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奴才”的需求与供给

2018-06-13 09:53 作者:观雨堂主 桌面版 正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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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报资料内残留着一篇2003年4月28日《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内容是贪官张二江在任时曾有一部“专著”问世,书名标题《下级学》。张二江是10余年前名扬四海的五毒巨贪,当然与现今巨贪早已无法同日而语。五毒是指吹、卖(官)、嫖、赌、贪。据云二江此书公然赞许和鼓吹奴才思想,介绍并宣扬官场种种交易技术,专门传授下级如何在不同场合对不同人作不同应酬,下级如何拍马,如何吹捧迎合上级以换取未来的权力。当然,张二江及其《下级学》遭到文章作者的抨击和批判,也在情理之中。据说某权威媒体又将此书斥之为《奴才学》。

将《下级学》称为《奴才学》,更显一目了然。虽然在现实中“下级”并不全部等于奴才,但奴才来自“下级”却是不争的事实。由此也表明大批今日之贪官,正是昨日之奴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现代奴才与旧时代的奴才虽系一脉相承,但形式却能与时俱进。现代奴才能驾小车、懂洋文,玩电脑与手机也是高手;现代奴才既可以是张二江一类的各级官员,也可能是知识分子或学校的教师,当然也可能是市井上引车贩浆之流;相反,一个家庭保姆、一个机构或一个小区的守门人却可能不是奴才。即便旧时代的奴隶也不见得就是奴才,因为面对主子的淫威,有些奴隶也许会“装聋作哑”,有时还“又懒又笨”,甚至能“宁死不屈”。《红楼梦》里的晴雯,虽身为下贱,但绝不是奴才。

有趣的是,至少约在改革开放以来,坊间还流传着另一本“奇书”,标题为《厚黑学》。那是指导奴才成为主子后如何在官场博弈的“学问”,其基本要义是当官最讲究脸皮要厚、心要黑。《下级学》与《厚黑学》并列甚称“姊妹篇”——前者研究如何当奴才,后者探讨怎样做主子,相互间存在着承上启下的内在逻辑联系。《厚黑学》成书在腐朽的大清王朝,当然毫不足怪,只是《下级学》竟问世于21世纪初,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还指出:张二江既心甘情愿地充当某些“上级”的奴才,又把自己当成其下属的主子,卑躬屈膝、狐假虎威的事都干过。在我看来如此对张二江的概括评价,不仅恰如其分,甚至有画龙点睛之妙。不过这其中似乎还存在两个对偶问题被淡化处理了:(1)张二江在心甘情愿地充当“上级”奴才的时候,是否可以说那“上级”正是张二江的“主子”呢?(2)二江在将自己当成下属的“主子”时,又是否即意味着其下属又是二江的奴才呢?当初二江同志的上下级领导同志们切勿误解,在下只是一介布衣,绝无与领导同志们开玩笑的雅兴。有上即有下,有左即有右,我只是从一般常识出发作推论而已。通常只要不出意外,今日之奴才成为明日主子的概率极大,而奴才一旦当上主子,往往比主子更像主子。其原因就在于如张二江这类主子原先就是奴才出身,而且一旦遇到更“上级”的主子依然是奴才,也必将使主子在权力的专断滥用与寻租的道路上更加有恃无恐。大凡在“下级”面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主子,在“上级”面前必然是卑躬屈膝、丑态百出的奴才。如此看来所谓“奴才思想”还需二江同志“公然鼓吹宣扬”吗?

我的剪报资料中,还有一份同样是10余年前的报导,内容系河南省卢氏县由奴才与主子合演的一出闹剧。事情是这样的:县委书记杜保干的继父去世,县里各乡镇、局委领导全来奔丧。表现最抢眼的竟是范某、张某、薛某三位乡镇党委书记。他们备好孝袍、孝帽,一下车即披孝带帽直奔灵堂号啕大哭,捶胸顿足如丧考妣。下葬那天,三位乡镇书记再度亮相。首先是范书记某拨开众人扑在灵前,一口一声“亲爹”地嚎啕,任人怎么拉也不起来。直到县委杜书记走来朝范的屁股上踢一脚,说:“我知道了,起来吧!”堂堂乡书记才擦着眼泪鼻涕从地上爬起来。紧接其后的另一乡书记张某急了,也猛跨一步“扑通”跪倒,也是一口一声地哭起“亲爹”,依然是谁来劝都无效,最后还是县委书记亲自走过来朝张的屁股上踢一脚,说:“起来吧,我知道了”,张书记才意犹未尽地收泪止哭。眼看此形势急坏了一旁的第三位乡书记薛某,唯有责怪自己反应迟钝。按当地风俗下葬时还应有孝子打幡、捧盆,杜书记正为一时未找到瓦盆而说了一句“美中不足”,话未落音这位薛书记迅即大步跨到杜书记面前,前腿弓后退蹬地从怀里拽出瓦盆恭恭敬敬地奉上:“杜书记,盆——在——这——里——!”……

