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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破空:我在恐惧中长大(图)

2020-01-04 16:15 作者:陈破空 桌面版 正體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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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总统会见陈破空和民运代表团。
蔡英文总统会见陈破空和民运代表团。(视频截图)

我是在恐惧中长大的。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患有恐惧症。即便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中,也往往出现没来由的焦虑和紧张。但医生没有用恐惧症这个词,只说是情绪低落,或者忧郁症。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恐惧症。我坚信,只有这个词,才更精确。

父亲被毒打,构成我人生的最早记忆。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父亲被人野蛮地捆走,捆他的绳子,不是一般的绳子,而是石匠抬石头用的那种,碗口般粗。父亲被人疯狂毒打,打在他身上的,不是一般的棍子,而是石匠用的那种钢钎。父亲被人强按在地上批斗,他膝下跪着的,不是一般的地面,而是一堆玻璃渣。父亲膝下,血流如水。这一切,就构成我最早的记忆。三岁,开始模糊记事的年龄。之后,恐惧伴随我成长。总是在夜半时分,我被一阵低低的啜泣声惊醒。不用说,又是母亲竭尽控制的哭泣。透过纱布蚊帐,迷迷糊糊的我,依稀看见,地上卷曲着一个血迹斑斑的人形。那是父亲。母亲正为他敷药疗伤。作为从正规院校学成的西医,在那个小镇成为罕见,母亲的医术远近闻名。或因如此,命中注定嫁给父亲,为父亲屡创的伤口,不断覆纱裹药。

许多时候,我并没有吓哭,而是吓得再一次沉睡过去。梦里,反复上演一幅图像,即便我醒后,仍然心有余悸:一条木船底朝天,倒悬于同样是底朝天的河川,我头朝下脚朝上,倒立于那木船上,木船首尾两端起伏不定,将我剧烈颠簸,随时似要掉落下去,我惊恐得喊起来……

这个离奇的梦境,在我童年里反复出现。我并不知道,那幅恐怖的、颠倒的图像,究竟是什么意义?小镇上靶子不多,每次开批斗大会,身为中学教师的父亲,都是重点对象。原因很简单,家庭成分劣等。中共建政后,祖父家因有十一亩薄田,而被划为“地主”。从此灾厄不断。我的二伯,毕业于黄埔军校,曾任国民党军官。中共军队入川时,他放下武器,“和平起义”。初时,中共假意待他如上宾。然而,几年后,中共搞土改复查,为了凑够镇压名额,二伯竟被算了进去镇压了。枪声响处,在他身后,留下孤儿寡母。他那最小的女儿,还在襁褓之中。二伯死了,祖父祖母也先后亡故。地主家庭的黑锅,落到了我父亲头上。在其后的年代里,他必须代之受过。每逢运动,便被揪出来,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文革搞了几年后,我得知,父亲居然也入了派系,而且属于造反派。小镇上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与大城市的概念迥然不同。简单说来,小镇上的造反派,就是反对当地领导,与红卫兵无关。而当地领导,在文革中,如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既整人,也被人整。不管是学校党委书记还是公社革委会主任,一上来,都宣称他是“真正代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被打倒,又“老实交代”,被迫承认自己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父亲虽然头顶造反派的帽子,但我却从未见过、也未听说他动手打过任何人。倒是他动不动就写大字报,与同事中的保皇派论战,言必称“毛主席说”。一句“毛主席说”,就仿佛他掌握了什么真理。父亲仍然被别人批斗,被别人毒打。谁叫他是地主出身呢!

1972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才刚刚过去,对父亲的频繁批斗才稍稍止息,我那年仅三十四岁的母亲,却因长期置身于恐怖、惊吓、悲伤、哀愁、以及生活的重压之下,积忧成疾,积劳成疾,身患绝症,骤然离世。虽为名医,却救治不了自己。家中仿佛塌了天,撇下四个孩子,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最大的姐姐,十三岁,最小的我,八岁。从此,父亲又当爹又当妈。不仅要劈柴做饭,还要缝衣衲鞋。对于幼小的我,苦役也才真正开始。养猪,养鸡,养蜜蜂,养兔子,捕鱼,打蛇,砍柴……所有能谋生的手段,都用尽了,都历练了。巴山凄冷,蜀水苍凉。年复一年。沉重的劳役,艰难的生存。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出身”的阴影,也覆盖了我。“地主崽子!”从班主任牙缝间挤出来的这句毒性咒骂,至今轰鸣于我的脑际,也将轰鸣于我的一生。小学班主任,那个脊背弯驼的中年女人,面相凶恶,出言刻薄。

彼时,我唯一的长物,是名列全班最优的学习成绩。但只要我稍一得志,尤其当我偶有机会成为“孩子王”的时候,班主任便发动全班同学“孤立”我。在我的身后,常常跟着起哄的同龄孩子群。“地主!”“地主崽子!”伴随着这类谩骂的,是无数纸团、树枝、泥巴、石块,雨点般地投向我。我常常只能没命地逃跑。害怕上学,就常以逃学来躲避。我偶有反击,就被告到班主任那里。班主任当着全班的面,泼妇似的怒骂:“你一个地主崽子,竟敢打贫下中农的后代!”父亲得知,气得嘴唇直抖。儿子受欺负,似乎比他自己受迫害还要难受。激愤之下,他拉上我,找到班主任评理:“您说我那娃儿是地主?八九岁的娃儿是地主?他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连我都没有剥削过人,他又剥削了哪个?连毛主席都不得说我娃儿是地主!”班主任用鼻子哼地一声,不理。文革,父亲受迫害。与此同时,整个小学阶段,我也跟着受迫害。恐怖的童年!文革末期,我听见父亲教学生唱一首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好!”标语口号似的歌词,让我觉得很不是滋味。一日,父亲又在小声哼那首歌,我实在忍不住,大着胆子对父亲说:“好什么好?看把你打成那个样子!”父亲朝我投来狠狠的一瞥,那眼神里有真正的责备,认为我的话,简直是大逆不道。但他并没有说什么,足见他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说服我。

迷信“毛主席”的父亲,“六四”终于觉醒。父亲迷信“毛主席”,认为什么都是别人的错,而毛主席是英明的。文革后期,乃至文革结束后许多年,父亲都持这种固执。为此,十多岁的我,常跟父亲争得面红耳赤。这些争论,大都发生在长途跋涉中。在那些崎岖起伏的山路上,我和父亲,每隔几周,就需翻山越岭,从一个小镇,徒步行走到另一个小镇。一日跋涉几十华里。或者为了捕鱼谋生,或者为了探望在另一个小镇做工的姐姐或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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