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台北和高雄，他们的市长(图)
台湾九合一县市长选举落幕（ CHRIS STOWERS/AFP/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8年11月26日讯】在今日（11月24日)开票的台湾九合一县市长选举中，国民党人韩国瑜当选，这意味着，民进党在高雄执政20年的历史宣告结束。
民进党这次县市长选举以大败告终，蔡英文宣布辞掉党主席一职，表示为败选负责。相比两岸关系因素，这次选举出现的“同性婚姻”、核电存废、经济发展、北漂等热门文化、民生议题更受关注，韩国瑜、柯文哲、卢秀燕、侯友宜…..这些大陆人陌生的名字变成了主角。
与其说高雄市民选择国民党，还不如说选韩国瑜这种比较没政治色彩、卖菜卖得很成功的职业经理人试一试。韩国瑜这样的新时代政治人物，虽然未来政绩还是未知数，但起码这是他们的市长，他们的高雄，他们的台北。
一
在我踏上台湾之前，想象中的城市应该如同侯孝贤和杨德昌电影里的灰暗，雨雾里都是煤烟的港口，西门町里的流浪歌手哼着我小时候听过的那种江湖气、艳情、浪漫、土流氓和日本味，又充满血气方刚的味道的台湾歌曲。虽然在电视上，我早已见证了她的繁华。
2008年起，因为工作需要，不时有机会往返两岸。第一次在桃园降落，乘坐从机场到台北的大巴上播放着闽南语剧《夜市人生》。熟悉的几位面孔和乡音是我在福建泉州生活的奶奶的最爱。坐在我边上的一位女孩热情的和我聊起台北，那年，台湾还未对大陆游客大规模开放自由行，我是稀客。
如同在大陆见到台湾人的情形，我们很自然地聊起政治，姑娘说她会在下次台北市长选举时坚决不投给国民党候选人，“你们大陆人可能比较喜欢国民党，但我实在不喜欢郝龙斌，公共工程质量很差。我在坐捷运曾经遇到过故障，被困在那很久，最后大家被疏导穿过黝黑的地道才走到地上。”
4年前，柯文哲当选台北市长，无党派，但政治立场偏绿。2018年11月24日，韩国瑜当选高雄市市长，他的选举前夜的最后冲刺造势晚会上，没有任何国民党大佬站台，是政治色彩最弱的国民党候选人。
最后姑娘告诉我可以去facebook看她的主页，我才恍然大悟，这里是台湾，可以不费力登上这个全球最火热的社交媒体。
在第一次台湾之行，我往返于台北八德路上的国民党总部以及博爱区的各个政府部门，以及高雄台中等地的市政府完成对政治明星的专访。只有短暂的时间，在几位同行的陪同下，去了躺永康街、中正广场、台北故宫、西门町。
对大多数大陆人来说，台湾意味着游行示威以及立法院里飞来飞去的鞋子，还有流行音乐、娱乐的风向标。
或许对许多得以有机会到台湾自由行的大陆青年人来说，台湾是个厚重与小清新并存的所在，它的确保留着一些大陆已经失去的传统，的确有一些民国遗风，还有些日式的生活习惯，这些都表现在语言或者是说话的方式上，但更有属于自己的记忆。
以台北为例，来过台北的人无不感慨这座城市的干净，而且街道上极少有垃圾桶。“垃圾不落地运动”，台北规定市民须用专用垃圾袋把垃圾自行分类，“可回收”、“不可回收”、“厨余垃圾”……在指定地点、时间直接交给垃圾车收运，运动发起以来的历任市长都亲自上阵示范。
想象下，夕阳西下，成千上万的居民在路口整齐划一分类和运送垃圾，风雨无阻，这画面实在太美。
二
许多人把台北类似的城市治理成就归功于台湾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和美德，是和谐社会的典范。
但在两蒋时期，“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大力宣扬传统道德文化，在学校里，教室里除了挂着“总统玉照”外，还挂上了“礼义廉耻”。但私下里，官民之间互不信任，更没人关心公共利益。
台北“垃圾不落地运动”推行于1997年。在那前一年，台湾首次进行领导人民众直选。而更早的1994年，台湾省省长、台北和高雄两个直辖市市长——三个岗位成为国民党发起的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过渡：开始向民众开放直选，并为两年后的大选积累经验。
我一位台湾朋友告诉我，那年市长选举对他来说，改变了许多他的价值观。作为一名年轻学者，“当时觉得很错乱，我支持李登辉的改革，但是当他接受日本记者司马辽太郎专访，称‘身为台湾人很悲哀’，并透露出自己的台独意识时，我情感上又难以接受。价值认同上，我支持李登辉等改革派，身份认同上，反改革的国民党保守派却很符合我的期待。”
1994年的选举，在竞争最激烈的台北，国民党籍市长黄大洲追求连任，挑战者是民进党的陈水扁和新党的赵少康。在《中国时报》的拥有者、著名报人余纪中等人的策划下，台北市市长候选人史无前例地登上了电视辩论的舞台。
这场辩论，今天看起来，更像是总统候选人辩论——几乎没有候选人提出自己对市政建设和公共政策的见解，候选人都言必称“国”。赵少康高喊了三声“‘中华民国’万岁”后，称这将是一场“中华民国”对“台湾共和国”的选举；陈水扁则一脸坏笑称：“宜兰和台北县民进党人执政，就意味着‘中华民国’会消失吗？”而立场摇摆不定的国民党人黄大洲尽显憨厚老实，就像“打酱油路过的”一样。
