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巷弄（Adobe Stock）
【看中国2017年10月23日讯】这些年来，我看过太多的文字，或者是影视作品，大都是描写文革那段往事的。说实话，我所以写下这个系列，我没有丝毫的要承担什么社会责任或者义务的想法，但是，我敢保证这些文字是一些往事的忠实记录。当然，它不可能不包含着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所以，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实际上我是对自己的一种伤害，因为我揭开了心中最不愿揭开的那一切。
在小巷的东头，是一个部队家属居住的大院，用儿时的眼睛去看它，那是一个很大的院落，而当今天的我数次走过这里的时候，突然感觉，它其实很小很小。大院有着高墙，高墙上端插满锋利的玻璃碎片，显然是为了防止人的攀爬。这是一栋青石的三层楼房，看起来洋气而格致。
我一直也没搞清楚，这座大院到底住了多少户人家。按照我的判断，不会低于10户人家。平时大院的门口总会有卫兵守卫。那些兵蛋子并不苛刻，对待我们这些外来的孩子，也基本属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座大院里，有我三个同班的同学。出于对当事人的尊重，我隐去他们的姓名。两女一男。他们的父母都是部队的军官。
其实军人的孩子，并不清高，他们和我们一样具有野性。所以，在多数时候，他们很少呆在那个封闭的如同军营一般的大院，更多的时候，愿意走入小巷，和我们一起肆无忌惮的开心玩耍。
但是，军官的孩子，举手投足，必然带出一些优越感。所以，我们与他们其实是始终有一种距离的。我同班的这三个同学，据说父母的官都做的很大，到底多大，谁也不清楚。再说，那个年代人们不太习惯关心他人的私生活，或者是隐私。那个叫林丽的，在我的记忆里她就一直坐在班长的位子上，看起来是一个很娇气的女孩。她总是试图给我们留下高傲的印象，可是很不成功，我们在大多数时间里，很少和她玩在一起，所以，她其实一直被我们同学孤立着。
对于她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在文革期间，批斗我们那个头发花白的校长的时候，她的脸都愤怒的变形，然后飞起一脚狠狠地踢在了校长的屁股上。那一年我们才四年级，一个四年级的孩子能如此，也算是足够让人惊讶的。
那一脚彻底改变了我们对林丽的印象。文革结束后，我们小学同学的一次聚会，唯独她没到，席间有的同学就直言不讳，为了那记忆深刻的一脚，林班长也不敢来。其实，我们都是一些棋子而已，谁之过？
但是，有关林丽的命运却足够让我们唏嘘不已。文革后期，她那个红极一时的军管会代表的爹，因为站错了队，而被剥掉一身军装，全家被遣送到了辽西的一个偏远的山村。而林丽和我们这些成千上万的上山下乡大军一样，在广阔天地了进行了若干年的“修理地球”工作。在命运的链条上，我们或许注定躲不开那一个环节，当我再一次见到林丽的时候，已经是一九九四年的那个夏天。
完全是一个意外。我和几个朋友正在一家酒店举杯小酌，我听到有人在喊“林丽”，因为对这个名字我有太深的印象，所以我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身材窈窕的女人款款走过大厅，我远远望着背影，一稀长发披肩。哥们看我望的出神，打趣道：“遇到了旧相好？”我说：“不是，这是我的一个小学的同学的名字，会是她么？”她们在距我有十几米的另外一张桌子上，两男两女在吃饭。因为这个叫林丽的女人，始终背对着我，我不敢断定。所以，我借故去洗手间，特地从她们身边经过，我仔细打量了这个叫林丽的人，眉目依旧，果然是她。我没动声色，回到自己的酒桌上，倒满了一杯酒，起身来到了她们的桌边，她们甚至有些惊讶我这个陌生人的唐突。但是，林丽根本没费劲就认出了我。寒暄客套，都无法遮掩我们一晃而过的岁月所带来的沧桑。她告诉了我，在辽西北她生活了近十年，后来考入省内的一所大学，而她的父母都相继在那里过世。如今她在这座城市的一个房地产公司，做销售业务经理。和所有的人一样，为人母，膝下有子，日子还很开心。我们互留了电话，道了珍重，我要离开，她突然对我说：“你还记得当年我踢过我们校长一脚的事情么？”我点了点头，她很郑重的告诉我，后来在我们家临下乡前，我去给他道过歉，他原谅我了。我的心里有一种酸楚的感觉：何必呢林丽，你何必道歉？应当道歉的是那个曾经发疯的时代，是它误导了我们。很多年以后，我看到了马丁·路德揭批教皇十世买卖赦罪符的文字记载，这个无畏的教徒，用一种肝胆相照的赤诚，毫无畏惧的挑战了教皇不可一世的尊严，把教义信仰，彻底还给了真正的信徒。我们，曾经都是那个罪恶的“赦罪符”买卖中的参与者，我们最缺乏的就是马丁·路德的赤诚和无畏。
