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潜写过很传颂的《桃花源记》，大家都知其所讴歌的是一片乐土。（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清代诗人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其中一首：
“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这首诗的第一句其实很有误导性。说“喜”，应是不止一次，而且是常常了，但陶潜咏荆轲其实只有一次（诗名是《咏荆轲》）。六朝诗人而咏荆轲的多有，例如王粲、左思、阮瑀等的《咏史》都有咏荆轲，能不能说“王粲（左思、阮瑀）诗喜说荆轲”呢？
其次，陶潜曾经咏荆轲（虽然只有一次），却往往给人以无限的推想。例如刘履《选诗补注》说：“此靖节愤宋武弑夺之变，思欲为晋求得如荆轲者往报焉，故为是咏。观其首尾句意可见。”蒋薰评《陶渊明诗集》说：“摹写荆轲出燕入秦，悲壮淋漓。知寻阳之隐，未尝无意奇功，奈不逢会耳，先生心事逼露如此。”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说：“抑公尝报诛刘裕之志，而荆轲事迹太险，不便明言以自拟也欤？”翁同龢说：“晋室既亡，自伤不能从死报仇，此《三良》、《荆轲》诗之所以作也。”（见姚培谦《陶谢诗集》卷四眉批）。
前人论诗多信口雌黄
这些论说，把咏荆轲拉到政治上的复仇，不仅是有丰富想像力，甚而迹近信口雌黄了。
自然，陶潜咏荆轲，再联想到他也写过像“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其八）、“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杂诗》其二）、“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三）这类的诗句，你可以理解到“陶潜不是浑身是静穆”（鲁迅语），或者就像朱熹《朱子语类》所说：“渊明诗，人皆说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语言出来？”说语言豪放，还可以，但总不能坐实他想从中表达任何政治思想。
其实，我甚至不觉得陶潜咏荆轲有何心境上独特之处，只是普普通通一首咏史诗，把荆轲刺秦的事迹来个仔细叙述，兼表示个人看法。稍为激昂的调子不会没有，但谁看到荆轲的历史，不会激昂的？
当然，探讨他咏荆轲的原因，也不是毫无意义的。或者先看看陶潜诗歌咏过什么人物，再看看咏荆轲有何独特意义。
陶诗咏古人事属等闲
陶潜写过一首《述酒》，当中咏过很多人物，也表达了一些政治看法：
“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平王去旧京，峡中纳遗薰……王子爱清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
“豫章”两句暗喻刘裕篡弑，晋恭帝幽于零陵之事。刘裕曾为豫章郡公，与“高门”（按指王室）抗衡。重华（舜）冢在零陵九疑，“重华固灵坟”，古《笺》谓言零陵王（按指恭帝）何在？但有灵坟耳。“平王”两句，指晋室南迁，就像周平王迁都一样，中原沦于胡人之手。“王子”两句，托言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而整体则指晋室之亡。这几句其实只将一段历史重新铺叙，很难说有在其中寄寓褒贬。“朱公”以下，则借陶朱公避世隐居言自处的态度，天之容仪本自永固，即使彭祖也不能相比。
陶潜评论过政治，本身也身体力行对政治本态，例如入宋以后改名为“潜”，《宋书．陶潜传》也称“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但云甲子而已”，但这些只是道德情意的表述，不涉实际行动，像上文所引评论者指陶潜咏荆轲事牵扯行为意识的参与，可说风马牛不相及。
陶潜诗咏过的人物很多，如果来个简单分类，可以分作三种。其一是简单的事实的叙述，没有什么寄寓的，如“彭祖寿永年，欲留不得住”（《神释一首》）、“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乞食一首》）、“恨不及周穆，托乘一来游”（《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三）和“何以废共鲧，重华为之来。仲父献诚言，姜公乃见猜”（《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三）等，这类例子可以不论。
陶潜在思想上主张复古，对儒家与其典籍的教诲特别钟情，所举这类人物便多涉倾慕之情。特别是孔子，陶潜两次称为“先师”（《荣木一首》的“先师遗训，余岂之坠”、《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的“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也称颂孔子（鲁中叟）对整理旧经籍的贡献（《饮酒其二十》的“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对孔子提倡的道德表示崇敬（《劝农一首》的“孔耽道德，樊须是鄙”）。
其余对儒家所推崇的经典人物都敬礼称颂，如“尚想孔伋（按即子思），庶其企而”（《命子一首》）、“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神释一首》）、“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首》）、“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赠羊长史一首》）、“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首》）和“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同上）等。
陶渊明尊敬志节高尚，不为世俗所拘束，也甘愿贫贱，守礼崇信的人。（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陶诗对志节高尚者顶礼敬拜
第三类则是志节高尚，不为世俗所拘束，也甘愿贫贱，守礼崇信的人，如“冀缺携俪，沮溺结耦”（《劝农一首》，“沮溺”指长沮、桀溺）、“董乐琴书，田园弗履”（《劝农一首》，“董”指董仲舒）、“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一首》，钟期指钟子期）、“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连雨独饮一首》，“松”是赤松子、“乔”是王子乔）、“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旱稻一首》）、“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饮酒》其一，“邵生”指邵平）、“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饮酒》其二，“夷叔”指伯夷、叔齐）、“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饮酒》其十一，“颜生”指颜渊、“荣公”指荣启期）、“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饮酒》其十二，“长公”指张挚）、“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同上，“仲理”指杨伦）、“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饮酒》其十四，“班荆”指布荆）、“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饮酒》其十六，“孟公”指陈遵）、“闻有田子春，节义为时雄”（《拟古九首》其二，“田子春”指田畴）、“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拟古九首》其八））、“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原生纳决履，清歌畅商音。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咏贫士七首》其三，“荣叟”即前之荣公、“原生”指原宪、“重华”指舜）、“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咏贫士七首》其四）、“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咏贫士七首》其五，“阮公”何人无考）、“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咏贫士七首》其六，“仲蔚”指张仲蔚）、“举世无知者，止有一刘龚”（同上）、
“昔有王子廉，弹冠佐名州”（《咏贫士七首》其七）和“远招王子乔，云驾庶可饬”（《联句》）等。
这些就是陶潜所指述的人，当中即使加多荆轲一名，简简单单的颂赞和惋惜，也未足以说明就因此别具怀抱。
当然对荆轲命运的同情，就表示这是对秦的否定，这是可以理解的。陶潜说自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他多次颂扬他所坚持的是道，如“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首》）、“朝与仁义生，死后复何求”（《咏贫士七首》其四）、“贫贱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七首》其五）和“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饮酒》其二）。总之，他所追慕的，是比当下更悠远更纯朴的夏商周：“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和郭主簿二首》其一）。
陶潜写过很传颂的《桃花源记》，大家都知其所讴歌的是一片乐土。他曾写过一首《咏三良》，是对秦朝穆公时代把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和针虎三人殉葬这些野蛮行为给予深切的指责。从这些取态来看，陶潜这些都是很率直的感情的抒述，而不需要对有什么寄寓加以揣摩的。咏荆轲，不也是这样吗？
（原标题为：陶潜咏荆轲有无特殊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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