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爱国文学家──还原真实的余光中(图)

余光中。(图片来源：中央社)

【看中国2017年12月15日讯】(看中国记者钟灵综合报导)《乡愁》作者台湾诗人余光中，12月14日在高雄病逝，享年89岁。余因《乡愁》一诗闻名两岸，但并没有很多人知道余光中曾坦言“《乡愁》好像名片，大到把我的脸都遮住了”。余虽然一生写作不少反共作品，但因为其“统派”的立场反被中共热捧有加，其部分作品更被纳入大陆教材中，包括《乡愁》一诗。港媒今搜集过往资料，还原真实的余光中。

余光中原籍福建，50年因国内动荡移居台湾，70年代任教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一生对文坛贡献良多、获奖无数，教导了港台两地众多文学人才。余光中曾多次写下反共作品，又因不畏于抒发己见，经常涉入文坛论战及争议，当中以70年代后期因发表了《狼来了》而掀起了台湾乡土文学论战最为著名。

所谓的乡土文学论战，是指1977年8月余光中发表了《狼来了》，引述毛泽东话语，直指所谓的“工农兵文艺”是源自中共变异的文学观，是为了破坏文学自由创作、传统文化、艺术性及自主性的一种手段，暗指某些台湾文人是中共祸乱文坛的爪牙，并点名批判陈映真、尉天骢、王拓等人联共“毒害”台湾文坛，掀起文学论战。

徐复观后来在《评台北“乡土文学”之争》一文中尖锐指出：“余光中之所谓狼是指这些年轻人所写的是工农兵文学，是毛泽东所说的文学，这种文学是狼，是共匪。这给年轻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抛到头上，便会人头落地。”

后来余光中在2007年坦言，当时写《狼来了》是因为文革中感受到中共对于文学及文化的迫害，并指自己当时在香港，有关诗文亦引起了香港“左报”、“左刊”攻击，当中某报甚至写道“工人一锤，你的‘白玉苦瓜’就敲得粉碎！”，使余感到“相当孤愤”。不过余亦指自己有进行反思，认为自己当时写《狼来了》时，确实“情绪失控、措辞粗糙”，“不像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应有的修养”。

余曾表示，在“文革”震骇的压力下，国人心情沉重，对一般左倾言论都很敏感。余指自己对茫茫九州乡思愈深，而对现实的恐惧愈强，可见于诗句“患了梅毒依旧是母亲”，不过“左派”读到此句，就变成只见“梅毒”而不见“母亲”，直接将余“打”成“反华”。

1989年六四事件、中共血腥镇压北京民运后，余光中亦出版了集合港台诗人创作的《我的心在天安门——六四事件悼念诗选》，并到香港中文大学等地出席诗会。

不过，由于余光中期望“两岸统一”的“统派”立场，不但使中共后来对其批判“不计前嫌”，更是“热捧有加”。2003年时任总理温家宝访美时会见台湾留学生，更用余《乡愁》一文演绎，并将该诗录入大陆教科书，而官媒亦适时将余包装成“爱国诗人”，欢迎他回大陆讲学出书。2004年官媒曾刊文“余光中的‘历史问题’需要追究吗？”并公开表态指对余不计前嫌。

4年前，余光中再度表达自己对此事的看法，指因被录入大陆教科书，“很多人会背，但是它也妨碍我”，指自己写《乡愁》是单纯的怀乡，而该诗是在40多年前写的，“当时大陆处于文革后期，我心情暗淡，认为此生也许回不去了”。余亦建议两岸人都多读彼岸的文学，“政治易使人分离，而文学使人了解”，并指中共对《乡愁》的宣传，“好像名片，大到把我的脸都遮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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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来了》──余光中

回国半个月，见到许多来友：大家最惊心的一个话题是：“工农兵的文艺，台湾已经有人在公然提倡了！”

