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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被掩埋的真相!(下)(图)

作者:祝春亭  2017-06-25 10:0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右)幕后操纵中共破坏国共合作。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右)幕后操纵中共破坏国共合作。(网络图片)

接续〈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被掩埋的真相!(上)〉一文

7、共产国际与斯大林幕后操纵中共破坏国共合作

共产国际1922年4月《关于中国共产运动的纲要》曾指令中共“应分两步去做:第一步是完全倾覆封建主义,促成中国真正独立;第二步是推翻有产阶级的政治,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秘档新论》,P216)七大这些决议和斯大林指示,否定了先造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以后再进入夺权阶段之宣言,意味着国民党已成被革命对象,应该推翻,中共应该直接夺权了;而且“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暴力夺权。这样,斯大林就下达了国共实施分裂的动员令!

以此为原则和动力,苏俄钦差与中共同仁开始公开加速夺权的行动。

8、中共率先兵变,为全面取代国民党政权预演

作为中共夺取军权最早的大动作,是吴玉章、杨暗公、朱德、刘伯承、陈毅(奉李大钊派遣)等1926年12月1日在四川泸、顺策动的起义。此举远在“四一二事变”之前数月。

在四川开县刘伯承纪念馆里有官方的介绍文字:“为了策应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泸州、顺庆起义。……以刘伯承任军长,创建中共实际领导的革命军队。”“泸顺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掌握革命武装起义的第一次重要尝试,它为党领导军事工作积累了经验,它所锻练的军事干部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月下旬,刘伯承到达泸州城,对起义军进行了全面整顿,建立了总指挥部,统辖泸州军政财大权,彻底改组旧的衙门,清除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加强起义部队的政治工作,抓紧军事训练。”唯不知此处“清除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内中有多少血腥,自称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支支吾吾,含糊过关。

中共的建军节似乎应该定在1926年12月1日才对,比南昌起义早九个月,“红军第一路”旗号早已打出来过了!为了使蒋介石背叛革命顺理成章,只能叫吴玉章、刘伯承等委曲求全,舍弃了打响起义第一枪的历史功勋,做一回无名英雄。

9、温文尔雅的蔡元培视共产党不共戴天,主持“清党”密会

1927年3月28日的会议,被称为“预备会”,5名到会的监察委员中,除古应芬资历稍浅以外,其余4人都是民国元老:即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根据会议的原始记录:吴稚晖首先发言,称中共谋反,应行纠察,开展“护党救国运动”,蔡元培作为主席,不仅不制止,反而立表赞成,提出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的建议,与国民党极右份子——西山会议派的反共言论同出一辙。

4月2日,正式开会,监察委员增加了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三人。吴稚晖提交查办共党的呈文之后,蔡元培随即向大家出示两份材料作为证据,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来“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决议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若干条罪状。经过他同意,会上还审定了既有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也有柳亚子、徐谦、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黑名单,将近两百人,与会者一致决定: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这些首要危险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

此后,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这一部分监察委员又开了4次“清党”密会。

10、武汉工潮风起云涌

1926年9月6日当北伐军攻占武汉之后,中共基本掌控了此地的工人运动。第三国际劳合组织及中共建立武汉总工会,宣布:“假如政府与军队不保障人民之利益与自由,则吾人殊无赞助之道。吾人之要求,乃自由与利益之保障,谁能为吾人保障者,吾人即予以赞助,初不问其旗帜与名义若何,吾人今赞助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者,即本此旨。”(《史事纪要》1926.8~12月,P1077)此项宣言实际上已经属于无政府宣言,所谓国民政府乃至军队势必都要看总工会脸色行事,否则总工会有权自行其是。

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1月设武汉办事处,主任李立三,秘书长刘少奇,宣传部长项英。管辖范围湘、鄂、赣、皖、川、豫六省。工会成立时即设纠察队三千人,唯总工会之命是从。而国民革命军皆转战赣、豫战场,总工会即已控制了武汉局面,国民政府也得让它三分,斯大林要使武汉成为“中国的莫斯科”之初衷得以实现。

国际共产代表鲍威尔描述了那时武汉“罗马狂欢”状况:“成千上万在矿场、工厂和加工厂的雇佣工人,纷纷停止工作,在激进份子的领导下,不分白天黑夜地上街演讲、宣传和游行示威。”这种盛大的狂热必然会引发冲突:3月10日,中共控制的湖北省党部在汉口召开大会,与会的省总工会纠察队呼喊“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引发与会的军校学生愤慨,导致斗殴。可见,在苏俄的操纵之下,反蒋已经公开化。同日,福州中共党员马式才等继续组织示威活动,打出“共产党是世界革命的先锋队”口号,导致亲国民党的总工会及农协反示威,双方发生斗殴,福州卫戍司令部宣布戒严始得平息。

