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在无侠时代唤回武侠精神(图)

金庸作品《射雕英雄传》小说人物屏风（图：维基百科）

【看中国2018年11月1日讯】“如果金庸去世了，会发生什么？”在大陆的社交媒体，昨天有朋友向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很喜欢你题目中这个“如果”，所以在芸芸关于金庸的问题中挑了这条来答。想必金庸先生泉下有知，也会喜欢这个“如果”，因为他的武侠世界里面，都是如果，没有不可能，他尝试通过武侠来探讨的是人性的方方面面，黑暗、微明、反转……交织在一起的这个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悲剧相通，没有简单的快意恩仇，没有世外乌托邦。

至于会发生什么，那是老爷子不须考虑的了。我们所见的，一个泰斗级的文化偶像的逝世，换来24小时的媒体狂欢（就争夺流量这一行为客观而言，我不怀疑编辑作者们的真心哀痛），这是自媒体时代常见的事。以金庸的特殊地位—他占据的不只是流行文化史、文学史、新闻史，更占据了1980年代后数代中国人人性觉醒的心，他的死讯在大陆微信圈里刷屏，可能会延宕到72小时甚至更久，而且感动他们的理由和感动港台读者的理由还真的有微妙的差别。

但这之外呢？

对于非武侠小说迷、非金迷的我来说，金庸创办的明报所经历的命运、以及他离开后明报的坚持与变异，这些都更值得关注。这个传媒神话其实是他的小说神话的延伸，也以自身的变幻来印证人性、政治的变幻。

大陆和台湾读者对明报，是又熟悉又陌生，这几年在网络上每涉及明报相关事件之争，我都会看到很多对明报无知的说法。最常见的是以为明报还由金庸主政，且又以为金庸本人就是他小说中的大侠，于是盲目视明报为香港传媒良心标杆。实际上，早在1993年金庸就已主动把明报控制权移交给于品海，1995年再转售予马来西亚亲华富商张晓卿。

金庸当然也亲华，但他有他自己的方式，他主政明报时做过最得人心的事情是高调反对陈毅的裤子核子论（六十年代初，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说“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为此亲撰社论《要裤子不要核子》，不惜与当时香港所有左派报纸笔战，尤其与大公报恶战逾年，论题涉及人民公社、对外援助、修正主义等。

其时为六十年代，金庸此举使明报由一刊发武侠小说及马经的小报变成有公信力、独立正派的大报。但在前九七时期，明报以社论为时任基本法草委的金庸的“双查方案”护航，又尽失民心，被当时香港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批评，我猜金庸黯然放手明报，与此不无关系。

传媒是公器，这点必须成为文明社会的基本认识。虽然不少人明知而故犯，甚至包括金庸—根据张圭阳着《金庸与报业》及《金庸与明报传奇》，金庸曾称，报纸是老板的私器，不是公众的公器，他也曾说“新闻自由是报社员工向外争取的，而不是向报社内争取的。报社内只有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并没有谁向谁争取自由的关系。”

即使在后金庸时代，明报内部的矛盾仍不时传出，再加上明报集团员工薪酬相对偏低—也是金庸说的：“光是明报这两个字就值三千元”，这成了说服前线人员为了理想牺牲物质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留不住前线采编人才，至明报渐暗。

这就是我说的，“明”这个字也可以拆开为日月神教的“日月”，本来就是身处明暗交替之中的，我们从武侠世界中出来到这现实世界，万万不可不察—金庸用他的两个作品：文学与报业来提醒我们。

最后对于武侠小说迷，我想寄语：金庸，侠之大者，一度做出过非常任侠的行为，无论在六七暴动还是八九民运期间，不只是在小说里写写而已。你们热爱金庸，纪念金庸的方式不应该只是刷屏流泪，而应该传承他曾有之志，把武侠精神重新唤回我们这个委顿卑琐的无侠时代。

（原标题：廖伟棠专栏：爱金庸 就在无侠时代唤回武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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