酷毒,最痛苦是被隔离于家庭和社会之外。他自知这种病无法根除,但应“能减轻他们的痛苦”。
梅藤更与圆通寺方丈交好,购买寺庙土地,在西湖之上,保俶塔之侧建起麻疯病院,只收挂号费就可接受免费治疗。但有市民认为这是冒犯,麻疯病院挡住阳光,阴影投射在宝塔上,影响城市的好运和繁荣,散布病毒。当地士人与佛教徒也都不快—-“佛教之地,岂能供手让给耶稣?”以土地纠纷之名提起诉讼,梅藤更不得不交出契约,由政府购回。
梅藤更将病人迁往松木场分院,郁达夫为写小说曾专门去那里小住,描述他的印象:“高低连绵的山岗。医院红色灰色的建筑,映着了满山的淡雪和半透明的天空,早晨一睁开眼,东窗外有嫩红洁静的阳光在那里候他,铃儿一按,看护他的下男就会进来替他倒水起茶,澄清的空气里,会有丁丁笃笃的石斧之声传来,寂静的长空,寂静的日脚,连自己的呼吸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护士量热度,换药,谈一阵闲天,扶杖走出病室,慢慢的守着那铜盘似的红日的西沉。”
一些麻疯病人到可出院时也没离开,将这里视为归属,直至离开人世。
有位女性临终前叫来梅医生,对他诉说“我年青的时候他们叫我美女,因为我长得好看,现在我脸丢尽了,身子也臭了。”
病人的声音很小,很弱。医生没说话,只是坐近在床前听着。
这一段沉默饱含无奈,也充满理解,这是医者的信念——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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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广济医院眼科门诊患者候诊时的情形。(以上皆为网络图片)
一百多年后,王建安当了这家医院的院长,与员工座谈中谈到这张照片,“这反映的是1946年我们眼科门诊患者候诊时的情形。病人很多,但井然有序,虽然一个个身着粗布衣,但都有地方坐。每个诊室的门都是紧闭的,其他病人在门口耐心地等候,没有不由分说冲进去。医生也是衬衫加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白大衣笔挺整洁。一张普通的照片,却能说明很多问题。”
王院长这几句感慨折射出当下现实的苦涩。
不过,罗马并非一日建成,1898年伊莎贝拉在广济医院看到的病人是“有些人来医院是出于鲁莽,有些是希望弄到药品去卖,有些是出于好奇,来看“鬼子医生”怎样工作,有些是来偷窃租给住院病人的衣服,还有些为了好玩,假装患有各种疾病。”但她说到了门诊,人群排列得像“一支军队”。负责维持纪律的人“恪尽职守,极为聪明。”
要约束病人几十年形成的不良习惯,付出的心力几乎是像对待幼童,医院规定,病人不能坐在病房窗台上,不能在病房里乱晾衣服,痰要吐在痰盂里,病人间不要打架……
医院是卫生之地,仪表即是垂范,梅藤更要求医者作出表率,在医院里不能大声说话,有交流需一旁轻声私谈,见面不能冷漠不语,须相互问候。行走不穿硬底鞋,避免发出声音。衣冠容颜在他看来是一个人对职业的尊重,实习护士也须是蓝衫白裙小方帽白皮鞋白袜子,再戴上白色的假领子和假袖口。衣服由洗衣工人统一收集,清洗、烘干、熨烫整齐,脏皮鞋清洗后上好鞋油,每周一送还至宿舍门口。
广济护校的学生傅梅生回忆说伦理学贯穿护校始终,要求“患者将自己的生命交到你的手中,你就必须全心地给他仁爱,一丝不苟地对他负责,不论是他吃进去,吐出来,还是拉出来的,你都必须仔细观察,从头负责到脚。”
全院一共约有110余个床位,正式护士只有20多人,医院没有家属陪伴,也没有护工。护士是病人唯一的照顾者。从打针发药,到吃喝拉撒洗头洗澡,极为繁重。但护理部对护士的要求细微,其中一条是寒冬为患者使用便盆,须先用热水烫过,免得患者感觉冰冷。
为了这一点暖意,可以想像多出多少人工,多少心力,尤其寒冬凌晨,人人瑟缩之时。
梅藤更的传记里也写到这一点,“最初的时候,护士没有那么大耐力的,会很难遵守医院的制度和要求,如果病人要求她们,她们可能会毫不在乎地漠视。她们的好脾气和承受力被严重地榨干了。如果犯了可能伤害到病人康复的错误,当着病人的面批评,她们会因为丢脸而生气。”
但纪律往往要通过严苛的要求才能内化成行为惯性。梅生回忆:“总护士长是一位英国人,她常常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出现在病房里,悄无声息地站在夜班护士旁边,检查操作是否规范是否到位。我们常胆战心惊,每次上夜班,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不管多忙也都不会偷懒,生怕自己不经意的疏忽落到那双碧绿而严厉的法眼。”
她所在的班三十余人,多数中途退学回家或改入他校。到了第三年,班里只剩下四人。她是留下之一,说就在这别出心裁的耳提面命下,学会了做到“人在,人不在,一个样”,从此几十年的工作,“慎独”成了她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
回忆起青春时代,看似劳苦,她内心却相当宽展“病人也对护士回报以毫无保留的信任和尊敬。当时工作虽然繁忙,但大家彼此坦诚,心思一致,并不觉得特别辛苦。”
今天的人,不论医生还是患者,看到“毫无保留的信任与尊敬”这几个字,心里会难免一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