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党凭什么不反(组图)
读胡风女儿晓风写的《我的父亲胡风》
年轻时的胡风与妻子（左）（维基百科）
【看中国2018年3月2日讯】胡风的女儿晓风写的回忆录《我的父亲胡风》，由美国的溪流出版社出版，书名是《虽九死其犹未悔》，取自屈原《离骚》。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中共掌权以后第一起大型文字狱。由于这个案子是毛泽东亲自定的，所以直到四人帮垮台后仍然迟迟得不到彻底的平反。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了一些有关胡风的研究与纪念文章和书籍，包括胡风的妻子和子女写的回忆文字；但限于国内的政治环境还不能畅所欲言。所以，胡风的女儿晓风又写了这部回忆录交到海外出版。由此可知，这本书的意义非同一般。
胡风，本名张光人，是著名的左翼作家、诗人兼文艺理论家，长期追随鲁迅；1949年后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然而从1952年起就开始遭受批判，1955年更被打成反党集团，后来又升级为反革命集团；此后就是长达24年的监禁、软禁和劳改，直到1979年77岁高龄时才释放出狱；80年代恢复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文联委员；1985年6月病逝。在这本书里，作者除了回忆她父亲外，还有几篇写到几个重要的胡风份子。著名学者、当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的贾植芳先生为这本书写了序言。
当年胡风曾预言：“自批判胡风，中国文坛将进入中世纪。”
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我刚7岁，对胡风其人其事自然谈不上有任何理解。不过家里那本《儿童时代》杂志上胡风的漫画倒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幅漫画把胡风画的很凶恶，但确实抓住了胡风的面部特征，以至于我在80年代第一次见到胡风的次子张晓山时，一下子就认出他来——他们父子俩长得太象了。
我对胡风的认识始于文革期间。一次，我看到一张揭发批判周扬的大字报，其中提到在1961年的一次讲话里，周扬说：“当年批判胡风，胡风曾经预言：‘自批判胡风，中国文坛将进入中世纪。’”周扬说：“我们当然不是中世纪。但是，如果我们搞成大大小小的‘红衣大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言必称马列主义，言必称毛泽东思想，也是够叫人恼火的就是了。我一直记着胡风这两句话。”看到这几句话，我对周扬有了些好感，对胡风更是油然而生敬意。后来下放农村当知青，我从一位同学那里搞到一本当年批判胡风的小册子。我竭力从那些大批判文章里引用的胡风的只言词组中了解胡风本人的思想，发现胡风的思想要比那些批判者高明得多。例如胡风批评的“五把刀子”，特别是第一把，“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正和我自己心里的异议不谋而合。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株连很广，官方统计共触及2100多人，但正如晓风所说，“实际上远不止此，须知每个胡风骨干份子都株连了数十人乃至上百人；从我父亲的日记和书信中发现的每个人名，都要被审查受到株连；连我家乡县城中学的全体语文教师都被打成了胡风份子；更无论各地揭出的‘小胡风’、‘小反革命集团’了。”在57年的反右运动中，有不少人仅仅是为胡风鸣不平，甚至仅仅是对胡风案件提出疑问，就被打成右派。
在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的人中间有不少老革命，例如不久前因主张民主社会主义而声名大噪的原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小说《如焉》里的卫老师，据说其原型就是一位胡风份子——武汉诗人曾卓。还有一位老革命彭柏山，1949年后曾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任宣传部长，55年也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文革中竟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彭柏山的女儿彭小莲是有名的电影导演，她写过一部回忆她父母的书《他们的岁月》。其中写到她在美国纽约大学留学期间，交上了一个德国裔的男朋友。这个德国裔的男朋友在听彭小莲讲起一家人的悲惨遭遇时，大惑不解地问：希特勒再坏，他害死的主要还是犹太人和外国人，毛泽东为什么要害死那么多中国人呢？我要补充一句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害死最多中国人的毛泽东，至今还被一些中国人奉为中国的大英雄，而且还是民族英雄！
这样的党凭什么不反？
胡风遭受共产党残酷迫害，然而出狱后，他仍然表示他信仰共产革命，相信共产党。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想至少有两条原因。一般人只知道迫害会导致反叛，他们不知道有时候迫害也会强化忠诚。因为受害者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往往会表现得格外忠诚。因为胡风确实是冤枉的，他本来确实不反党不反革命。可以想像，胡风在长达20几年的受迫害期间，念念不忘的就是怎样替自己辩白，证明自己不反党不反革命。至于这个党、这个革命可不可以反，应不应该反，他可能倒想的不多了。此其一。
