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用诈术骗役人民

一、国君牢记仁义，百姓才有幸福

唐代吴兢《贞观政要•论仁义》记载：

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树林茂密，鸟儿就来栖息；水面宽阔，鱼儿就能游动；仁义聚积，百姓自然会来归顺。人们都知道畏惧、躲避灾害，灾害就不会产生。但却不知道实行仁义的重要。仁义的准则，做官的人，应当记在心里，使它不断发展下去；如有片刻懈怠，离仁义就已经远了。犹如饮食供养身体，常使肚子吃饱，才能够保存生命。”

王珪听罢，叩头说：“陛下能知道这些道理，天下老百姓真是太幸运了。”

正是：

国君胸怀仁义，

百姓才有福吉。

国君贪图私利，

生灵涂炭污积；

从来天高云吉，

方得风和日丽。

中共猢狲妖邪，

何来人民安逸？

请君速抛幻梦，

三退保命为宜！

二、皇帝下诏：为政之道，首在养民

《宋史•食货志》记载：

南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宋光宗下诏说：“朕以为为政之道，第一位的就是养民。所以自即位以来，减免超额赋税，颁布宽缓条例，希望全国各地都能达到安康富裕的境地。地方府州县官，是离百姓最近的人，如果真正做到安抚百姓、惠爱百姓，并发扬美德，便能达到政治清明、争论平息的效果。但现在根据人们的反映，却听说官吏往往提前课征税赋，竞相聚敛民财，而根本不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向百姓追催赋税的人，纷至沓来，接连不断，官吏们肆意盘剥、宰割百姓，根本不顾及百姓的安危。理财之外，未听说治理得好的，这很不符合朕委任官员的原意。国家财政收入有一定的常规，它的稳固在于良好的经营管理，而不能单靠贪狠地聚敛和严急地督促。通晓本末先后的道理，这是朕对州县负责官员，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要求！从今以后，大家都要以怜悯为怀，以管理养育百姓为主要任务，如果能使百姓安居乐业，朕将时常给予嘉奖。”

正是：

能使百姓安居乐业，

国家应该给予嘉奖。

拆迁毁坏居民住房，

必须治罪惩罚赔偿。

邪党独裁用人唯亲，

亲信个个如虎似狼；

厕所扔弹：激愤（击粪）高扬，

如此治国实在荒唐！

三、养民之政，必先务农

宋代范仲淹《范文正公集•答手诏杂陈十事》记载：

臣（范仲淹自称）看到《尚书》上说：“圣明之德在于实施好的政事，好的政事在于养育百姓。”这就是说，圣人的德行在于实施好的政策，而好政策的关键，就在于使百姓休养生息。有利于老百姓的政事，必须首先致力于农业生产。只有完善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才能使百姓丰衣足食。生活富裕了，人们就会更加爱惜自己的身体；爱惜自己的身体，才会畏惧刑罚；畏惧刑罚，盗寇就不容易出现，祸乱也就闹不起来。因此，圣人的美德，发端于良好的政事，使天下得以教化的都缘于发展农业生产。所以，《诗经》中，有记述农事活动的《七月》篇章，阐明了建立王业要发展农业生产。现在，国家不致力于农桑生产，使得粮食和布帛的价格，常常很贵。每年朝廷要从江南和两浙等地，买二百万石（粮食），所付出的价款和运输费用，每年要花钱三百余万贯。而且，贫穷的百姓，为赋敛所迫，每年要砍伐桑树枣树等，当作柴禾出卖。劝导和督促发展农业的一些办法和措施，都是有其名而无其实，这是粮食和布帛的价格很贵、官府的粮仓空虚的原因。如果不去谋划解决这些问题，民食和国用，拿什么来保证呢？

四、刘敏行多次临危御敌，护民解困，济益百姓

《金史•刘敏行传》记载：

刘敏行，平州(今河北卢龙)人。天会三年(1125年)的进士。授太子校书郎，按照资历升迁为肥乡县令。大饥荒年，盗贼掠夺人为食物。各县的老弱，进入州城自保，不敢耕种，农事荒废，田间荒芜。

刘敏行见状，心急如焚，请示上司州官，借调军士三十名，保护县民出城耕种，四下多张旗帜，以为疑兵。刘敏行亲自率军巡逻，日暮则查阅县民入城情况。因有此举，盗贼不敢侵犯，而使庄稼生长起来。解决了民众的生活急需。

刘敏行转调高平县令。高平县城墙毁坏，很久没有维修，大盗横行，恣意掠夺，县镇不能抵御。刘敏行拿出自己的俸禄，率领同僚和下属，出钱雇用劳役缮治，百姓欣然从之，一共使用二千人，把城墙修复完毕。乡村百姓，进入县城自保，以至盗贼不能侵犯。

刘敏行一生，经过九次升迁，多次临危御敌，护民解困，济益百姓。最终担任河北东路转运使。退休后去世。

五、以教化为施政的根本

《宋史•程颢传》记载：

程颢(1032--1085年)：宋理学家。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洛阳人，进士出身。初为县主簿、县令，神宗时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因反对王安石变法，改为外任。他与弟弟程颐，同受学于周敦颐，号“二程”。