最终，雄辩的陈水扁以微弱优势获得胜利，创造了当时民进党党史上最大胜利；赵少康高票落选；黄大洲得票率最低。
那场选举虽然意识形态很浓，没有太多的市政建设讨论，但也零星的提到了内湖线捷运、大安公园等市政工程。
1998年，马英九战胜陈水扁成为新任台北市长。在“两个台湾”悄然形成的年代，选举依然离不开省籍矛盾，虽然当时有七成以上的台北市民满意陈水扁的政绩，但这是外省人最为密集的聚居区，当外省人马英九被推为台北蓝营支持者的共主时，马毫无悬念地顺利当选。
但这场选举中，市政建设的辩论已经比意识形态占据的版面多出了许多。在这之前，全球华人看台湾选举就像是在看闹剧一样，台湾还因此被香港电影《古惑仔》狠狠讽刺了一把：当柯受良扮演的黑老大，为了其“立委”老板冲入“立法院”殴打其他“立委”时，几乎全世界的观众都认定台湾民主是多么劣质。
赌盘开始在南部兴起，几乎每场选举都充满火药味。而正是台北，马英九和陈水扁较为高质量的选举，市民参与公共政治的素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现。
而在高雄，自1998年国民党人吴敦义卸任市长后，一直是民进党人当选，包括谢长廷、陈菊等民进党党内大佬。
正是在台北和高雄，这两个台湾一南一北的经济发展高地，盛产蓝绿政治明星，是最具蓝绿色彩的票仓，但是对公共议题的回应和非意识形态的议题的讨论也从这里启蒙。
2007年，临近大学毕业时，我参加了一场两岸青年夏令营活动。来自台湾的大学生们的政治冷感，曾一度让我感到困惑。一些台湾学生甚至不明白“不分区立委”的“政党票”是怎么回事，而解答者反而是我们这群操心整个世界的大陆高校男生。
得知我双学位是法学专业时，一位台湾女生用很鄙夷的眼神告诉我，“你学法律啊？那你未来会是社会人士，好可怕。”在他们看来，学法律很有可能会从政，会变成很可怕的人物。
就像那个在大巴上批评郝龙斌的女孩一样，只有遭遇不符合自己期待的事情，年轻人才会想到自己的选票。只有当“念不起书”的忧虑不断萌发、“流浪博士”的说法悄然风行，年轻人才会将目光投向投票所。
仔细阅读最近几次两个政党的在选举中的政策诉求，只有微小差异。只是现在在媒体的宣传下，好像民进党更能代表底层，分配更公正，显得左一些；国民党更懂得把饼做大，看起来更右一些。
三
相比两岸关系因素，这次选举出现的“同性婚姻”、核电发展、经济发展、北漂等热门文化、民生议题更受关注，韩国瑜、柯文哲、卢秀燕、侯友宜…..这些大陆人陌生的名字变成了主角。
在同性问题上，保守基督教会与同志团体形成激烈对峙，同志婚姻公投以及同志教育在经过双方动员以及游说后，成为台湾社会今年最激烈的公民动员活动。
比如同志教育争议，是指国中以及小学，教师应根据台湾“性别平等教育法”及其细则，在课堂若提有教材提及关于性少数权益或亲密关系等议题，教育学生正确的性别观念以避免歧视。文化界，如白先勇、龙应台和明星刘若英、舒淇等人都表示支持同婚。
同志们的倡议是在保护性少数权益，但这也引起保守团体抗议，认为这是提早混淆学生性别或性观念，让学生与家长无所适从，并强调此教育应该是由父母决定。
2014年，政治素人柯文哲战胜连战之子连胜文成为台北市长。这位医生出身的市长在facebook上颇受台北年轻人欢迎，虽然他有些时候说话总是没谱，语出惊人。
此次获胜的国民党人韩国瑜、卢秀燕、侯友宜，虽然早已从政，但是并不是传统的国民党党工出身。韩国瑜过去有四年担任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卢秀燕是媒体人出身，侯友宜则是刑警出身。
相比传统国民党体制内培养出的连战、吴伯雄、宋楚瑜、马英九，以及出身的官二代郝龙斌、连胜文等，候选人的结构在发生重大变化。
而对民进党来说，已经第二次执政，美丽岛时代积累的政治资源和反威权建立的好评，也很难再吸引选票。许信良等垦荒者已经退出舞台，陈水扁沦为当年自己反对的人，苏贞昌、吕秀莲、游锡堃、陈菊等当年受难者和辩护律师们曾辉煌过，但终究已经老去。
过去的马英九等政治人物在大陆人人皆知，两岸议题是围观者最关注的议题。今后，关注韩等人的人会越来越少，哪怕有，也会是一些值得网络调侃的议题。
意识形态还重要吗？这个答案，在台湾呈现出“过去时”和“未来时”的区别：老一辈或意识形态固化的人，他们的观念和选择都不可能再发生改变；而台湾年轻人，基本对操弄意识形态的政党表现都一律厌恶和冷淡。过分操弄意识形态对于任何候选人来说都已无必要，甚至可能是“画蛇添足”的败笔。
在高雄，这座曾经的世界第七大港，之于台湾像49年后的东北之于大陆。台湾经济腾飞从这里开始，与台北齐名，但现在变成人口净流出地，高雄青年“北漂”求工作成为选举里被提到最多的词汇。
与其说高雄市民选择国民党，还不如说选韩国瑜这种比较没政治色彩、卖菜卖得很成功的职业经理人试一试。
而韩国瑜这样的新时代政治人物，虽然未来政绩还是未知数，但起码这是他们的市长，他们的高雄，他们的台北。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