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好坏 我们这代人负有大部分责任(图)
香港狮子山人链（周秀文/看中国）
【看中国2019年9月30日讯】我是1952年在上海出生的，4岁到香港。小时候上学，祖籍栏填的是浙江鄞县，即宁波。我在家里跟父母说上海话，其实是宁波话；跟佣人说番禺腔粤语，上幼儿园则学到香港粤语。我把香港粤语当作母语，因为说得最流利，而且自信地认为发音是百分百准确的，如果不准是别人不准，不是我不准。就这样，身份认同的问题也解决了。
我后来才知道，我是属于香港的“婴儿潮”一代，指的是1949年后出生的一代。香港人口在“二战”结束那年是50万，到1953年已达250万，光1949年就增加了近80万人。随后十来年，出生人口也到了高峰，像旧式的可乐瓶一样，开始还是窄窄的，后来就膨胀了。
我这代很多人对童年时期的贫穷还有些记忆。家长和家庭的目标，印在我们脑子里的，似乎就是勤俭，安定下来，改善生活，赚钱，赚钱，赚钱。
我们的上一代当然也有一直在香港的，但很大的一群是来自广东、上海和内地其他地方的，是在认同内地某个地域而不是香港的背景下走出来的。
南来的知识分子更有一种文化上的国族想象，逃至殖民边城，不免有“花果飘零”之叹。
然而，从我这代开始，变了。我们只是平凡地长大着，把香港看作一个城市。
这里我得及时声明，我是在发表对同代人的个人意见，并不是代表同代人说话，说不定有人一生出来就懂得爱国反殖。我在下文想说明的一点恰恰就是，爱国和民主一样，对我们来说都是后天慢慢建构起来的。
我们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是不介绍中国20世纪当代史的。尽管中文报纸上报道内地的消息，我这代在成长期往往在意识中是把当代中国大致排斥掉的。
我这代一个最大的共同平台，就是我们的中小学，不管是政府还是教会或私人办的。
我的学校当时是怎样的呢?是一条以考试为目标的生产线。我这代人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考完试后就会把学过的内容给丢了。这对香港一代成功人士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可以很快很聪明地学很多东西，但转变也很快，过后即丢，而且学什么、做什么是无所谓的，只要按游戏规则把分数拿到就行。
在中学里面，我觉得唯一不全是为了考试的学科，除了教会学校的《圣经》课，就是中文和中国历史课。我们的中文老师可能也是我们接触到中国传统的唯一渠道。关于中国文化，甚至做人德行，都可能是从中文课上获得的。现在我这代人中，对文化历史时政有些理想主义想法的人，很可能都是中文课的好学生，或读过武侠小说，否则说不定连小小的理想主义种子都没有了。
可惜中文课在香港英文学校里是比较边缘的，有些学校根本就不开这门课。
1964年，我这代进入青春期。那年，披头士乐队访问香港。
我那比我大一岁的姐姐和同班同学去电影院看了10次披头士的电影《一夜狂欢》。
我们跟父母有了代沟，留长了头发，穿牛仔裤，弹吉他。因为我们曾手拉手唱过英语反战歌，我以为不用问大家都是接受平等及参与性的民主的。我要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才觉悟到二者没有必然关联。
1973年，香港股市在狂升后出现“股灾”。
我这代的青春期，就从英美时髦文化开始，到全民上了投资一课后毕业。与同期同代内地人太不一样，我们可说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一代。
香港时代广场反送中集会（Carl Court / Getty Images）
当然，中间有1966年和1967年的两次街头抗争插曲。第一次带头反对天星小轮加价的是青年人，对未成年的我们有点不甚了了的轻微吸引。第二次冲突大多了，是“文革”的溢界，逼着站在港英一边的明智大多数和他们的子女在随后的许多年对中国内地更有戒心——把内地视为他者，相对于“我们”香港。除此之外，以我观察，1967年事件对我这代大多数人的心灵和知识结构并没有留下显著痕迹。
这时候香港政府调整了管治手法：建公屋，倡廉政。
这时候我这一代也陆续进入人力市场。
连人口结构都偏袒我这一代：我们前面没人。