程颢担任晋城县令时，县中有一位张姓富人的父亲，早已去世，一天早晨，有一个老头到门前说：“我是你父亲。”张氏子惊疑莫测，便一起来到县衙门。老叟说：“身为医，远出治病，而妻生子，贫不能养，便送与张氏。”程颢要他拿出证据。老叟从怀中取出一张文书，进呈，上面记有：“某年月日，抱儿与张三翁家”的文字。程颢问：“姓张的当时才四十岁，怎么得有翁的称呼？”老叟惊骇谢罪。程颢送他些财物，送走了他。

县民有事到县衙门的，程颢一定教导他们要孝悌忠信，要求他们以孝悌忠信，来侍奉父兄及年长上官。

度量乡村的远近，编为伍保，使他们力役相助，患难相恤。而令奸伪无所容身。凡孤独残废者，责令亲戚乡党，不要使他们流离失所。行旅经过该县的人，如果得了疾病，都能够得到治养。

每乡必有学校，程颢闲暇时亲自到乡，召集父老与他们谈话。儿童所读书，亲自为他们纠正句读。教师不善，则为他们更换教师。择乡学校子弟的优秀者，聚而亲自教授他们。乡民编为会社，为他们定立科条，旌别善恶，使他们明白荣辱。他在晋城县任职三年，县民爱之如父母。

六、做朴素节俭的榜样

明代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陈六事疏》记载：

臣（张居正）以为：天下所能生产的财富，在官府或在民间，数量只有这么多。拿人来做比喻，天生的体质强弱，本来就是确定了的。善于保养的人，只是因为注意节制和爱惜身体，不用偏好嗜欲来损害自己，也就足能防止疾病而延长寿命。从前，汉昭帝是在汉武帝连年征战之后即位的。当时国内的经济实力空虚，后来，霍光辅政，节俭省用，使百姓休养生息，推行了几年，百姓的生活富裕而安定。国家的财政也就充足了。所以，与其千方百计地去征收赋税，从有限的财富中不断索取，使百姓受到损害，还不如注意节省，从自足有余的财富中，进行抽取，以厚待百姓。希望皇上体恤百姓穷苦，对他们倍施恩惠，凡是不急需的工程，无益的征调，一律停免，崇尚节俭朴素，为天下人作出表率。

七、判定刑罚要慎重

元代张养浩《风宪忠告•审录第五》记载：

《尚书》上说：“处理各种狱讼之事，要审慎。”又说：“不是用花言巧语，就可以判决狱案的。”《易经》上说：“君子在运用刑罚时，明察审慎而不拖延狱讼。”啊，从这里可以看出圣人爱护生灵的心，与天地等同。当一个人饥寒交迫时，如果不是深明义理的人，不敢担保他的心里没有别的念头，何况无知的老百姓呢？做地方官的人，对百姓教育得不够，因穷困而去做盗贼，这难道是允许的吗？古人因为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规定制度，一向宽的，也有年纪大小、关系疏密的差别；同是通奸的，也有丈夫已死和在世的不同。有病的医治他，病重的去掉刑具，请人来侍候他。那些不明事理凶狠险恶之徒，既然落入法网，有什么值得挂心的？从古人制定法规的用意，可以看出他们的仁义宽恕忠减厚道的感情了。过去欧阳修的父亲处理死囚的案件时，想要让他们生存而毫无办法，就合上卷宗而叹息。他说：“常常希望他们生存，还不免让他们死，况且世上的人，常常希望他们死呢!”后代残忍的官吏，什么事都不做，只崇尚威严刑罚，若是说他办案没有蒙受冤屈而死的罪犯，我不相信。做官的方法没有别的，口头威严，心地善良而已。口头威严是想要事情成功，心地善良是不想

轻易伤害人。何况监禁很久的囚犯，更应当对他们表示和蔼仁善，召唤他们略微靠前一点，更换原先拘管他们的狱卒官员，好言相劝，使他们自己陈述事情的前后经过，案情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之后，参考案卷。若只根据案卷寻求真实情况，很少有不误人的。因为州县没有好的官吏，不敢轻易相信他们已经具结的文书。可能仅毫厘之差，就关系到人的生死。所以圣人说，与其杀死无罪的人，宁可失于不合常法。又说，赏功宁可重些，罚罪宁可轻些。判决囚犯的原则，都在这里了。君子要谨慎啊!

八、不可用诈术骗役人民

明代刘基《郁离子•暂聩》记载：

古时候，楚国有个以养猕猴为生的人，楚国人都叫他狙公。白天，狙公总要驱赶猕猴们到院子里，让老猕猴带着其他的猕猴，到山林里去采摘果实，狙公则从猕猴采集的野果中，收取十分之一，供自己享用。碰到有不愿交出野果的猕猴，狙公就用鞭子抽打它。猕猴们都叫苦连天，却不敢违抗。

有一天，一只小猕猴，问其他的獭猴：“山林里生长的野果，是狙公种的吗？”它们回答说：“不是，是天然生长的。”

又问：“除了狙公别人就不能摘取吗？”回答说：“不，准都可以摘取。”

再问：“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依附他，并被他役使呢？”

小猕猴的话音未落，众猕猴皆恍然大悟。这天晚上，猕猴们等到狙公熟睡后，拆掉栅栏，捣毁木箱，拿回被狙公积储的山果，一起逃入山林之中，不再回到狙公那里。

狙公终因饥饿而死。

郁离子(刘基)评论说：“世上有靠玩弄权术，役使百姓而不讲道德规范的人，他们也就和狙公一样吧!被压迫受剥削的人，因为糊涂而一时还没有醒悟，一旦他们受到启发开导，那些压迫剥削他人而生存的剥削者，就无计可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