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63号和给死人送钱的女人(图)

2019-05-26 10:02 作者:冯骥才 桌面版 正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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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集中营
我从来没去过63号,后来知道那里的厉害了。集中营示意图。(Omar Havana/Getty Images)

接上文:秘密的63号 末代皇帝老师家族的遭遇

永恒的怀念

1968年,54岁,女,K市K区某中学教师

我就是你听说的那个“给死人送钱的女人”。我的全部痛苦都在这句话上。你看我现在很平静了,是不是?可是这句话是我的一个万丈深渊,我一碰上它就陷下去,很深很深地陷下去。

我丈夫是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死的。死在63号里。我从来没去过63号,后来知道那里的厉害了,好几个工程师都死在里边。但你要认识老钱——我丈夫,就知道他不是招灾惹祸那种人;他在这个厂里干了二十年的供应管理,连家里用个螺丝钉也不从厂子里拿。为什么非叫他死不可?而且是活活把他吊打死的?

我和他从小认识,他脾气有点暴躁,可人正直,埋头工作,我们生活得清贫但是很骨气。他一直是个小业务干部,七品小官也没当过,我一直是个普通教师。我们有五个孩子,对孩子搞智力投资,所有收入都花在孩子身上,送他们都上了大学。“文革”抄家时,我家最穷,挖墙铇地也找不出值钱的东西来。箱子里一半是空的,存折上只有一百多块钱。只有一把破旧的西餐刀,被他们当做匕首拿去展览做为老钱的罪证。

老钱的罪名,说是参加刘工程师家的“裴多菲俱乐部”。要是听他们说,刘工程师家真好像有个暗藏的搞破坏的组织,其实哪里是那样,我也常去那儿玩呀。

解放初期,这儿都是大水洼。范旭东、侯德榜为了把厂子搞起来,气魄很大,凡是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毕业生前三名的,都要。还用高薪聘请各种技术专家。一时人才云集,周总理还说这里是“技术篓子”呢!这些高级人才都住在“新村”,一片整齐的小房小院。那时没有娱乐场所,知识份子总要精神来点享受,怎么办呢?刘工程师夫妇好玩,好客,房子又富裕,大家就常到他家聚会。唱戏,打牌,可是从不来钱的。大家互相记住生日,逢到谁生日,或过年过节,就备带一点菜凑在一起玩玩,关系都非常融洽。我家不住在“新村”,住“三角地”,可老钱喜欢京剧,唱小生,唱周渝,胡琴拉得不错,我唱程派,刘工程师夫妇也好唱,就常去凑一台戏唱唱。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些知识份子大都出身差些,早就被注意上了。记得我们一起聚会时,新村的街道代表曾经爬上树往屋里看,当时我们以为他是想看热闹呢。我家的小儿子喜欢玩无线电,房上总扯些天线,有一次街道代表和警察忽然来我家,说为了安全查电路。后来搞“裴多菲俱乐部”说要找电台,找到电台后就去北京向毛主席报喜,我才明白我们一直是被注意对象。这我就非常后怕——我女婿从朝鲜战场曾经带回一点美军的电器零件,小耳机什么的,后来全被我那喜欢无线电的小儿子去新疆上学时带走了。如果没带走,大事了,证据确凿,肯定电台就在我家了。我家非全给弄死不可,那时想起来后怕的事真不少。

清队开始时,老钱为这事受审查,可他属于“走读”的,每天晚上可以回家住。一天突然他没回来,等到夜里十二点多,我就犯嘀咕了,跑到外边黑灯瞎火转了几圈,还是不见人影。一点多时,砰砰砸门,厂里来帮人闯进门就抄家。我问:“老钱怎么没回来?”他们说:“暂时不回来了。”从此,我就再没见过他。他那天早晨离开家去到厂子时,那样子太平常了,可就这么平平常常走了,没有生离死别,但一去就算完了。怎么人这么容易就完了呢。

从这以后,几乎一点消息也没有。只是恍恍惚惚听说他很瘦,脸色惨白,拿个大扫帚扫院子。其实这消息根本不对。他一直关在63号里挨整,如果真叫他扫院子,应该说是当皇上的差事呢。我因为是在中学当教师,有单位,所以没把我关进去,刘工程师的爱人没工作,给弄进63号,受尽了折磨。她夫妻俩都关在同一座大房子里,刘工程师死了两年多她竟然毫不知道呀。

当时我对老钱,我似乎比较乐观。因为别的有问题的人都扣发工资,可老钱的工资一直原数照发。开始时还准许我送点东西给他。我常送些烟、牙膏、肥皂,他爱吃点心,我就买斤点心包好了送去,还送些衣服好叫他换换穿。每月我去厂里领了他的工资,都送四十块钱给他。但他们从不叫我去63号,都是交到专案组转给他的。我想,为什么偏偏他的工资一直照发,肯定他的问题比较轻,说不定哪天他又平平常常回家来了。这是当时最美最美的幻想了。

