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创新上,中国缺的到底是什么?(图片来源:Pixabay)
【看中国2018年7月3日讯】6月21日下午,由《科技日报》社主办的科学传播沙龙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先生在他的主题演讲中,宣示了《科技日报》最迟于今年3月就已持有的主张:公众有必要了解更多的东西,尤其应该知道,“我的国”也有“不厉害”的地方,甚至还受制于人!刘亚东认为,“中兴事件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是一件大好事。好就好在它让更多的国人正视了中美科技实力的巨大差距,惊醒梦中人!”刘亚东将主题演讲聚焦于“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核心技术亟待攻克?是否有一些共性原因阻碍了我们攻克这些核心技术?”,并给出了他的三点回答。
读罢演讲全文,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刘亚东虽与胡鞍钢、胡锡进们一样,同属体制内,但还真不是一路人。刘亚东坦然承认差距;承认被卡了脖子;敢于正视“在某些关键领域”,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出扩大的趋势——这就比睁眼说瞎话的胡鞍钢们强了远不至一星半点。刘亚东主张让国人知道“我的国”也有“不厉害”的地方,并说到做到,已在《科技日报》上对29项卡脖子技术做了报道——这就把胡锡进们甩开了好几条大街。
此外,我特别注意到,当天下午由刘亚东请去作关于航空发动机专题报告的,是王光秋先生。王光秋是北京航空学院77级本科生,1978年春天和我同时入读北航五系。他学固体力学,是7571班班长;我学流体力学,是7561班班长。在1978-1979和1979-1980两个学年中,我们两班与北航基础部的两个班,一起在主楼大教室里学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课。可以说,在那两年中,我和他就是同班同学。纵观王光秋的报告,通篇实话实说,既不夸大,也不缩小;结尾处还说了一句大实话:“航空发动机领域的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很多技术我们没想到,人家把产品拿出来了,我们感到非常惊讶。”看来,刘亚东先生请的,的确是做人比较实在的一路人。
那么,刘亚东先生就“共性原因”给出的三点回答,我又怎么看呢?
刘亚东说,中国科技界有“三缺”——缺乏科学武装、缺乏工匠精神、缺乏持之以恒的情怀,这“三缺”就是阻碍中国攻克核心技术的“共性原因”。
首先我想说,刘亚东的回答明确具体,无忽悠之意;并且很个性化,没什么官腔和套话。而作为官媒总编的他,能公开如实说出中国四大发明“跟科学没有半毛钱关系”,尖锐指出“我们祖先发明了火药,所以才有了后来工业和军事上用的炸药”这一说法之错误,当属比较难得。
其次,他的回答中有两处小硬伤,似不应放过:一是不该把“持之以恒”与情怀扯在一起,而应表述为“缺乏持之以恒的意志”;二是不该把赛车用语“弯道超车”用于道路交通。
最后,在“我们还缺的到底是什么?”这个焦点问题上,我要坦率地说,刘亚东的三条回答均没有真正说到点子上。
在我看来,刘亚东的第一和第二条回答将问题归结为古代传统的差劲和韧劲,并没有切中肯綮。只要看看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就能明白这一点。就“缺乏科学武装”而言,同样自古以来没有科学传统的日本,为什么现在能在科学的指引下使技术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就“缺乏工匠精神”而言,日本传统文化中匠人的地位也相当低贱,为什么日本工匠精神现在闻名世界?显然,在科学东渡已10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仍缺科学武装和工匠精神,其板子不应打到祖宗和传统头上去,而应问责今人在建构激励知识和技术创新制度上的缺失。
现代日本的创新能力,不是来自基因传承,而是由良好的体制和制度源源不断地激励出来的。其工匠精神的培育,则离不开对人的等级贵贱观念的逐步摒弃,离不开对创新、精造的不断追求和突破。古代没有四大发明的日本,现代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个三角插头,第一张光盘,第一只石英手表,第一台录像机,第一台液晶电视,第一台笔记本电脑,等等。由路透社评选出的《2015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中,日本有40家企业入围,力压美国的35家而高居榜首。祖宗和传统比中国强不到哪儿去的日本,以其良好的体制和制度保障思想自由,尊重知识产权,播扬工匠精神,这是别人卡不了其脖子的根本原因。
思想自由是创新之本。棒喝思想自由,强行高度统一,就是对创新的釜底抽薪。这本来是常识,不是问题。可是,当代中国偏偏有一些人,把思想自由视若洪水猛兽,为此不惜和《国际歌》大唱反调,大筑牢笼关住思想。此外,还大费心力,动用维稳经费和“工匠精神”构建网络柏林墙,屏蔽谷歌搜索引擎和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这就成了大问题。中国的科技攻关者既不得“妄议”,又愣是用不上领先和卓越的谷歌搜索,而只能靠热衷于拉广告、按付费排名的“百度一下”,这是一幅多让人添堵和闹心的图景啊!事实表明,中国的问题首先不是被人卡住了脖子,而是自己卡自己的脖子。中国创新能力的低下和工匠精神的匮乏,与祖宗和传统无甚关涉,主要是今人作茧自缚、自我戕害的结果。
刘亚东的第三条回答,则失之肤浅,没有触及深层原因。就“缺乏持之以恒的情怀(意志)”而言,中国科技界流行的瘟疫——浮躁和浮夸,又从何而来?
只把板子打到科技工作者身上,公平吗?合理吗?依我看,这场瘟疫源自引领科技工作者前进的官吏们。他们急功近利,老想以第三梯队的身份,挤进科技第一梯队竞技场去“弯道超车”,短平快地出成果、出政绩,尽早由“跟跑为主”变成“领跑为主”。在他们的指引和把控下,别说因各种后顾之忧而定力不够的人了,即便其中很有意志力的持之以恒者,也很难咬定青山,坐住冷板凳。那么,官吏们又为什么急呢?发达国家一般的先进技术,能用市场去换、用金钱去买、或用其它手段去获取,这时,官吏们不急。而关键的核心技术,上述招法往往不能奏效,这时,他们急了。急了,也要“四个自信”,不能变革不良的体制和制度。于是,就浮躁和浮夸。
在主题演讲的最后,刘亚东将中国科技创新的希望寄托在“科技工作者能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百折不挠”上。恕我直言,他的这种希望并不靠谱。我的另一位北航同班同学昨天对我说,在现有的体制和环境下,“真正的科技创新对我们来说,就是天上的月亮,只能在井里看看”。他的话,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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