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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破空:我在恐懼中長大(圖)

2020-01-04 16:15 作者:陳破空 桌面版 简体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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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會見陳破空和民運代表團。
蔡英文總統會見陳破空和民運代表團。(視頻截圖)

我是在恐懼中長大的。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我患有恐懼症。即便在平靜的日常生活中,也往往出現沒來由的焦慮和緊張。但醫生沒有用恐懼症這個詞,只說是情緒低落,或者憂鬱症。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恐懼症。我堅信,只有這個詞,才更精確。

父親被毒打,構成我人生的最早記憶。這一切是怎麼開始的?父親被人野蠻地捆走,捆他的繩子,不是一般的繩子,而是石匠抬石頭用的那種,碗口般粗。父親被人瘋狂毒打,打在他身上的,不是一般的棍子,而是石匠用的那種鋼釺。父親被人強按在地上批鬥,他膝下跪著的,不是一般的地面,而是一堆玻璃渣。父親膝下,血流如水。這一切,就構成我最早的記憶。三歲,開始模糊記事的年齡。之後,恐懼伴隨我成長。總是在夜半時分,我被一陣低低的啜泣聲驚醒。不用說,又是母親竭盡控制的哭泣。透過紗布蚊帳,迷迷糊糊的我,依稀看見,地上捲曲著一個血跡斑斑的人形。那是父親。母親正為他敷藥療傷。作為從正規院校學成的西醫,在那個小鎮成為罕見,母親的醫術遠近聞名。或因如此,命中注定嫁給父親,為父親屢創的傷口,不斷覆紗裹藥。

許多時候,我並沒有嚇哭,而是嚇得再一次沉睡過去。夢裡,反覆上演一幅圖像,即便我醒後,仍然心有餘悸:一條木船底朝天,倒懸於同樣是底朝天的河川,我頭朝下腳朝上,倒立於那木船上,木船首尾兩端起伏不定,將我劇烈顛簸,隨時似要掉落下去,我驚恐得喊起來……

這個離奇的夢境,在我童年裡反覆出現。我並不知道,那幅恐怖的、顛倒的圖像,究竟是什麼意義?小鎮上靶子不多,每次開批鬥大會,身為中學教師的父親,都是重點對象。原因很簡單,家庭成分劣等。中共建政後,祖父家因有十一畝薄田,而被劃為「地主」。從此災厄不斷。我的二伯,畢業於黃埔軍校,曾任國民黨軍官。中共軍隊入川時,他放下武器,「和平起義」。初時,中共假意待他如上賓。然而,幾年後,中共搞土改複查,為了湊夠鎮壓名額,二伯竟被算了進去鎮壓了。槍聲響處,在他身後,留下孤兒寡母。他那最小的女兒,還在襁褓之中。二伯死了,祖父祖母也先後亡故。地主家庭的黑鍋,落到了我父親頭上。在其後的年代裡,他必須代之受過。每逢運動,便被揪出來,遭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文革搞了幾年後,我得知,父親居然也入了派系,而且屬於造反派。小鎮上的造反派和保皇派,與大城市的概念迥然不同。簡單說來,小鎮上的造反派,就是反對當地領導,與紅衛兵無關。而當地領導,在文革中,如走馬燈似的換來換去,既整人,也被人整。不管是學校黨委書記還是公社革委會主任,一上來,都宣稱他是「真正代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一被打倒,又「老實交代」,被迫承認自己是「反對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父親雖然頭頂造反派的帽子,但我卻從未見過、也未聽說他動手打過任何人。倒是他動不動就寫大字報,與同事中的保皇派論戰,言必稱「毛主席說」。一句「毛主席說」,就彷彿他掌握了什麼真理。父親仍然被別人批鬥,被別人毒打。誰叫他是地主出身呢!

1972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才剛剛過去,對父親的頻繁批鬥才稍稍止息,我那年僅三十四歲的母親,卻因長期置身於恐怖、驚嚇、悲傷、哀愁、以及生活的重壓之下,積憂成疾,積勞成疾,身患絕症,驟然離世。雖為名醫,卻救治不了自己。家中彷彿塌了天,撇下四個孩子,我們兄弟姐妹四人。最大的姐姐,十三歲,最小的我,八歲。從此,父親又當爹又當媽。不僅要劈柴做飯,還要縫衣衲鞋。對於幼小的我,苦役也才真正開始。養豬,養雞,養蜜蜂,養兔子,捕魚,打蛇,砍柴……所有能謀生的手段,都用盡了,都歷練了。巴山淒冷,蜀水蒼涼。年復一年。沈重的勞役,艱難的生存。這還不是最可怕的。「出身」的陰影,也覆蓋了我。「地主崽子!」從班主任牙縫間擠出來的這句毒性咒罵,至今轟鳴於我的腦際,也將轟鳴於我的一生。小學班主任,那個脊背彎駝的中年女人,面相兇惡,出言刻薄。

彼時,我唯一的長物,是名列全班最優的學習成績。但只要我稍一得志,尤其當我偶有機會成為「孩子王」的時候,班主任便發動全班同學「孤立」我。在我的身後,常常跟著起鬨的同齡孩子群。「地主!」「地主崽子!」伴隨著這類謾罵的,是無數紙團、樹枝、泥巴、石塊,雨點般地投向我。我常常只能沒命地逃跑。害怕上學,就常以逃學來躲避。我偶有反擊,就被告到班主任那裡。班主任當著全班的面,潑婦似的怒罵:「你一個地主崽子,竟敢打貧下中農的後代!」父親得知,氣得嘴唇直抖。兒子受欺負,似乎比他自己受迫害還要難受。激憤之下,他拉上我,找到班主任評理:「您說我那娃兒是地主?八九歲的娃兒是地主?他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連我都沒有剝削過人,他又剝削了哪個?連毛主席都不得說我娃兒是地主!」班主任用鼻子哼地一聲,不理。文革,父親受迫害。與此同時,整個小學階段,我也跟著受迫害。恐怖的童年!文革末期,我聽見父親教學生唱一首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好!」標語口號似的歌詞,讓我覺得很不是滋味。一日,父親又在小聲哼那首歌,我實在忍不住,大著膽子對父親說:「好什麼好?看把你打成那個樣子!」父親朝我投來狠狠的一瞥,那眼神裡有真正的責備,認為我的話,簡直是大逆不道。但他並沒有說什麼,足見他也找不出什麼理由來說服我。

迷信「毛主席」的父親,「六四」終於覺醒。父親迷信「毛主席」,認為什麼都是別人的錯,而毛主席是英明的。文革後期,乃至文革結束後許多年,父親都持這種固執。為此,十多歲的我,常跟父親爭得面紅耳赤。這些爭論,大都發生在長途跋涉中。在那些崎嶇起伏的山路上,我和父親,每隔幾週,就需翻山越嶺,從一個小鎮,徒步行走到另一個小鎮。一日跋涉幾十華里。或者為了捕魚謀生,或者為了探望在另一個小鎮做工的姐姐或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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