前后一年多,直到七〇年春节过后,我去学校,一个老师问我:“老钱有信儿吗。”

我说:“没有呀。”

他挺神秘地低声对我说:“我听说老钱死了。”

我说:“不会呀,人死了怎么还发工资,不通知家属?我前几天还领了他的工资,送钱给他呢。”

我多傻,听了这消息我还不信,其实人死已经几个月了。我不信也有我的道理,此后厂里63号又来人找我要钱,要衣服,说老钱的钱不够用。我还把一件给老钱新絮的棉袄讬他带去。照旧领他的工资,然后把一部分钱送到专案组,每次他们都收下了,如果他们的表情有半点犹豫,也会引起我的疑心。他们怎么能这样不动声色地骗住我这个可怜的女人!他们真是铁石心肠呀!你说说,他们接过我的钱时心里究竟怎么想的?

一过又三四个月,63号开始往外放人了。但放出来的人都躲躲藏藏,不敢跟人说话。有一次我在窗上碰到过一次刘工程师的爱人,她贴着墙根儿走,怕人似的,神情有点恍惚。我也不敢过去问她,怕给她找麻烦。我就等着吧;既然刘工程师他们都没事了,老钱肯定快出来了。

六月底的一天,厂里忽然来人,还有我们学校的工宣队的人跟着。他们的神气又平静又紧张。坐了一会儿才告我:老钱死了!

“什么时候?”我说。似乎还不信,可是声音全不是调儿了。“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他们说。我努力稳住自己。又问:“怎么死的?”

他们不肯说了。只对我说:“你丈夫死了,可问题还没弄清,暂时还不能平反。我们把他按工伤死亡处理,但你们家里的人都有工作,没有抚养人,所以什么待遇也没有。工资打今天起停发,到此为止。”

我说:“奇怪了,我跟他从小认识的,两家是世交,又一块儿长大。大学毕业就工作,就这么点经历,还有什么问题没弄清。又是怎么死的,需要按工伤死亡处理?”但无论我怎么问,他们也不回答我。

我至今也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没哭没喊,我是应该大哭大叫的呀!我的老钱呀,你半年多就死了,怎么就没托个梦给我呢?难道你也和他们一样故意骗我,捉弄我,好突然来给我当头一棒吗……

这时,军宣队已经进厂。恰巧我女婿的一个老战友是军宣队员,他闯进63号才问出来。说老钱一次给四条绳子拴在手腕和脚腕上,拉在四个墙角上,吊起来打。那些打手们打完他就去喝酒,一帮人全喝醉,把他忘了,等酒醒了回来,发现他四肢全弯着,抽缩一起,摘下来一看,人已经死了。这就是他们说的“工伤死亡”!

封建社会里也不准私设公堂,当堂打死人县官也要革职。怎么能吊打死,半年多都不告诉我?怎么还能到我家里要钱要衣服?我一直告到市里告到北京,可无论怎么告,回答只是一句话:“问题太复杂,很难解决。”等到“四人帮”完了,63号冤狱大平反,才知道“复杂”都是在上边。主谋和主凶抓起来,但究竟老钱都受过哪些整,究竟谁参与打死老钱的,没处再去问了。“文革”过去,家破的家破,人亡的人亡,所有债都记在“四人帮”身上,人对人又是笑脸,又都一个样儿了,哪里去找当初那些整人的人?除非他们自己有良心,可是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谁,天良发现,找到人家受难的去忏悔。我家里的人都是书呆子,不会去找,去闹,去争,只能把这一切,把含冤而死的老钱放在心里罢了。

老钱的骨灰盒,我们找了几个地方才找到。当时处理这事很草率,当事人都忘了放在哪儿。现在我们把它换了个讲究的盒子,存放在殡仪馆里。每年清明节和十二月十七日——他遇难的日子,我们全家人去一次。阴历正月十六——他的生日那天,我单独去。我们从不烧纸,只是看看。在人间得不到幸福,还能去哪里得到?

你看我现在相当平静了吧。

可是有一次宴席上,上一道鲍鱼鸡茸汤,我马上盛了两碗,说:“这是老钱平生最爱吃的,叫我多喝一碗,替他喝吧。”大家立刻静下来。谁也没说一句安慰话,大家都知道,这种事,安慰也是多余的,都只说:“好,好。”

还有一次,我在杭州西湖林荫道上独自散步。走着走着,我忽然特别想他……不知为什么在这最美的地方我就会特别想他。从此我避讳着,不再到最美的地方去……

罪恶的结果,永远没有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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