就是说，婴儿潮一代进入香港社会做事时，在许多膨胀中和上升中的行业，他们往往是第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华人员工，直接领导是外国人或资本家。我们不愁找不到工作，我们晋升特别快，许多底层家庭出身的子女凭教育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社会阶层，我们之中不乏三十来岁就当外企第二把手的人。
似乎不论家庭或学校、文化或社会，都恰好替我这一代作了这样的经济导向的准备，去迎接随后四分之一世纪的香港经济高速发展期。
我们这批人不知道自己的运气好到什么地步，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怎么聪明，而是因为有一个历史的大环境在后面成就着我们。香港是最早进入“二战”后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地区，在日本之后便轮到我们了，比台湾地区早。台湾还搞了一阵进口替代，我们一进就进去了，转口、贸易、轻工业加工代工，享尽了“二战”后长繁荣周期先进入者的便宜。另外，内地的锁国(却没有停止以低廉货物如副食品供给香港)也为我们带来意外的好处。这一切加起来，换来香港当时的优势。我们这批人开始以为自己有多厉害、多灵活、多有才华了。我们不管哪个行业都是很快就学会了，赚到了，认为自己了不起了，又转去做更赚钱的行当。
我并不是说我们不曾用过力气，我想强调的是：这一代是名副其实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在。香港的好与坏，我们都负有绝大部分责任。
我们是受过教育的一代，可训练性高，能做点事，讲点工作伦理，掌握了某些专业的局部游戏规则，比周边地区先富裕起来，却以为自己特别能干。
我们从小就知道用最小的投资获得最优的回报。而回报的量化，在学校里是分数，在社会上是钱。这成了我们的习性。
在出道的20世纪70和80年代，我们在经济上尝到甜头，这成了路径依赖，导致我们的赚钱板斧、知识结构、国际观都是局部的、选择性的，还以为自己见多识广。
我们的整个成长期教育最终让我们记住的就是：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这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思想心态：我们自以为能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
我在香港拍过一部美国电影。美国的设计师要做一个布景台子，让香港的道具师帮他做。他每天来问做好没有，香港道具师都回答他，不要紧，到时一定会做好的。等到开拍那天，果然那张台子及时被搬进来了，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不错，但仔细一看，台子的后面没刷油漆，因为后面是拍不到的，而且只能放着不能碰，一碰就塌。美国的道具师不明白，为什么我早就请你们做张台子，要到最后一刻才交货，并只有前没后；香港的道具师也装不明白，你要我们做个道具，不是及时交货了吗?而且是几秒钟镜头一晃就过去的那种，为什么要做得太全呢?在镜头里看效果是不错的，况且不收货的话也没时间改了。这就是我们的“can-do”(实干)精神、港式精明和效率。
我这代人的这种心理，早在成长期就有了，到我们出道后更是主流思想，不是现在年轻人才这样，现在年轻人都是我这代教出来的。
说20世纪70年代是“火红的年代”、我这代是理想主义一代，喂，老鬼们，不要自我陶醉了。
太多我这代人自以为了不起，其实比不上我们的上一代，只是我们运气比较好。同样，“火红的一代”也只是后来膨胀了的神话，严格来说，都是失败者。
首先，“火红”并不是我这代的主流特质，就算在大学里与“火红”沾边儿的也只是很小的一群：我在1971年进香港大学，在我所住的宿舍里前后三年百多名住宿生中，我知道的参加过“保卫钓鱼岛”运动最大一次示威的只有三个——有个别的宿舍比例确实较高。
当时大学生的左翼小圈子里有两派，一个是“国粹派”；另外是更小的圈，是左派中对当时的“文革”有批判的一派，叫“社会派”。在大学外，有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和几个跟当时仅存的港澳老托派联络的年轻激进派，这些圈子也很小，虽然戏剧效果较大。教育、教会和后起的社工界、法律界、新闻界也有个别关心公义的人士和组织。像我这样松散参加过校园民主、民生(反加价、反贪污)、民族(中文成法定语言、保钓)等活动的人则稍多一点儿。港澳工委在香港的有组织左派(不包括亲北京工会会员)人数当然又多一点儿，但总的来说在主流社会里是少数。
