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强硬为何获得美国朝野的共识？(图)
各界人士对美国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政策等问题看法不同，但对中国强硬，却有许多共识。（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8年4月26日讯】美中关系及美国的对华政策正面临重大转折。从去年年初开始，美国朝野动作不断，来自政界、军界、外交界、学界和商界的反思声音此起彼伏。各界人士对美国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政策等问题看法不同，但对中国强硬，却有许多共识。
要想探讨美国社会为何达成对华共识，不能不了解从去年年初到现在发生在美国各界的几个重量级对华政策讨论会及其出版物。首先我们要提到的是2017年12月18日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报告。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国家安全战略。川普(特朗普)政府在报告中将中国定性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称中国挑战美国的影响力、价值观和财富。
有评论说，这种说法一点儿也不稀奇。克林顿当总统时称中国为战略伙伴，小布什时称中国为竞争对手，奥巴马执政又改回战略伙伴，现在川普又改为战略竞争对手，这个改变只是回到原来共和党的路线上而己。但各种迹象显示，这一次川普重回共和党路线，绝非简单回归。
将中国定性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应当更强硬，是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罕见的共识。民主党参院少数党领袖舒默（Chuck Schumer）对川普对华强硬方针的罕见支持，就是一个例子。他今年三月和四月在不同的场合表态支持川普对中国强硬的政策，他说，相较于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我在中国问题上的态度和川普总统更接近一些，那些人让中国太随便了，我们确实需要强硬一些！”
两党在对中国强硬问题上的共识，其实早在川普入主白宫不久就有体现。2017年2月，一个由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组成的两党特别工作组，联合发表了一份报告《美国对华政策：给新政府的建议》（U.S. Policy Toward China：Recommendations for a New Administration）。专家们说，鉴于中国在亚洲越来越强硬、在经济上越来越重商主义、在国内政策上越来越压制，他们敦促川普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
据《纽约时报》报道，这个特别工作组于两年前成立，以便为下一任总统提供建议。两党特别工作组达成共识，即美国需要坚定自己应对中国问题的决心。该工作组敦促政府在亚洲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采取新的政策和外交工具，包括制裁、针对贸易争端的诉讼，以及采取对等措施等等。
对两党的政治精英来说，中国挑战美国的影响力、价值观和财富，担心美国正在输掉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是美国两党把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因而要对中国强硬的主要原因。那么美国军界、学界、外交界和商界的精英们又是因为什么具体原因，主张或赞成对中国强硬？
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军界。从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表态看，他们显然担忧，在美国数十年失败的对华政策下，美国对中国的军事优势正在被削弱。美国国防部负责战略与军力发展的副助理部长柯伯吉（Elbridge Colby）今年一月份在五角大楼回答记者问时表示，美国对中国的军事优势正被削弱，特别是在海事、航空航天方面。他认为，美国现在面对的现实是，中国几十年来正在勤奋和专注地侵蚀并阻止美国的军事投射能力，因此美国在认清现实后，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为什么美国学界也主张对华强硬？有报道说，美国需要直接与中国竞争，已经在美国学界几乎呈现一边倒的态势。这种说法反映在一些著名学者对中国问题的观察上。他们认为，中国试图取代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以推广非民主价值的现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在今年二月的国会听证会上反思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他说，美国意图使中国成为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的一部分，最终实现政治上民主化的对华策略失败了，中国目前的策略是要取代美国在东亚乃至全球的主导地位。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曾表示，中国当局利用实力在世界推广非民主价值，支持非民主政权，对全世界民主进程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政治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对习近平修宪举动评论说，中国在政治发展的道路上正在倒退，“一个不受控制的威权政体会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和负担”。
至于美国外交界为何主张对华强硬？一篇最近引发轰动的文章，把这个问题交代的十分清楚。奥巴马时代资深外交官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拉特纳（Ely Ratner）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刊载了一篇长文《评估中国：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的？》（The China Reckoning：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他们的结论是，中国是美国现代史上面临的最有力和最可怕的竞争者。
两位作者回顾了美国在过去的七十多年中一直对中国有所期待，但期望一再落空。比如，二战后，美国派特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前往中国斡旋，期望共产党和国民党达成和平协议；韩战期间，杜鲁门政府期待阻止毛泽东的军队跨过鸭绿江；越南战争期间，约翰逊政府相信中国会限制在越南的参与，但是，上述种种期待都落空了。
当然，美国对中国最大的期待就是期望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能够和国际秩序接轨，能够接纳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能够逐渐转型为民主化国家。为此美国使出了浑身解数，“胡萝卜”和“大棒”交叉使用。无奈，不管是“胡萝卜”还是“大棒”，中国就是抱着“共产党的领导”不放，抱着“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顶梁柱”不放。
坎贝尔和拉特纳说，无论美国怎样做，都没有像预期地那样改变中国。外交和经济接触并没有带来中国政治和经济上的开放；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区域制衡也没有能够阻止中国试图改变美国领导的体系的核心努力；自由的国际体系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可以诱惑或是制约中国。两位作者警告说，这样的现实应该足以让美国擦亮眼睛，重新审视美国的对华政策。美国必须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更持续的对华措施。
而美国商界支持对华强硬的主因是，他们担心面对中国政府大规模补贴的中国企业，美国企业会丧失竞争能力。太阳能产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十年前，美国在开发和制造太阳能组件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那时中国政府银行开始为本国的太阳能制造商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低息贷款，结果大多数美欧企业关门，而中国现在则生产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太阳能组件。如果中国政府继续大规模补贴中国企业，太阳能产业的例子就有可能在其他产业复制。因此美国商界有一种逐渐占上风的观念，“必须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
除此之外，在美国民间，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老百姓近些年来增加很多。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7年2月进行的一个民调，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美国受访人的比例，从2006年的29%上升到2016年的55%；此外，有65%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对手或者是美国的严重问题，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中国不是美国的问题。
这种对中国的负面看法经历了2016年总统选举之后，开始逐渐发酵。除了川普的鼓动作用，还要归功于民粹主义大师班农的大规模游说。班农对美国一些民间团体不厌其烦地谈中国及其称霸世界的计划。这些团体包括茶党、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基督教团体、信天主教的选民、民粹主义团体，及某些对冲基金经理。班农跟他们说，这对西方也不仅仅是一个警告，实质上是表明儒家重商主义的权威模式已经赢了，而犹太基督教的自由民主、自由市场和资本化的西方已经输了。他的听众都相当买帐。
美国民间的这种情绪在2018年的期中选举期间，将会进一步被鼓动起来。川普将会向他的选民表明，他兑现了对中国强硬的竞选诺言，而且正在取得成果。很多民众尽管不喜欢关税这个形式，但认为中国应该被制裁。2018年4月的一个民调显示，71%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采取措施修正美国对中国的3750亿美元的逆差（BBC，4月16日）。
综上所述，美国朝野在中国问题上可以说达到以下共识：第一，美国各界全面检讨对华政策，认为美国几十年来对中国一厢情愿的政策失败。第二，他们认为，中国是美国现代史上面临的最有力和最可怕的竞争者，美国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就会输掉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第三，美国不会放弃与中国接触的政策，但会加大“大棒”的力度，缩小“胡萝卜”的手段，用抵制、惩罚甚至报复的方式，重塑中国的行为，逼迫中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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