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愛國文學家──還原真實的余光中(圖)

余光中。(圖片來源：中央社)

【看中國2017年12月15日訊】(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鄉愁》作者臺灣詩人余光中，12月14日在高雄病逝，享年89歲。余因《鄉愁》一詩聞名兩岸，但並沒有很多人知道余光中曾坦言「《鄉愁》好像名片，大到把我的臉都遮住了」。余雖然一生寫作不少反共作品，但因為其「統派」的立場反被中共熱捧有加，其部分作品更被納入大陸教材中，包括《鄉愁》一詩。港媒今搜集過往資料，還原真實的余光中。

余光中原籍福建，50年因國內動盪移居台灣，70年代任教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一生對文壇貢獻良多、獲獎無數，教導了港台兩地眾多文學人才。余光中曾多次寫下反共作品，又因不畏於抒發己見，經常涉入文壇論戰及爭議，當中以70年代後期因發表了《狼來了》而掀起了台灣鄉土文學論戰最為著名。

所謂的鄉土文學論戰，是指1977年8月余光中發表了《狼來了》，引述毛澤東話語，直指所謂的「工農兵文藝」是源自中共變異的文學觀，是為了破壞文學自由創作、傳統文化、藝術性及自主性的一種手段，暗指某些台灣文人是中共禍亂文壇的爪牙，並點名批判陳映真、尉天驄、王拓等人聯共「毒害」台灣文壇，掀起文學論戰。

徐復觀後來在《評台北「鄉土文學」之爭》一文中尖銳指出：「余光中之所謂狼是指這些年輕人所寫的是工農兵文學，是毛澤東所說的文學，這種文學是狼，是共匪。這給年輕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抛到頭上，便會人頭落地。」

後來余光中在2007年坦言，當時寫《狼來了》是因為文革中感受到中共對於文學及文化的迫害，並指自己當時在香港，有關詩文亦引起了香港「左報」、「左刊」攻擊，當中某報甚至寫道「工人一錘，你的『白玉苦瓜』就敲得粉碎！」，使余感到「相當孤憤」。不過余亦指自己有進行反思，認為自己當時寫《狼來了》時，確實「情緒失控、措辭粗糙」，「不像一個自由主義作家應有的修養」。

余曾表示，在「文革」震駭的壓力下，國人心情沉重，對一般左傾言論都很敏感。余指自己對茫茫九州鄉思愈深，而對現實的恐懼愈強，可見於詩句「患了梅毒依舊是母親」，不過「左派」讀到此句，就變成只見「梅毒」而不見「母親」，直接將余「打」成「反華」。

1989年六四事件、中共血腥鎮壓北京民運後，余光中亦出版了集合港台詩人創作的《我的心在天安門——六四事件悼念詩選》，並到香港中文大學等地出席詩會。

不過，由於余光中期望「兩岸統一」的「統派」立場，不但使中共後來對其批判「不計前嫌」，更是「熱捧有加」。2003年時任總理溫家寶訪美時會見台灣留學生，更用余《鄉愁》一文演繹，並將該詩錄入大陸教科書，而官媒亦適時將余包裝成「愛國詩人」，歡迎他回大陸講學出書。2004年官媒曾刊文「余光中的『歷史問題』需要追究嗎？」並公開表態指對余不計前嫌。

4年前，余光中再度表達自己對此事的看法，指因被錄入大陸教科書，「很多人會背，但是它也妨礙我」，指自己寫《鄉愁》是單純的懷鄉，而該詩是在40多年前寫的，「當時大陸處於文革後期，我心情暗淡，認為此生也許回不去了」。余亦建議兩岸人都多讀彼岸的文學，「政治易使人分離，而文學使人了解」，並指中共對《鄉愁》的宣傳，「好像名片，大到把我的臉都遮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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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來了》──余光中

回國半個月，見到許多來友：大家最驚心的一個話題是：「工農兵的文藝，台灣已經有人在公然提倡了！」

工人、農人、軍人，同為社會的支柱，正如公務員、教師、商人、自由業者等等，亦為社會的支柱一樣，工農兵的生活應該關懷，工農兵的形象應該描繪，其理至顯，誰也不會反對，誰都應該贊成，然則社會百業，何以獨舉工農兵而排其他？何以排列的次序是工農兵而不是農工兵或兵農工？條條大路皆為報國之途，何以獨要突出這三個「階級」？如果說，所謂工農兵，不過是代表大眾的意思，那麼逕用涵蓋面更大的「大眾文學」或「國民文學」好了。