工人、农人、军人，同为社会的支柱，正如公务员、教师、商人、自由业者等等，亦为社会的支柱一样，工农兵的生活应该关怀，工农兵的形象应该描绘，其理至显，谁也不会反对，谁都应该赞成，然则社会百业，何以独举工农兵而排其他？何以排列的次序是工农兵而不是农工兵或兵农工？条条大路皆为报国之途，何以独要突出这三个“阶级”？如果说，所谓工农兵，不过是代表大众的意思，那么迳用涵盖面更大的“大众文学”或“国民文学”好了。

所谓“工农兵文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政治用心，民国三十一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明确宣布：“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当然，毛泽东并没有放过知识份子，因为他接着又说：“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份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从前引的毛语看来，所谓“工农兵文艺”正是配合阶级斗争的一种文艺：政治才是目的，文艺云云不过是一种手段，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毛泽东分配给知识份子的边缘任务，是“长期地合作”，“合作”二字用得很妙：如果知识份子起来响应工农兵的“革命”和“工农兵文艺”，当然便是“合作”，否则便是“反革命”。

那么，该怎么“合作”法呢？毛泽东也有具体的说明：“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原来在“工农兵文艺”政策下的所谓文艺批评，乃是一种斗争方法，然则斗争的目的何在呢？毛泽东也说得很清楚：在于“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

在同一篇“讲话”里，毛泽东又说：“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也就是说，把中国的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彻底破坏之后，就可以建设起“工农兵文艺”了。

以上引证的几段毛语，说明了所谓“工农兵文艺”是个什么样的“新东西”，其中的若干观点，和近年来国内的某些“文艺批评”，竟似有些暗合之处，目前国内提倡“工农兵文艺”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后的意义，是为天真无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后的意义而竟然公开提倡，就不仅是天真无知了。

我国军人的知识水准，近年来提高了许多，文艺在军中更遍受重视。文坛上知名的诗人和小说家，不少位出于军中，各大学更经常邀请这些军中作家去演讲或座谈，大学生毕业后，都要入军中服役，所以柳营与学府之间亦难以区分，如果把后备军人也算在里面，则从我服役的那一届(民国四十一年)起，更不知有多少作家，既然如此，则“兵的文学”又何须再加提倡呢？所谓“工农兵文艺”，至少有三分之一早已盛行于台湾，但其用意和毛泽东所强调的却大不相同，民国六十四年第二届现代诗奖的两位得奖人，管管出身于军中，吴晟出身于农民，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然而两位诗人之所以得奖，是因为他们的艺术成就，不是因为他们的出身，“阶级成分”不是台湾文艺批评的标准。

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也许会说：“台湾是开放的社会嘛，什么东西都可以提倡的。”中共的“宪法”不是载明人民有言论的自由吗？至少在理论上，中国大陆也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然则那些喜欢开放的所谓文艺工作者，何以不去北京提倡“三民主义文学”，“商公教文学”，或是“存在主义文学”呢？北京未闻有“三民主义文学”，台北街头却可见“工农兵文艺”，台湾的文化界真够“大方”，说不定，有一天“工农兵文艺”还会在台北得奖呢，正当我国外遭逆境之际，竟然有人内倡“工农兵文艺”，未免太巧合了，这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强调文艺要写实，但对于“秧歌”，“尹县长”，“敢有歌吟动地哀”，“古拉格群岛”等所写之“实”却似乎视而不睹，对于天安门、四人帮等事件所演之“实”却似乎避而不谈，此时此地，却兴致勃勃地来提倡“工农兵文艺”，这样的作风，不能令人无疑。

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立刻会嚷起来：“这是戴帽子！”却忘了这几年来，他们抛给国内广大作家的帽子，一共有多少顶了，“奴性”、“清客”、“买办”、“伪善”、“野狐禅”、“贵公子”、“大骗子”、“优越感”、“劣根性”、“崇洋媚外”、“殖民地文学”……等等大帽子，大概凡“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每位作家都分到了一顶。

说真话的时候已经来到，不见狼而叫“狼来了”，是自扰，见狼而不叫“狼来了”，是胆怯，问题不在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还是先检查检查自己的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