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右)幕後操縱中共破壞國共合作。(網路圖片)
接續〈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被掩埋的真相!(上)〉一文
7、共產國際與斯大林幕後操縱中共破壞國共合作
共產國際1922年4月《關於中國共產運動的綱要》曾指令中共「應分兩步去做:第一步是完全傾覆封建主義,促成中國真正獨立;第二步是推翻有產階級的政治,把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秘檔新論》,P216)七大這些決議和斯大林指示,否定了先造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以後再進入奪權階段之宣言,意味著國民黨已成被革命對象,應該推翻,中共應該直接奪權了;而且「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暴力奪權。這樣,斯大林就下達了國共實施分裂的動員令!
以此為原則和動力,蘇俄欽差與中共同仁開始公開加速奪權的行動。
8、中共率先兵變,為全面取代國民黨政權預演
作為中共奪取軍權最早的大動作,是吳玉章、楊闇公、朱德、劉伯承、陳毅(奉李大釗派遣)等1926年12月1日在四川瀘、順策動的起義。此舉遠在「四一二事變」之前數月。
在四川開縣劉伯承紀念館裡有官方的介紹文字:「為了策應北伐戰爭,中國共產黨發動了瀘州、順慶起義。……以劉伯承任軍長,創建中共實際領導的革命軍隊。」「瀘順起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獨立掌握革命武裝起義的第一次重要嘗試,它為黨領導軍事工作積累了經驗,它所鍛練的軍事幹部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1月下旬,劉伯承到達瀘州城,對起義軍進行了全面整頓,建立了總指揮部,統轄瀘州軍政財大權,徹底改組舊的衙門,清除反動分子和國民黨右派,加強起義部隊的政治工作,抓緊軍事訓練。」唯不知此處「清除反動分子和國民黨右派」內中有多少血腥,自稱是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者支支吾吾,含糊過關。
中共的建軍節似乎應該定在1926年12月1日才對,比南昌起義早九個月,「紅軍第一路」旗號早已打出來過了!為了使蔣介石背叛革命順理成章,只能叫吳玉章、劉伯承等委曲求全,捨棄了打響起義第一槍的歷史功勛,做一回無名英雄。
9、溫文爾雅的蔡元培視共產黨不共戴天,主持「清黨」密會
1927年3月28日的會議,被稱為「預備會」,5名到會的監察委員中,除古應芬資歷稍淺以外,其餘4人都是民國元老:即蔡元培、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根據會議的原始記錄:吳稚暉首先發言,稱中共謀反,應行糾察,開展「護黨救國運動」,蔡元培作為主席,不僅不制止,反而立表贊成,提出把共產黨人從國民黨中清除出去的建議,與國民黨極右份子——西山會議派的反共言論同出一轍。
4月2日,正式開會,監察委員增加了陳果夫、李宗仁、黃紹竑三人。吳稚暉提交查辦共黨的呈文之後,蔡元培隨即向大家出示兩份材料作為證據,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來「陰謀破壞國民黨」的種種決議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黨」、「煽惑民眾」、「擾亂後方」、「搗毀米鋪」、「壓迫工人」等若干條罪狀。經過他同意,會上還審定了既有毛澤東、周恩來、陳獨秀等中共領袖,也有柳亞子、徐謙、鄧演達等國民黨左派人士的黑名單,將近兩百人,與會者一致決定:咨請中央執行委員會立即採取緊急措施,將這些首要危險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機關,分別看管,制止活動」。
此後,在蔡元培的主持下,這一部分監察委員又開了4次「清黨」密會。
10、武漢工潮風起雲湧
1926年9月6日當北伐軍攻佔武漢之後,中共基本掌控了此地的工人運動。第三國際勞合組織及中共建立武漢總工會,宣布:「假如政府與軍隊不保障人民之利益與自由,則吾人殊無贊助之道。吾人之要求,乃自由與利益之保障,誰能為吾人保障者,吾人即予以贊助,初不問其旗幟與名義若何,吾人今贊助國民政府及其軍隊者,即本此旨。」(《史事紀要》1926.8~12月,P1077)此項宣言實際上已經屬於無政府宣言,所謂國民政府乃至軍隊勢必都要看總工會臉色行事,否則總工會有權自行其是。
