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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岁月那些人:楼上一家人(图)

 2017-10-27 08:55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文革
文革期间的批斗场面(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7年10月27日讯】这一家人的故事我一定要把它说出来,因为在我看来,它有着太多的含义,因此写出他们,这是我基本的初衷。

我非常感谢所有的阅读者,能听我极其枯燥的叙说这样一段往事,而且,说实话,这些略带久远的往事,如今梳理回忆起来,在我的记忆里确实有些支离破碎的味道。所以,会有一些场景的偏差,甚至人物年龄的错误,它确实距离我们今天太遥远了。

但是,我要说的是,我所讲述的这些往事中的基本情节没有虚构,这不是小说。这条小巷依旧在,我儿时的家依旧在,那些院落依旧在,唯一物是人非的就是,在经历了近四十年的时空之后,它更多的在我的心中形成了一个具像。而这种具像会经常折磨着我的回忆,有的时候我甚至都能嗅到儿时的味道,感觉到儿时的色彩,所以,人的一生注定离不开回忆。

文革后期的时候,我听到过一种说法,就是“忘掉过去,一切向前看。”多么自慰的语言,多么“宽厚”的心胸,可是,你我他,所有的亲历者果真能忘掉这一切么?

果真么?!

按照列宁的说法“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真的不相信很多人选择背叛。就在我的这个系列写到第五篇的时候,我接到了我的一个好友的E-mail,他问我“你写这些究竟要说什么,或者要告诉我们什么?”我没有回复他,那么就在这里算是给他一个答复:“没有任何目的,我就是要写出来。”或许这样的答复不能让一些人满意,但,仅此而已。我有些惊讶的是,我的这个系列的东西,发在我的博客上的时候,我居然看到了一些很激烈的留言,有人直言不讳他怀念那个年代,甚至认为文革的一切都是对的,甚至还期待着再来一次这样的“革命”。

楼上的另外一家,是一个时年大约四十岁上下的女人,她独自带着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她的大儿子有先天性心脏病,死于1987年。小女儿是小儿麻痹后遗症,走路困难。唯一两个健全的,大女儿是一个先天性高度近视,二儿子是家里唯一的身体没有任何缺陷的人。

我管她叫“婶”。听母亲说,婶原本不是一个苦命的人,她是大户人家的女儿。而她的先生一直在给当时的俄国专家当翻译。但是,她先生却在文革前夕的一九六二年死于肺病。一个死了男人拉着四个孩子的人,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但是,婶却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人。事实上,我一直没搞清楚,她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先生去世后,她很少管顾家里,常常是扔下四个孩子,一走几天。而四个孩子就靠着刘大叔和我们家照顾着。

在我的印象里,我至今依然清晰的保留着他们家的印象。推开那扇门,就是一个大大的炕,是用木板搭成的,四个孩子就拥挤着睡在那里。而一扇上了锁的拉门的小屋,据说是婶的房间,谁也不知道什么样子。

事实上在我母亲和刘大婶的嘴巴里,我从来没听到过对这个女人太好的评价。主要是因为她很多次扔下家里的孩子,让我母亲和刘大婶感到愤怒。

三十五年后的一天,我和她的二儿子坐在一起,冬日窗外的雪花悄然洒落,我们面前的火锅在翻腾,举着杯子我们一度相对无言。他喊着我的乳名:“来,干”于是我们哥俩,一口喝掉了杯中的酒。

婶于2003年故去,享年七十四岁。

有关这个女人的多数印象,都是后来逐渐清晰起来的。文革期间,因为出身问题,她几乎不敢白天出门,即便这样“红卫兵”也还是找上门来,但是,“红卫兵”们推开她的家门,除了失望就是惊讶,“这是地主大户女儿的家?”破败而凋零,全家几乎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于是“红卫兵”们顿时失去了揭批的兴趣,无比失望的看着这个“破落地主女儿的家”。看着四个惊魂未定的孩子,在我的母亲和刘大婶的劝说下,他们悻悻而去。而且,从此再也未出现在这里。