鲍威尔继续描述道:由于频繁的罢工运动,“武汉地区的工业被迫倒闭……”经济最繁荣的中国中部大城市武汉,市景萧条,经济停顿。

11、上海组织工人纠察队武装,大搞红色恐怖,筹划第三次武装起义

爆发于1926年10月和次年2月的前两次“工人起义”,均为国共合作对付北洋军阀。北洋势力退出上海后,罗亦农、赵士炎主持的中共上海区委在其宣传大纲里说:“上海革命的时机完全到了。”“但上次大罢工还只是举行一次示威,现在时机到了,我们应急速准备武装大暴动,夺取武装自卫,杀反动派,为死者报仇,为工人争自由。”(《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P257)就是说,前两次起义,只是罢工示威而已,而第三次起义是武装夺取政权。

中共掌控的工人纠察队经过整编,成立14个大队共2700人,拥有机枪20多挺、步枪4000余枝。

罗亦农在“关于政治与本党工作方针的报告”里说:“在工人区域,自从区委决定举行红色恐怖以来,已有很大的效验,打死了不少工贼,工人气焰很高,现在要把此种红色恐怖的范围扩大,凡是反革命分子,如右派领袖、买办商人、学生走狗等都要尽量的打击。因为现在是革命的高潮时期,民众都有此要求。举行红色恐怖以为革命的保障,是很需要的。同时我们要用恐吓的手段,使许多反革命分子不敢居留在上海,这就叫做精神的红色恐怖。”(同上P329)

这是有组织的红色恐怖。还有无组织红色恐怖:工人纠察队本来就鱼龙混杂,不少流氓无产者混迹其中。如今上海局势动荡,他们能安分守己?各种刑事案件频频发生。不独上海,南方许多城市的工人纠察队都在进行红色恐怖,冲击国民党机关,打死国民党人。

12、双方都在磨刀霍霍,4月12日这一天终于开枪了!

大陆教科书说:“当游行队伍走到宝山路时,蒋介石令反动军队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

人们至今仍无找到蒋介石下命令的证据。4月12日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场到底是谁先动的手?我们还是看历史档案:

一、《国闻周报》第4卷第13期的《4月8日~14日一周国内外大事述评》记载:

“下午一时,闸北工人二千余结队游行,军队制止不服,(工人)手执铁棍、炸弹,其势汹汹,旋冲入旧俄教堂内,师司令部屋内现炸弹声,军队始开枪,被击毙十余,工人均扯苏俄红色国旗,纠察队被捕者百余人,中有六十余系旧鲁军兵士,因抄出旧符号……被拘工人供全系因雇佣受迫攻军,并非本意,与逃入民居者语全同。中以苦工为多,有知识工人预先早已规避。”

二、刊载在4月14日《时事新报》上的《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缴械后之惨剧》一文称:

“昨日下午一时许,总工会召集工人五百余人游行示威,在香山路会所排队出发,行经止园路、中兴路、中华新路、鸿兴路、香山路。当由宝兴路转入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闻讯,深恐人数太多,于通过时发生意外,即令所属集中部内,听候调动,一面在各区布置步哨,以资弹压。

及至下午二时零五分,工人方面,渐向第二师司令部接近。同时狂喊各种口号,愈喊愈烈。卫兵方面,以工人等似有包围司令部行动,即向工人等警告,谓此处系第二师司令部,尔等须避嫌疑,齐从对面路旁过去,否则干涉未便。工人等闻语,当有一形似领袖者出答,谓我等可服从,但全体恐未必皆服从云云。卫兵等见情势紧迫,即将司令部大门紧护,阻其冲来。该首领者见不能进,突然掉首大呼‘往前冲’。语甫出,即有纠察工人一百余人,齐在后方抽出手枪,向司令部门前开放。在前工人等,亦均抽出铁棒木棍,施行殴击,卫兵队猝不及防,当时被击毙—人,弹伤四人,殴伤二十余人。

第二师长斯烈闻讯,以来势甚是汹涌,无从劝解,为自卫之计,乃下令还击,一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沿宝山路一带之商店见状,纷纷收拾闭门。各处居民,咸惊惶失措,不知所适。车辆行人.顿时绝迹。十五分钟后,枪声益密,间以炮声,盖军队方面,已由司令部大门冲出,向工人队伍中射击。时工人方面,已死二十余人,抵抗力渐觉不支,遂纷纷向后方退走。军队方面,亦渐向前进逼,当工人等退至宝通路一区党部门前,突又开枪反攻,经军队方面,用机关枪扫射二次,工人残队,始窜奔四散,分头逃逸,一场惨剧,予此始告停歇。综计是役,计激战三十分钟,军队方面死二人,伤三十余人;工人方面,死三十余人,伤四十余人,被拘八十余人;路人被流弹致死者有某水果摊贩及一皮匠,均中要害而死,负伤者亦有十余人。”