我不知道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都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但是，我知道这个匆匆的舞台，不是所有的过客都可能留下记忆。我们甚至无聊到就像《等待戈多》中的两个无聊之极的流浪汉，没有人知道我们在等待什么，也没有人知道我们会等到什么。2001年的秋天，我听到了林丽因为车祸而去世的消息，那是一次旅游途中的意外，让一个生命的符号，戛然而止，猝然落幕。
大院的另外一个女孩子名字很男性化，叫张力。这是一个我记忆深处非常清晰的女孩子，她个子很矮，眼睛很大，人非常活泼开朗，在我的记忆里，她是一个最早走出大院走到小巷里和我们疯成一片的。她的父亲时任军分区副政委，应当是不小的“官”。但是，她很少蜗居在那个爬满常青藤的院落里，用她自己的话说“在那里不开心。”她无拘束的性格很快就让她成为小巷里最受欢迎的军官子弟。而且她随性的性格也确实让我们佩服，走到谁家，碰到吃饭，只要人家招呼她，她一定不客气。如今，她在一所部队医院当护士长，性格依然不变，走到哪里都会有着她的笑声和快言快语。她是我们那时候，最拿她毫无办法的人，她几乎给全班同学都起了外号，所以，即便是现在见面，说起往事，在她的嘴巴里你也休想听到自己的大名，基本全都是绰号。
性格开朗的人，注定会在这个世界上称为最幸福的人。张力就是这样，她在文革后，并没有依仗他的父母，而是随着一群同学嘻嘻哈哈的去了昭乌达盟，“毛主席的教导记心怀，一生交给党安排，笑洒满腔青春血，喜迎全球幸福来……”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有着男孩子的性格，所以，下乡的日子，她几乎和男同学一样，她告诉我们，饥饿的时候，她偷过老乡的鹅，说到高兴处，她用手比划着：“我上去把鹅的脖子一扭，它就没了气，然后我就把它塞到书包里，带到点里大家开荤。”我甚至能想象出，一个女孩子那一瞬间所表现出来的“凶残”。她在乡下呆了四年，后来还是爹妈动用了关系，强令把她送进了军队的医校，用她的话说“老爸老妈还以为我能为他们弄个南丁格尔让他们脸上有光呢。”我一直认为张力是我小学同学中最优秀的女性。所以，她的生活看起来十分安逸快乐。而在非典的那一年，她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工作在最危险的地方，却没被传染，也是个奇迹吧。我们依然保持着联系，偶尔一个电话，先传来的一定是她爽朗的笑声。她的先生是一个驻外使节，她生有一对女儿，如花似玉。
大院里的男孩子，名字叫付军，是一个在当时就身高足以超过我们的家伙。就像林丽常年把持着班长的职务一样，付军好像是我们一成不变的体委。班级的任何活动，或者是组队，都是他站在前排喊号子。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一个人要走什么样的路，或许就是上苍的，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
付军死于1998年，死的很惨烈。周身挨了十几刀，刀刀致命。死的很不光荣，为了毒品。据说后来的付军因为吸毒无法自拔，行容枯槁，如同行尸走肉。他是我小学同学中唯一一个走上这种不归路的人。
少年的付军为人豪爽，只要他手里有一块饼干，他一定会掰一半给你。小时候，男孩子们最喜欢的是打架，打群架，而每当这个时候，举着砖头冲在最前面的一定是付军，那时候就有人定义他为“亡命徒”。用张力爸爸的话说，这孩子如果不是个人才，将来一定是个混蛋。不幸被那个将军言中，付军最后成为了一个混蛋。混蛋的不折不扣，混蛋的令人生畏。据说付军的父母过世的都比较早，他一直跟着做将军的爷爷生活，而爷爷对这个孙子疏于管教，终于酿成了他无法无天的性格。当他的亲人们发现这一切，试图挽回的时候，木已成舟，人已定型。
原本他是因为过失伤人而入狱五年，出来后遇人不淑，狱友们拖着他，很快他就学会了与毒品打交道。这个时候的付军已经是人生瀚海中随波逐流的那片树叶，他已经无法把握自己。对毒品的依赖，让他的亲人们万念俱灰，大失所望。
付军终身未婚，而暴戾的性格，让他最后成为孤家寡人，所有的人都象躲避瘟疫一样远离他。受不了他伸出手向你借钱，然后用来在烟雾缭绕中寻找着虚无飘渺的快感。我一直再也未见到他，直到听到他的死讯。
2003年的那个寒冷的冬日，我沿着小巷一直走到军官大院，里面的藤蔓在冬日里散漫着一种枯黄，大院似乎一切都没变，但是，已经看不到门前威风凛凛的卫兵，在城市高楼大厦的掩映之下，这座曾经的军官官邸，显得破败而灰暗。
小巷里不知道是谁家的音响，声音开得很大，一首歌透过冬日封闭的门窗，顽强的飘洒了出来：
“有人说人生是个美丽的错……”
我没有感受到美丽，但是，我咀嚼到错误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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