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某死而复活 见昔日同僚在阴间受刑……
乾隆三十二年，镇江修城隍庙，由姓严、高、吕三人主持这件事，建立帐本，募集资金。
一个下雨天的早晨，有位妇女坐轿而来，从袖中取出银子，交给严某，说：“这是修庙的银子五十两，拜托你登记一下。”严某问妇女的姓名和住处，以便登记。妇人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小善，不必留名，烦请记下银子数字，就可以了。”说完就离去。
高某和吕某来了，严某便将刚才妇人捐款一事，告诉他俩，商量如何入帐。吕某笑道：“何必登记?趁这件事没其他人知道，我们三个人平均私分掉，也没啥要紧。”高某说：“好。”严某认为这种做法无理，赶忙制止，高、吕二人不听，严某无可奈何，就离开了。于是，高、吕二人，将五十两银子，对半分掉。直到修庙竣工，这件事只有严某一人知道。过了八年，高某死了。隔一年，吕某也亡故。严某从未与人谈起高、吕他们私分捐银一事。
乾隆四十三年春天，严某生病，见有两个差役，手拿传票，对严某说：“有一个妇人，在城隍面前告你，我等奉命带你前去对质。”严某问差役是什么事？差役说不知道。于是严某与差役同去，走到庙门外，气氛肃穆、阴冷，平日那些算命、卜卦的人全没了。庙门内两旁，原为居民所住，眼下所见到的，只是差役、班房。
过了仙桥，来到庙的二门，忽见一个带枷的囚犯，对严某叫着：“是严兄吗?”一看，是高某。他向严某哭诉说：“小弟自乙未年死后，到现在已受苦四年，全是因为在阳间犯的罪，被判刑、惩罚。眼看就要期满，可以托生，不料又为着侵吞修庙银事发，才押到这里受审。”严某说：“这件事已隔了十多年，怎么又会突然案发?大概是那个妇人告发的吧?”高某说：“不是的。那妇人今年二月死的，凡鬼不管是好是坏，都要押解到城隍府来。那个妇人是一个善人，就与其他几个行善的鬼，一起到城隍面前来过堂。城隍就开玩笑似地问她：‘你一生见有好事就要行善，好几年前，本府修缮衙门，你偏偏舍不得捐钱，这是为什么呀?’妇人说：‘小妇人那年六月二十日，曾送银五十两到募捐公务所，是一个姓严的秀才接收的，自己觉得做这么一点点好事，算不了什么，不肯在帐本上留名，难怪老爷有所不知。’于是城隍爷，立刻下令憎恶司：仔细查明事实。我只得将这件事全盘托出。当初，因为严兄有劝阻一事，所以请你来对质。”严某问；“吕兄现在何处?”高某叹着气说：“他生前犯的罪重，已被关在无期徒刑的大牢中，不只是为分占银子事。”话未说完，两个差役来传话：“老爷升堂了。”严某与高某跟着差役立在台阶下，有两个童子，举着彩色旗幡导引着一个妇人上殿，又牵着一个带枷锁的犯人进来，一看就是姓吕的。
城隍对严某说：“善妇的银子，是交在你手里的吗?”严某便一一据实相告。城隍对判官说；“这件案子涉及修理本府衙门一事，我不能擅自作主，应该将此案交付东岳大帝定案，你快准备文书案卷送去。”城隍又叫两个童子，将妇人送走。两个差役押着严、高、吕等三人出城隍庙，路过西门，沿路看见有的男人穿着女人衣服，有的女人穿着男人衣服，有的头上罩着盐蒲包，也有身披羊皮、狗皮的，来来往往，满眼尽是。严某耳边听到有人说：“乾隆三十六年，仪征有盐船火烧一案，凡在当时被烧死和淹死的，到今天都期满，可以轮回托生了。”两个差役说：“东岳大帝难得坐殿升堂，我们还是送文要紧。”送完案卷文书，两个差役对这三人说：“文书已送上，你们可以前去听候宣判。”严某等三人，赶忙上前去，还未站稳，就听得殿上宣判说：“在押犯高某，私分善妇人捐银，其罪还算小，可按城隍原判，枷锁处置。吕某生前，包揽讼词，专门坑害无辜百姓，罪恶很大，除照原判枷锁服刑外，命火神焚毁他的尸体。严某是个君子，他的阳寿未满，应快送他还阳。”
严某听完，惊醒过来，见自己睡在床上，家里人全披麻挂孝，说：“相公已死三天了。胸口尚有余温，所以守护在这里。”严某将梦见的事，一一讲给家里人听，家里人还不大相信。一年以后，八月的某夜，吕家失火，吕某的棺柩，果然被烧掉了。
古谚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不为。”什么私分、暗偷、隐盗、秘贪之事，都有水落石出，遭受严打、惩罚之时！
（据清代袁枚《子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