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有多少人后悔“走上革命道路”（上）(图)

1949年前，投奔延安中共，幻想“干革命”的青年人。（网络图片）

题目用了“也不知有多少人”，即“有很多”之意，可事实上恐怕是“很多很多”，数不过来的多。即使从我们今天在网络包括某些纸质上所能看到无数参加革命者在取得革命胜利后所受到的委屈、磨难乃至惨死，也能想到有多少当年的革命者在将要走向另一个世界前后悔，后悔不该跟着中共“干革命”，不该“走上革命道路”，甚至当年不该“起义投诚”。像潘汉年、孙维世、吴晗、杨宪益，更不说傅作义长女傅冬菊、蒋介石幕僚陈布雷小女陈琏这些“地下工作者”了，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词作者公木、起义的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借用韦君宜的话说，“（受冤屈或被打成右派的）名人太多，举都举不过来”，你很难说他们没有后悔走上中共的所谓“革命道路”，只是没有公开表达出来而已。

“文革一开始，《少年先锋队队歌》1949版的曲作者、已成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被唱着他的歌长大的红卫兵们折磨得形同鬼魅，头上带着高帽子，身上沾着大字报，手里拿着破脸盆，一边走一边敲……几生几死之后，这位忠心耿耿追随革命的艺术家，终于冒死渡海潜入香港，最后逃到了他曾诅咒千百遍的美国，成为文革开始后第一桩名人叛逃大案。”（引自胡发云《百年红歌漫谈》）

可见，一些革命者，一些共产主义信仰者，用他们的行动证明后悔当年不该跟着中共走上所谓“革命道路”。2017年，乃中共打右派六十周年，按理，这是多么应该纪念和反思的年份，可现在眼看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过去。哪怕只从这一件事即可证明，中共是一个不懂反思不会认错更不会道歉的统治集团。在打右派运动中，韦君宜就对黄秋耘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思痛录》增订版45页）就这一句话，包含了多少委屈、痛苦以及深深地后悔。

2017年已至尾声。近几个月情绪坏到极点，可说是有生以来最坏的一段时间，感觉精神上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这才导致半年多前就说要做的下面这则短文一直拖到现在。

2017年，是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在“一二･九”运动时参加中共而晚年做了深刻反思的韦君宜诞辰一百周年（1917年10月26日）、去世十五周年（2002年1月26日）。在她去世前几经周折，出版了她留给这个世界更是留给中国人的一本不可替代的著作《思痛录》。之所以称之为不可替代，不单是因为她那难能可贵的反思勇气，还在于这是从她个人亲身经历和感受做出的反思，故无人能替代。作者的同代人唐达成对此人此书就这样评价道：“我觉得她一直背负着一个精神的十字架。她为什么支撑病体顽强把《思痛录》写下来？她认为，这些教训太深刻了，太惊人了，太荒谬了！不写下来，良心不得安宁，她背上的十字架放不下来。她的《思痛录》，就是这么直面历史，直面人生，思考我们的历史教训，这也是很有胆识的，也是她晚年重要的一部书。最近几年文艺界没有一本书超过《思痛录》。”

当时是二十世纪末，离八九六四不过十年，作者的这种深刻反思，让一些人看了还很扎眼，因此她的儿女亲家、著名杂文家牧惠（本名林文山）先生找了多家出版社，后又“经多位有识之士努力推动”，最终才得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一九九八年五月出版，算是帮作者在去世前完成一个心愿。

2012年作者去世十周年，作者生前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大约不满先前那个简本，而那时又尚未像现在这样“形势严峻”，于是也就又出版了《思痛录》增订纪念版，字数增加了近一倍，可以算作“全本”。

现在转眼又是五年多过去，想想，不知能不能说也是天意，且不说先前那个简本，就是后来这个增订版，如果不是在五年多前，而是在五年多后的今天，你在大陆还能找得到出版社吗？即使是作者生前工作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也还会有领导敢于拍板排版吗？现在虽已进入信息和智能时代，但也还是有不少疑惑困扰着人类，对于有些现象，依然要像原始人一样，只能用“天意”来解释——是天意让作者这本对中共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回忆文字在新的更加独裁专制时代到来前出版！

本人之所以到了岁末年终仍然不忘做这则文字，是因为不单在读《思痛录》增订版时感受到作者的大彻大悟，认为中共还是要“下决心民主”，因为即使是“天下最拙笨的民主也远胜于最高明的独裁”（见《思痛录》增订版“结语”一文），还有不能忘记也不能释怀的是也不知有多少革命者受到莫大冤屈，遭受自己人带给他们的多少磨难，因而后悔走上所谓革命道路。当然，不可否认，有不少人起先跟着中共革命，遭受冤屈后感到困惑，后来“解放”了或叫平反了，甚至又起用了，于是又继续信仰起来，直至了结余生，其中就包括作者韦君宜的丈夫杨述。不过，本文主要谈后悔。

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近七十年前参加中共，跟着“闹革命”者以及那些革命者的家人“后悔走上革命道路”的文字。前阵子网际网络上有篇署名介子平发表的《茶已凉》，文中提到傅作义长女傅冬菊、陈布雷小女陈链，她们都是明里暗里跟着中共“走上革命道路”，可谁能说她们后来没有后悔走上这条路呢？

文中有几个细节，估计傅冬菊后来每每想起都会做噩梦：1941年，傅作义长女傅冬菊在重庆南开中学加入中共外围组织，1948年奉中共密令回北平看望父亲。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过设在天津黄家花园的华北剿总办事处，将傅作义的大量军事情报秘传中共，使这位军事天才的战场行动屡屡受挫。正是通过她，中共根据取得的傅作义兵力部署、战略意图等，适时掌握战机，令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将傅作义所率部队抑困华北。傅作义被困其间，其“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头撞墙，咬火柴头想自杀”，而此时，冷眼旁观的宝贝女儿不但无动于衷、毫无罪恶感，且反而促其父亲赶紧投降。秘密和谈阶段，她更是将父亲每天的言谈、神态、情绪变化等等细节记录后上报组织。中共利用傅冬菊提供的情报，始终掌握着和谈主动权。单纯女子，未谙世态，怀抱所谓信念，接受组织考验，无条件地绝对服从。

傅冬菊被认为是平津战役期间，最有价值的间谍。然而，到了“文革”期间，傅冬菊作为“阶级异己分子”遭受残酷批斗。期间，傅冬菊带着孩子探望父亲，傅作义沉默良久道：“从今往后，你不要再来了。”傅冬菊晚景凄凉，病困交加，当年平津战役时指使她的那些人，早已身居高位，却也形同陌路，未有一人肯为之出面说话，直至临终也不见谁来探视。1984年，人民日报记者金凤曾对其言：“傅将军的一生是很值得写的……”她随即打断之：“茶已凉了，要不要我给你冲点热水。”

而蒋介石幕僚陈布雷的小女陈琏，于重庆国立二中上学时，被中共发展为地下党员。1947年，热恋多年新婚不久的袁永熙陈琏夫妇，因秘密电台被捕，又因陈布雷的关系被释放。此事非同小可，甚至惊动了蒋介石，蒋命令陈“严加管教”之。自尊心极强的陈布雷，顿觉颜面丢尽，不久自杀身亡。到了“反右”时，袁永熙打成右派，陈琏成“右派家属”，子女成“右派子女”，为此她感慨道：“革命是多么残酷啊！同志一转眼间会被当作敌人！”于是她毅然选择了离婚绝路。“文革”爆发，陈琏即被定性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竭尽侮辱。1967年11月19日，她自上海泰兴路华东局宿舍11层纵身跳下，竟也选择了自杀的方式谢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