我们的命运常常被莫名其妙的改变。文革的动荡,让这座小楼的两户人家,我们家和刘大叔一家相继离开,而婶的一家却没有动,一直到今日。她的二儿子,依然居住在那里。用他的话说,当年的日子衣不裹体,食不果腹,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在那里。你能想象到,一碗稠稠的玉米粥上面撒一点盐,或者是滴上几滴酱油就是他们最好的吃法么?而兄妹几个常常为这样的饭而大打出手。先天心脏病的大哥,嘴唇发紫的看着他的兄弟妹妹们抢夺,泪流无语。

很多年后,我看到了最小的妹妹,她已经作了矫正手术,走路基本几乎与常人无异,非常漂亮。说起往事,她眼中擎泪,数度哽咽。不过,她很快就笑了:“哥,这一切都过去了,你看我都做妈妈了。”充满了快乐,充满了开心。我心里有一种酸楚的感觉:小妹妹,我相信那一幕你不会忘,只不过你把它深埋了而已。

其实我最不能忘怀的是哪个心脏病而英年早逝的大哥。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在那个困顿的日子里,他坐在窗台上吹笛子,成为一个非常特异的风景。他的笛子吹得非常好,据说完全可以进专业文艺团体。但是,先天性心脏病和当时认定的不光彩出身,让他注定成为社会的边缘人物。文革后期,鉴于家庭生活的实在困难,高中毕业的大哥,分到了街道工厂,当了一名糊纸盒的工人,这工作一直干到他去世。我一直觉得,如果大哥小的时候能有一些营养,或者能跟上药物治疗,不会那么早就离去。

大哥的笛声在我的感觉里,依旧在小巷的上空飘荡,非常激越,非常明快,你根本听不出来那是一个心脏病患者。大哥的画也画得惟妙惟肖,尤其是画人,三两笔下去就给你一种非常传神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会这样想,苍天其实一直试图制造一种残酷和不公平,比如对大哥,给他了才华,却不给他生命。

婶在文革后,曾经有一段时间精神出现了一些问题,后来经过医治得以康复。

她的一生命运多舛,十分清苦,但是,对于她,她的儿女们也用了“看不懂”这几个字。这是她的二儿子亲口和我说的。或许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老二成为这个家里唯一的顶梁柱。他也差一点成为危害邻舍的“祸害”。身材高大威猛的他,曾经一度成为这条小巷,令人色变的人物,用他的话说“打出来的。”他曾经因为过失伤人,而被劳动教养两年。但是,令人叹服的是,他两年教养期满后,走上了一条洗心革面的路,做过苦力,也开过出租车,当过倒爷,用他的话说,什么赚钱就干什么。如今,他经营着一个土石方的运输车队,生活的也算十分惬意。买了一套很宽敞的新房子,却依旧喜欢居住在老房子哪里,用他的话说“他习惯于小巷里的一切。”

婶的大女儿和我是同班同学,高度近视的她现在已经为人母。她是一个性格十分和善的人,说话从来不会高声。在那个贫瘠的年代,她没有得到很好的眼睛矫治,现在依旧是高度近视,只不过已经戴上了一个很漂亮的眼镜。这让她看起来矜持和端庄。谈起往事,她总是说不完的感谢,感谢我们一家人,感谢刘大叔一家人。她告诉我,她现在信奉天主教,用她的话说,学会感恩,一个人的心灵会恬静而和美。这话很让我感动,我相信它发之肺腑,来自心底。

在多数时候,大多数的人,面对善恶的时候,会毫无疑问的选择善良,我相信这是一种本能的使然。但是,当一种引导,一种趋势让你选择恶的时候,我相信,更多人是一种盲动和盲从。我记得我曾经看过这样一段文字:“政治是永远为服从于需要而生,因此,政治的肮脏在于,它一方面冠冕堂皇的让你热血沸腾,一方面肮脏的让你呕吐。当你信仰纯真的为它卖命的时候,政客们正举着盛满鲜血的酒杯,弹冠相庆。”我承认,这是一段非常尖刻的文字,但是,我更承认,它十分生动形象。