难道说,三位乡镇党委书记们是因为学了《下级学》,才懂得捕捉如此献媚争宠的机会吗?恐怕未必!也许这几个奴才倒确实需要认真学习钻研《下级学》,因为他们拍马溜须的嘴脸太露骨、太公开化、太无所顾忌,他们不懂得含蓄才是此道的高境界。不过,也可能他们是太迫不及待了。

说实在的,我无意从伦理的角度谴责这些现代奴才。奴才不是人的天性,自利才是人的天性。奴才是特定制度下权力无约束的产物,在中国也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一种文化现象。所谓“君道臣节名教纲常”,即是建立在身份特权和人身依附关系之上的一种传统。说得规范点,是臣民型制度文化;说得直白些,即是奴才型制度文化。自古以来人们常将多磕头少说话视为老成世故,这并非没有道理。李莲英在西太后面前是奴才,在小太监面前却是主子;一个太监如此,其他大臣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凡有皇帝的时代,必然会有对太监的需求,对太监的需求和供给,绝对是与皇权统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同理,凡有独断专权的主子,也必有对奴才的需求。高明的奴才,其过人之处就在于面对重权在握的“上级”,能不露痕迹而又效率极高地阿谀逢迎,以至轻松放弃自己的尊严与人格。

这种放弃是一种交易,也是一种投资。因为这种放弃有利于降低奴才在仕途进程中的全部交易成本,从而获得自己在远期所需的权力和收益最大化。作为一种赤裸裸的交易,其中暗含的条件是:(1)交易必须能使“上级”和“下级”双方都带来预期收益;(2)“下级”有足够的信心,预期“上级”对自己许诺的履行。“下级”一旦发现“上级”没有诚信履行自己的许诺,则“下级”供给奴才的激励机制便会消散。所以一般情况下“上级”不会违约,原因是诚信与履行的结果是上下级的双赢。没有这样的诚信与履行,也就是没有对奴才的供给。张维迎教授是将诚信引入自己研究视野的经济学家,他赞同福山对中国社会所作出的信任缺乏的结论。但在奴才与主子之间的交易中,绝大多数的主子却能保持较高程度的诚信,这样一种现状不知是否已引起学者们的注意。

奴才与主子之间又存在着博弈关系,“上级”大权独揽的策略选择会直接影响到“下级”逢迎拍马的策略选择,所以只有在上下级之间选择的相互作用下,才会产生奴才。在一个组织或地方政府机构里,如果“上级”选择的是真民主制度,则“下级”绝不会出售自己的尊严与人格,原因是他搜索不到交易对象,而且当他观察到民主制度下的公共权力受到监督与约束,自然也就不会产生交易动机了;相反如果“上级”选择的是假民主真集权制度,凡决策权乃至话语权都按权力的级别高低来分配,则“下级”可以有两种不同的选择或策略,一是面对权力垄断的主子争相献媚取悦、阿谀逢迎、卑躬屈膝当奴才成为优势策略,目的在于换取远期的权力与收益最大。中国民间谚云“大丈夫能伸能屈”,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这种阿Q式奴才哲学的认可;另一种是坚持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不愿当奴才,虽有时可能在重压之下迫不得已放弃一部分自由与权利,但绝不出售自己的尊严与人格。这两种不同策略选择带来不同收益,前者收益丰满,其结果正是所谓春风得意、心想事成,不仅能升官晋级、权力有加,货币收益也大于他人;后者则收益为负值,表现为办事处处不顺,交易费用不断上升,该晋升时也不能晋升,不仅主子看了心中不悦,就连主子身旁的奴才也看不惯这种愚蠢的傲气。两种不同的策略选择使奴才的供应不会过剩,也使对奴才的需求不会过度,从而形成一种能自发调节的供求均衡。

奴才不仅是上下级博弈的必然,又是环境选择的结果,在一个假民主真集权的环境里,环境会自然选择奴才,同时淘汰那些不愿出售尊严的人格独立者,从而在人的世界里形成类似“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这样认为:大凡奴才成群的地方政府机构或组织里,肯定有一个凌驾于众人头上的主子,那里所奉行的也必然是缺乏民主与自由的专制主义制度。一个社会或一个经济组织内,当奴才占据一定比例时,不仅导致讲真话的人难以生存,对社会进步也是一种巨大的阻碍。

张二江的落马与《奴才学》遭批判,已是10余年前的往事了,但《奴才学》的精神却强大到无法摧毁的程度,以致于一个张二江落马,千万个李二江、王二江不断崛起,这正应了唐诗上的名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网上可查见,张二江已于2010年刑满出狱,见到的人对二江所作评价是:“一身朝气”。不过,今天的二江们与10余年前的张二江相比,在贪腐的数额或程度上,早已不在同一等级。这是否表明,《奴才学》广泛的社会需求,已毋须借助文字载体的《奴才学》的传播。因为人们仅靠心领神会,便早已将《奴才学》的精神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极高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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