“四人帮”倒台后，不少国粹派学生马上进入商界，到美国银行等商业机构做事，一点儿障碍都没有。1979年改革开放后，他们又是第一批去内地做生意的人。到底是香港教育出来的精英。
可以看到，国粹派的深层执着是国族，今天可提炼出来的是爱国。其他零星异端左派当年的主张也幸好没有实现，然而他们的基本关注是公义，可滋养今天的民主诉求。这就是“火红一代”的遗产。
火红年代的影响很有限，所以在80年代，民主和爱国都未竟全功。如果婴儿潮一代人当时群起要求民主，《基本法》都怕要改写。事实是，大部分我这代经济动物根本没有去争取，而少数已成既得利益的同代人，竟有反对普选等普世价值的。同时，我这代人仍普遍保留了之前对内地的畏和疑。
不在公共领域集体争权益，只作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特点：20世纪90年代中出现往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移民潮。对部分南来的老一代是再出走，对婴儿潮一代是留学以外第一次有规模的离散，大部分是因为1997年要回归而移民，故不是经济移民，而是替家庭买一份政治保险。有部分家庭，将太太和子女送到国外，丈夫仍在港工作，成为“太空人”，因为香港的工作更能赚钱，兼想要两个世界的最好。真正断了香港后路者，他们的位置也很快为留港的原下属补上。许多成年人移民后的香港身份认同并没有动摇，身在国外心在港。对我这代来说，在亚洲金融风暴前，从财富和机会成本计算上看，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应属失策。眼见香港持续发达和内地的变化，1998年前后回流香港的人也不少。当然也有决心融入移民国，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总的来说，移民潮势头虽强，最终只是移民个人和移民国的新经验，过后竟没有在香港留下重大烙印，没有妨碍过去20年香港主流的发展，而“九七效应”更曾一度加强这主流：赚快钱。
一直以来，就香港大学来说，主流所向往的，除了当医生外，是在香港政府里当官。文官有两种：政务官和行政官，都要大学资格。那些所谓最精英的政务官，要求英语要好，大概头脑也要比较灵活。这类官员总处于职位变动中，今年可能管经济，明年说不定派去搞工务，换来换去，当久了自以为什么都懂，其实是按既定规章制度程序办事，换句话说只懂当官僚。说到底，他们也只是香港教育出来的精英，我们又如何能对他们有着远超他们认知程度的期待?
到70年代，主流精英除了各种专业如律师、建筑师、工程师、会计师、教师外，还多了一种选择：进入商界，特别是外企。1973年，港大社会科学院应届毕业生就有几十人同被数家美资银行招揽。我们走进了香港的盛世——婴儿潮一代的镀金时代。
我们带着这样的教育和价值观，自然很适合去企业打工，却同时想去创业和投机。我这代开始了香港人这种奇妙弹性组合。我们当管理者，不像西方和日本20世纪中期那套刻板的白领中产组织人，而是十分机动的。我们自以为有专业精神，懂得按游戏规则办事，但如果能过关也随时可以不守规。我们好学习，甚至加班拼搏，不全是为了忠诚完美，更是为表现加薪，或说有上进心。我们随时转工易主换业。我们是不错的企业管理者，却同时在外面跟朋友搞生意。
我这代人到底是在相对安稳的社会长大的，不算很坏。我们有做慈善的习惯(当然是在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捐点儿余钱)，在不影响正业的情况下愿意做点儿公益(尤其当公益直接间接有助正业)，表现出大致上守信(明白这种社会资本长远来说能减轻自己的交易成本)，也会照顾家人朋友(扩大版的家庭功利主义)。不过，骨子里是比较自利和算计的，如以前在学校考试，最终是自己得分过关。是的，我们爱钱。（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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