这都是一些普通人,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故事,但是,我们无论何如也摆脱不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小巷的沧桑风云,其实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缩影。它忠实的记录了一段你无法挥散的岁月,也忠实的记录了一段无法重来的人生。

我们从饥饿的时代走来,从动荡的时代走来。但是我们比自己的父母看起来更幸运一些,因为我们没受到那种暗无天日的黑暗,没遭受旧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2002年我出差去武汉,去过武汉的一个叫“吉庆街”的地方。那里餐饮遍地,那里食客如云,那里吵闹的让你无法有食欲。那里赫然的被人们称作“快乐的旧社会”。不断地有各种“艺人”出现在你的桌边,自报奋勇的要给你演奏,当然不会是白演。所以,你听着那种几乎与噪音无二的“音乐”无论如何是不会有快感的。一个吹笛子的“艺人”自报奋勇的要给我们演奏一曲,我们实在推托不掉,我说“这样吧,你给我们演奏一曲《扬鞭催马运粮忙》。”我突然看到他愕然的目光。我笑了,这有些难为他了。其实,这是文革期间非常有名的一支笛子曲目而已。

确切地说,我认为文革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甚至影响了数代人的命运。我一直不能苟同它是一场“文化革命”。如果我们把革命简单的定义到这样的层面上,人类有关“革命”的含义需要认真地修正了。我坦率地说,我一直认为它是一场灾难,一场人为的灾难。这场灾难带给中国人心灵的创伤,和肉体的创伤是显而易见的,是难以平复的。

不是所有的灾难都不可规避的,尤其是人为制造的。我们没必要去抱怨,但是如果我们连起码的反思和自省都没有,在我看来这才是最可怕的。耶稣有一句名言:“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事实上我们确实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不知道自己的愚蠢和盲从,不知道自己成为一种势力或者是一种运动的帮凶或者是看客。而我更惊讶的发现,所有的参与者,或者亲历者都会对这种往事有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或者是“我无过,过在他人”的心态,而在我看来,这也是可怕的。今天我们身处的社会,有了足够的繁华,有了足够的物质,甚至有了足够的奢华,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一种文化速食者的心态去迎合这一切,我们永远跳不过自己的光影。所以,在更多的意义上,我们可能用一种漠然或者是淡忘,去对待身后的一切。

一九六八年,城市里武斗的枪声刺耳而恐怖。那一个早晨,我转业复员的大哥,带回家一支半自动步枪,我甚至能清晰地记得那橙黄色的枪托,那乌蓝的枪身。我父亲第一次雷霆之怒,他怒斥了大哥,让他必须把枪送回去,从那以后,我再也没看过大哥参与任何派别。他成了一个逍遥派。

一九七八年,我在单位的武装民兵射击比赛的时候,五发子弹打出了46环,曾经代表单位参加了所在市地的比武。我曾经在一个午后,用半自动步枪,打出了数百发子弹。但是,我依然对尖利而清脆的枪声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

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牧师朋友,我经常以为他说出来的话都带有一种教诲或者是箴言的味道,有一次他这样告诉我,所有的婴儿来到这个世界都无所谓善恶的,但是,随着时光的前进,他们必然要接触善恶,学会善恶。我相信这话和我们的《三字经》的开篇语“人之初,性本善”并无实质的差异。我一直认为,善恶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标准,而是一种行为的界限,或许有的时候我们很难界定这样的界限吧。

林丽走了,付军走了,楼上的大哥也走了,迟早我们都要走。但是,就像央视赈灾义演上那个从灾区来的,父母生死未卜的女孩,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好活。”

好活,多么简单而复杂的人生命题。

小巷口的夕阳,曾经是一道非常迷离的风景,如今,已经见不到了,因为它的周边已经盖起了高楼大厦,而且据说不久小巷这里也将被搬迁改造。所以,迟早有一天,小巷会消失,但是,垒在心中块垒的小巷,注定无法消失,那些人都鲜活的存在于我的记忆之中。

直到永远。

(另:2016年,我乘车路过当年居住地,看到曾经家里的小楼以及那条小巷多数的建筑都被拆毁,那是一个真正的黄金地段,觊觎的开发商们不会放过。)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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