所謂「工農兵文藝」，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與政治用心，民國三十一年五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曾經明確宣佈：「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當然，毛澤東並沒有放過知識份子，因為他接著又說：「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份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從前引的毛語看來，所謂「工農兵文藝」正是配合階級鬥爭的一種文藝：政治才是目的，文藝云云不過是一種手段，在這個大前提之下，毛澤東分配給知識份子的邊緣任務，是「長期地合作」，「合作」二字用得很妙：如果知識份子起來響應工農兵的「革命」和「工農兵文藝」，當然便是「合作」，否則便是「反革命」。

那麼，該怎麼「合作」法呢？毛澤東也有具體的說明：「文藝界的主要的鬥爭方法之一，是文藝批評。」原來在「工農兵文藝」政策下的所謂文藝批評，乃是一種鬥爭方法，然則鬥爭的目的何在呢？毛澤東也說得很清楚：在於「使不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改變到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

在同一篇「講話」裡，毛澤東又說：「那末，馬克思主義就不破壞創作情緒了嗎？要破壞的，它決定地要破壞那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對於無產階級文藝家，這些情緒應不應該破壞呢？我以為是應該的，應該徹底地破壞它們，而在破壞的同時，就可以建設起新東西來。」也就是說，把中國的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徹底破壞之後，就可以建設起「工農兵文藝」了。

以上引證的幾段毛語，說明了所謂「工農兵文藝」是個什麼樣的「新東西」，其中的若干觀點，和近年來國內的某些「文藝批評」，竟似有些暗合之處，目前國內提倡「工農兵文藝」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後的意義，是為天真無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後的意義而竟然公開提倡，就不僅是天真無知了。

我國軍人的知識水準，近年來提高了許多，文藝在軍中更遍受重視。文壇上知名的詩人和小說家，不少位出於軍中，各大學更經常邀請這些軍中作家去演講或座談，大學生畢業後，都要入軍中服役，所以柳營與學府之間亦難以區分，如果把後備軍人也算在裡面，則從我服役的那一屆(民國四十一年)起，更不知有多少作家，既然如此，則「兵的文學」又何須再加提倡呢？所謂「工農兵文藝」，至少有三分之一早已盛行於台灣，但其用意和毛澤東所強調的卻大不相同，民國六十四年第二屆現代詩獎的兩位得獎人，管管出身於軍中，吳晟出身於農民，這是眾人皆知的事實，然而兩位詩人之所以得獎，是因為他們的藝術成就，不是因為他們的出身，「階級成分」不是台灣文藝批評的標準。

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也許會說：「台灣是開放的社會嘛，什麼東西都可以提倡的。」中共的「憲法」不是載明人民有言論的自由嗎？至少在理論上，中國大陸也是一個開放的社會，然則那些喜歡開放的所謂文藝工作者，何以不去北京提倡「三民主義文學」，「商公教文學」，或是「存在主義文學」呢？北京未聞有「三民主義文學」，台北街頭卻可見「工農兵文藝」，台灣的文化界真夠「大方」，說不定，有一天「工農兵文藝」還會在台北得獎呢，正當我國外遭逆境之際，竟然有人內倡「工農兵文藝」，未免太巧合了，這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強調文藝要寫實，但對於「秧歌」，「尹縣長」，「敢有歌吟動地哀」，「古拉格群島」等所寫之「實」卻似乎視而不睹，對於天安門、四人幫等事件所演之「實」卻似乎避而不談，此時此地，卻興致勃勃地來提倡「工農兵文藝」，這樣的作風，不能令人無疑。

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立刻會嚷起來：「這是戴帽子！」卻忘了這幾年來，他們拋給國內廣大作家的帽子，一共有多少頂了，「奴性」、「清客」、「買辦」、「偽善」、「野狐禪」、「貴公子」、「大騙子」、「優越感」、「劣根性」、「崇洋媚外」、「殖民地文學」……等等大帽子，大概凡「不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每位作家都分到了一頂。

說真話的時候已經來到，不見狼而叫「狼來了」，是自擾，見狼而不叫「狼來了」，是膽怯，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是先檢查檢查自己的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