三、第二师参谋长祝绍周的回忆:

“匪党在青云路举行集会大会,数虽有一万余人,但以长枪被缴,为祸不烈,故其先头匪徒众行经宝山路向本部直冲时,能为本部守卫所阻,惟其人众势大,蓄意谋乱,多持铁棒乱殴,中间尚杂有不少手枪,我卫兵遂有死一伤数,在此不得已情形下,卫兵始鸣枪自卫,当场伤毙百余人,余均作鸟兽散。经派队围截,捕得七百余人,身均藏有直鲁军符号,查系溃散军阀余部,为匪党以金钱收买,充作扰乱地方秩序危害党国人民者,何来真正之工人?”

四、《杜月笙传》的相关记载:

当时,第二十六军军长和第二师师长都不在闸北,天主堂司令部,由祝绍周将军负责指挥,游行队伍快过来之时,特务营长请示如何处置,祝绍周断然的回答说:

“请他们改道!”

“万一他们不肯呢?”

祝绍周斩钉截铁的说:

“枪在你们手上!”

全体官兵严密防范,冲要地带架设机关枪,天主堂每一扇门,每一个窗口,最低限度布置一名枪兵。移时,共党暴徒果然发动了凌厉攻势,人潮开始向天主堂猛冲。司令部第一线的指挥人员,恐怕共产党徒逼得太近,路窄人多,双方开火,秩序一乱,可能造成重大的死伤,因而先开一排朝天枪,加以警告,表示军方有坚守的决心。然而这边的排枪轰出了一蓬蓬的白烟,共产党的前锋却立刻拔枪还击,一排排子弹射得石迸瓦飞,显见他们拥有枪枝不少。守军迫于自卫,只好还手,移转枪口开始平射,置身最前的群众当即纷纷卧倒,指挥官更加不敢疏忽大意,因为他一看对方的动作,便晓得他们不但不是乌合之众,而且必定受过军事训练。

激烈的枪战又展开,由于第二师据险而守,机关枪在咯咯的响,往后拥来的群众听到了密集的枪声,四散奔逃,共产党人高声叱叫,竭力堵截,但他们自己反而被急于逃命的人潮冲倒,直到后面徒手和持刀斧棍棒的群众逃得一干二净,前面的人虽然死伤狼藉,却仍懵然无知的还在猛烈攻击。这时候天主堂的窗口伸出喇叭喊话:“后面的人都跑光了,你们还不快点缴枪投降?”卧地射击的暴徒这才发现上了大当,于是有人高声喊叫:“不打了,咱们走!”

官兵们一听讲的是山东话,当时便极感诧异,冲出去活捉九十多名暴徒,原来他们是张宗昌部下的直鲁军,近来流落在上海,共产党诱之以利,许他们当带兵官,或者送盘缠、买船票送他们回老家,他们这才跑来充敢死队,打先锋。

以上4种说法,除了在对方人数等细节上有出入以外,皆异口同声,即:游行队伍并非都是工人群众,混杂有收编的原北洋士兵;游行队伍并非赤手空拳,至少有手枪、铁棍。事件发生时,第二十六军军长及国民革命军驻沪司令白崇禧都不知情,更别谈蒋介石下命令了。

13、四一二事变,蒋介石没下命令,这场事变究竟有多血腥?

综合以上说法,国民党军队开枪,根本不是得到坐镇南京的蒋介石下的命令,而是驻沪守军情急之下的报复性自卫。其后几天,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工人骨干,以及普通劳众,主要是杜月笙为首的帮会出面干的。

蒋介石抓住了这个时机,趁机在他控制的势力范围里清党。巩固了他的地位,挽救了后来称为中央系的国民党及国民革命军(国军)。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死亡情况如何?杨天石教授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介绍的数据如下:据上海总工会报告:“当天收击毙者在百人以上,伤者更不计其数。”据《时报》报导:“连行人死伤者约20余名。”据联合调查社报告:“工人死三十人,工人及民众受伤者五十六人,士兵死十二人,受伤五人(含浦东地区)。”而1953年编撰出版的《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第4辑《四一二事变的前前后后》则含糊称“数百人”献出生命。远不及老毛“反AB团”杀掉的红军将士之几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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