第二，在表面的忠诚下，实际上是深刻的恐惧。举一个例子就够了。1985年，胡风的外孙要考大学，向外公征求报考专业的意见。胡风急切地说：“不报文科！不报文科！”可见，胡风的恐惧早已深入骨髓。想来胡风也产生过对党对革命的怀疑，但是，强烈的恐惧妨碍了他的深入思考。共产党的监狱未必能改造胡风的思想，但是它能严重地损坏胡风的思考能力。
一些胡风集团骨干份子，如谢韬、王元化、贾植芳等，在他们复出的晚年写出了精彩的文字。而胡风直到去世，都没有再写出什么有份量的文章。当然，这也不难理解。胡风出狱时已是风烛残年，身体和精神都很差，受了几十年罪，好不容易活着出来和家人团聚，想过几天无风无浪的太平日子的愿望是很自然的。我想，假如胡风能多活几年，也许会重展其思想斗士的风貌，给我们留下更多的精神遗产。毕竟，一个思想者，在经历了人间罕见的炼狱之后，却未能把这段刻骨铭心的经验化成文字、凝成思想传诸于世，甚至未能发出一声呐喊，那总归是很遗憾的，太遗憾了。
请想一想，倘若晚年的胡风，以他受难20多年的身份，大声疾呼结束文字狱，大力倡导言论自由，那将是何等地振聋发聩！既然胡风早在55年就预言“自批判胡风，中国文坛将进入中世纪”，而此后的反右与文革等事态发展有力地证实了他的这一预言，因此，胡风是最有资格启迪国人懂得“对一个人权利的侵犯就是对所有人权利的威胁”这个道理的，由他出面呼吁维护异议者的言论自由，其说服力岂是他人可比！中国的言论自由或许因此而提前若干年实现也未可知。可惜的是，晚年的胡风身心交瘁，已不复有当年那种昂扬的“主观战斗精神”了。
是的，胡风总是在努力声辩他不是反党不是反革命。然而，每一个有良知的读者在读完这本书后必然会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党凭什么不反？这样的革命凭什么不反？
路翎与阿垅
晓风在这本书里还写到两个胡风份子，路翎与阿垅，令人印象深刻。
路翎（1923－1994）是那种早熟的天才，30岁出头就发表了近300万字的作品。可是，接下来长达20几年的残酷迫害严重地摧垮了他的身心。最令人痛心的一点是，当路翎获得平反后又投入紧张的写作，写了近百万字的小说、散文和诗。可是，据晓风说，“除了诗以外，差不多都没能破除那阶级斗争年月带给他的精神桎梏，让人无法卒读。”
这看上去很奇怪，一个人深受那套左的东西的迫害，怎么到头来自己写的东西也还那么左呢？类似的情况还很多，例如不少右派复出后，其言行竟然左得令人吃惊。路翎为人十分正派，从来淡泊名利，他的左绝不是出于投机。依我之见，这就是迫害强化忠诚的例证。在20多年里，路翎不断地对自己所：“我不是反革命。我是革命的。我是革命的。”他本来确实不是反革命，他竭力地坚持这一点，但也因此他就把他自己定格在那一点上，无法进一步思考了。他成了化石。20多年后再出土就成了古董。悲剧在于，路翎们原先信奉的那套左的理念太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几十年就蜕变得一塌糊涂，面目全非。路翎没变，可是社会的主流观念一变再变。他的作品，当年因其太右而横遭当局批判，如今又因其太左而不受读者欢迎。这对于一个作家的伤害几乎是致命的。
再有就是恐惧。对此，路翎的老朋友杜高深有体会。杜高是剧评家，1955年被胡风案波及，幸未落网，1957年反右在劫难逃，艰辛备尝，好在年轻，1979年平反后又有了事业的第二春。在《又见昨天》一书里，杜高写道，路翎复出后“写了许多篇小说，却都未能发表，不仅因为艺术质量的下降，更因为他的整个思维都还束缚在他‘监狱时期’那种政治化、教条化的状态中”。“有人不理解他，认为这是一种很难解释的现象。只有我能理解，只有我在心底里怜悯他，只有同样经历过长期监禁的人，才会知道挣脱过去的禁锢是何等艰难！我比路翎年轻近十岁，我的脑神经也没有收到他那样的致命伤害，但我也是许多年都摆脱不了那种囚徒的恐惧。”
晓风还写到另一位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阿垅。阿垅（1907－1967），原名陈守梅，诗人，作家，后被打成胡风集团骨干份子被捕，死于狱中。阿垅于去世两年前在狱中写过一份申诉材料，直指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政治迫害，政治欺骗”，是“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阿垅写道：“我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决不可能被压服。”晓风写道，贺敬之告诉他，在平反复查“胡风案件”的讨论会上，有人念读了阿垅这篇申诉，连会上的领导们都深受感动。
晓风的文章引到了阿垅写于40年代的的一首词，是歌咏荆轲的，栩栩如生，慷慨激昂，气贯长虹。实为古今咏荆轲诗词中之杰作，非阿垅这种人写不出来，当年就很为胡风激赏。说来有趣，晓风对路翎晚年作品的整体评价不高，但“除了诗以外”。这大概因为诗词主要是表达意志和情感，更容易超越作者政治理念或观点的局限性。今天，我们再去读胡风的文论和路翎的小说，恐怕很难产生多大的兴趣，但是读阿垅的词则不然，它依然能激起我们的感动。鉴于知道这首词的人很少，不妨抄录如下：
咏荆轲（念奴娇）
轲今去矣，使悲歌为别，风寒天冻。
不杀秦皇当杀我，拔剑豪情骄纵。
太子人来，将军头存，肝胆吾侪重。
指心而誓，男儿不死何用。
慷慨纳器图中，搴裳殿上，谈笑兼人勇。
刀戟森森光不定，大步而前无恐。
气压千军，功亏一击，不中犹如中。
锋芒深着，秦庭震震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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