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赞中国人“这一点”比日本人强(图)
民族主义第六讲(民国13.3.2.)


孙中山先生: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诸君:今天所讲的问题,是怎么样可以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在世界是头一个强国,所处的地位比现在的列强像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还要高得多,因为那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中的独强。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我们想要恢复民族的精神,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我们知道现在处于极危险的地位。第二个条件,是我们既然知道了处于极危险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像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团体。结成了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民族是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所以能知和合群,便是恢复民族主义的方法。

中国从前能够达到很强盛的地位,不是一个原因做成的。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从前中国民族因为道德比外国民族的道德高尚得多,所以在宋朝,一次亡国到外来的蒙古人,后来蒙古人还是被中国人所同化。在明朝,二次亡国到外来的满州人,后来满州人也是被中国同化。因为我们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还能够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够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的民族。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恢复。

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此刻中国正是新旧潮流相冲突的时侯,一般国民都无所适从。前几天我到乡下进了一所祠堂,走到最后进的一间厅堂去休息,看见右边有一个孝字,左边便一无所有,我想从前一定有个忠字。像这些景象,我看见了的不止一次,有许多祠堂或家庙,都是一样的,不过我前几天所看见的孝字,是特别的大,左边所拆去的痕迹还是很新鲜。推究那个拆去的行为,不知道是乡下人自己做的,或者是我们所驻的兵士做的,但是我从前看到许多祠堂庙宇没有驻过兵,都把忠字拆去了。由此便可见现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为到了民国,便可以不讲忠字。以为从前讲忠字,是对于君的,所谓忠君。现在民国没有君了,忠字便可以不用,所以便把他拆去。这种理论,实在是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说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于国呢?我们到现在说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以,说忠于民是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所以古人讲忠字,推到极点便是一死。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现在没有皇帝,便不讲忠字,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那便是大错。现在人人都说,到了民国,什么道德都破坏了,根本原因就是在此。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

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究的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

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古时在政治一方面所讲爱的道德,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无论对于什么事,都是用爱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对于仁爱,究竟是怎么样实行,便可以知道。中外交通之后,一般人便以为中国人所讲的仁爱不及外国人,因为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学校,开办医院,来教育中国人,救济中国人,都是为实行仁爱的。照这样实行一方面讲起来,仁爱的好道德,中国现在似乎远不如外国。中国所以不如的原故,不过是中国人对于仁爱没有外国人那样实行,但是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我们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

讲到信义,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此外国人好得多,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在商业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国人交易,没有什么契约,只要彼此口头说一句话,便有很大的信用。

比方外国人和中国人订一批货,彼此不必立合同,只要记入账簿,便算了事。但是中国人和外国人订一批货,彼此便要立很详细的合同。如果在没有律师和没有外交官的地方,外国人也有学中国人一样,只记入账簿便算了事的,不过这种例子很少,普通都是要立合同。逢到没有立合同的时候,彼此定了货到交货的时候,加果货物的价格太贱,还要去买那一批货,自然要亏本。譬如订货的时候,那批货价订明是一万元,在交货的时候,只值五千元,若是收受那批货,便要失五千元,推到当初订货的时侯,没有合同,中国人本来把所订的货,可以辞卸不要,但是中国人为履行信用起见,宁可自己损失五千元,不情愿辞去那批货。所以外国在中国内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赞美中国人,说中国人讲一句话比外国人立了合同的,还要守信用很多。

但是外国人在日本做生意的,和日本人订货,纵然立了合同,日本人也常不履行。譬如订货的时候,那批货订明一万元,在交货的时候,价格跌到五千元,就是原来有合同,日本人也不要那批货,去履行合同。所以外国人常常和日本人打官司。在东亚住过很久的外国人,和中国人与日本人都做过了生意的,都赞美中国人,不赞美日本人。

至于讲到义字,中国人在很强盛的时代也没有完全去灭人国家。比方从前的高丽,名义上是中国的藩属,实在是一个独立国家,就是在二十年以前,高丽还是独立。到了近来一二十年,高丽才失去自由。从前有一天我和一位日本朋友谈谕世界问题,当时适欧战正剧,日本方参加协商国去打德国,那位日本朋友说,他本不赞成日本去打德国,主张日本要守中立,或者参加德国来打协约国。但是因为日本和英国是同盟的,订过了国际条约的,日本因为要讲信义,履行国际条约,故不得不牺牲国家的权利,去参加协商国,和英国共同去打德国。我就问那位日本人说:“日本和中国不是立过了马关条约吗?该条约中最要之条件不是要求高丽独立吗?为什么日本对于英国能够牺牲国家权利去履行条约,对于中国就不讲信义,不履行马关条约呢?对于高丽独立是日本所发起所要求,且以兵力胁迫而成的,今竟食言而肥,何信义之有呢?”简直的说,日本对于英国,主张履行条约,对于中国,便不主张履行条约,因为英国是很强的,中国是很弱的。日本加入欧战,是怕强权,不是讲信义罢。中国强了几千年而高丽犹在;日本强了不过二十年,便把高丽灭了。由此便可见日本的信义不如中国,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

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现在世界上的国家民族,只有中国是讲和平,外国都是讲战争,主张帝国主义去灭人的国家。近来因为经过许多大战,残杀太大,才主张免去战争,开了好几次和平会议。像从前的海牙会议,欧战之后的华尔赛会议、金那瓦会议、华盛顿会议,最近的洛桑会议。但是这些会议,各国人共同去讲和平,是因为怕战争,出于勉强而然的,不是出于一般国民的天性。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重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和外国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

我们旧有的道德应该恢复以外,还有固有的智能,也应该恢复起来。中国有什么固有的智识呢?就是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中国古时候有很好的政治哲学。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智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这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围,今天要把它放在智识范围内来讲,才是适当。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智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

我们除了智识之外,还有固有的能力。从前中国人的能力,还要比外国人大得多,外国现在最重要的东西,都是中国从前发明的。因为后来失了那种能力,所以我们民族的地位,也逐渐退化。现在要恢复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们固有的能力一齐都恢复起来。

但是恢复了我们固有的道德、智识和能力,在今日之世,仍未能进中国于世界一等的地位。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外国的长处是科学。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日本学欧美不过几十年,便成世界列强之一。如果中国能够学到日本,只要用一国便变成十个强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便可以恢复到头一个地位。

但是中国到了头一个地位,是怎么样做法呢?中国古时常讲“济弱扶倾”,因为中国有了这个好政策,所以强了几十年,安南、缅甸、高丽、暹罗那些小国,还能够保持独立。现在欧风东渐,安南便被法国灭了,缅甸被英国灭了,高丽被日本灭了。所以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担负这个责任,那么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的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

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和平道德作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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