中華全國總工會於11月設武漢辦事處,主任李立三,秘書長劉少奇,宣傳部長項英。管轄範圍湘、鄂、贛、皖、川、豫六省。工會成立時即設糾察隊三千人,唯總工會之命是從。而國民革命軍皆轉戰贛、豫戰場,總工會即已控制了武漢局面,國民政府也得讓它三分,斯大林要使武漢成為「中國的莫斯科」之初衷得以實現。
國際共產代表鮑威爾描述了那時武漢「羅馬狂歡」狀況:「成千上萬在礦場、工廠和加工廠的僱傭工人,紛紛停止工作,在激進份子的領導下,不分白天黑夜地上街演講、宣傳和遊行示威。」這種盛大的狂熱必然會引發衝突:3月10日,中共控制的湖北省黨部在漢口召開大會,與會的省總工會糾察隊呼喊「打倒蔣介石」的口號,引發與會的軍校學生憤慨,導致鬥毆。可見,在蘇俄的操縱之下,反蔣已經公開化。同日,福州中共黨員馬式才等繼續組織示威活動,打出「共產黨是世界革命的先鋒隊」口號,導致親國民黨的總工會及農協反示威,雙方發生鬥毆,福州衛戍司令部宣布戒嚴始得平息。
鮑威爾繼續描述道:由於頻繁的罷工運動,「武漢地區的工業被迫倒閉……」經濟最繁榮的中國中部大城市武漢,市景蕭條,經濟停頓。
11、上海組織工人糾察隊武裝,大搞紅色恐怖,籌劃第三次武裝起義
爆發於1926年10月和次年2月的前兩次「工人起義」,均為國共合作對付北洋軍閥。北洋勢力退出上海後,羅亦農、趙士炎主持的中共上海區委在其宣傳大綱裡說:「上海革命的時機完全到了。」「但上次大罷工還只是舉行一次示威,現在時機到了,我們應急速準備武裝大暴動,奪取武裝自衛,殺反動派,為死者報仇,為工人爭自由。」(《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P257)就是說,前兩次起義,只是罷工示威而已,而第三次起義是武裝奪取政權。
中共掌控的工人糾察隊經過整編,成立14個大隊共2700人,擁有機槍20多挺、步槍4000餘枝。
羅亦農在「關於政治與本黨工作方針的報告」裡說:「在工人區域,自從區委決定舉行紅色恐怖以來,已有很大的效驗,打死了不少工賊,工人氣焰很高,現在要把此種紅色恐怖的範圍擴大,凡是反革命分子,如右派領袖、買辦商人、學生走狗等都要盡量的打擊。因為現在是革命的高潮時期,民眾都有此要求。舉行紅色恐怖以為革命的保障,是很需要的。同時我們要用恐嚇的手段,使許多反革命分子不敢居留在上海,這就叫做精神的紅色恐怖。」(同上P329)
這是有組織的紅色恐怖。還有無組織紅色恐怖:工人糾察隊本來就魚龍混雜,不少流氓無產者混跡其中。如今上海局勢動盪,他們能安分守己?各種刑事案件頻頻發生。不獨上海,南方許多城市的工人糾察隊都在進行紅色恐怖,衝擊國民黨機關,打死國民黨人。
12、雙方都在磨刀霍霍,4月12日這一天終於開槍了!
大陸教科書說:「當遊行隊伍走到寶山路時,蔣介石令反動軍隊用機槍掃射手無寸鐵的工人群眾。」
人們至今仍無找到蔣介石下命令的證據。4月12日究竟發生了什麼?現場到底是誰先動的手?我們還是看歷史檔案:
一、《國聞週報》第4卷第13期的《4月8日~14日一週國內外大事述評》記載:
「下午一時,閘北工人二千餘結隊遊行,軍隊制止不服,(工人)手執鐵棍、炸彈,其勢洶洶,旋衝入舊俄教堂內,師司令部屋內現炸彈聲,軍隊始開槍,被擊斃十餘,工人均扯蘇俄紅色國旗,糾察隊被捕者百餘人,中有六十餘係舊魯軍兵士,因抄出舊符號……被拘工人供全係因僱傭受迫攻軍,並非本意,與逃入民居者語全同。中以苦工為多,有知識工人預先早已規避。」
二、刊載在4月14日《時事新報》上的《上海總工會糾察隊繳械後之慘劇》一文稱:
「昨日下午一時許,總工會召集工人五百餘人遊行示威,在香山路會所排隊出發,行經止園路、中興路、中華新路、鴻興路、香山路。當由寶興路轉入寶山路時,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司令部聞訊,深恐人數太多,於通過時發生意外,即令所屬集中部內,聽候調動,一面在各區佈置步哨,以資彈壓。
及至下午二時零五分,工人方面,漸向第二師司令部接近。同時狂喊各種口號,愈喊愈烈。衛兵方面,以工人等似有包圍司令部行動,即向工人等警告,謂此處係第二師司令部,爾等須避嫌疑,齊從對面路旁過去,否則干涉未便。工人等聞語,當有一形似領袖者出答,謂我等可服從,但全體恐未必皆服從云云。衛兵等見情勢緊迫,即將司令部大門緊護,阻其衝來。該首領者見不能進,突然掉首大呼『往前衝』。語甫出,即有糾察工人一百餘人,齊在後方抽出手槍,向司令部門前開放。在前工人等,亦均抽出鐵棒木棍,施行毆擊,衛兵隊猝不及防,當時被擊斃—人,彈傷四人,毆傷二十餘人。
第二師長斯烈聞訊,以來勢甚是洶湧,無從勸解,為自衛之計,乃下令還擊,一時槍聲大作,子彈橫飛。沿寶山路一帶之商店見狀,紛紛收拾閉門。各處居民,咸驚惶失措,不知所適。車輛行人.頓時絕跡。十五分鐘後,槍聲益密,間以炮聲,蓋軍隊方面,已由司令部大門衝出,向工人隊伍中射擊。時工人方面,已死二十餘人,抵抗力漸覺不支,遂紛紛向後方退走。軍隊方面,亦漸向前進逼,當工人等退至寶通路一區黨部門前,突又開槍反攻,經軍隊方面,用機關鎗掃射二次,工人殘隊,始竄奔四散,分頭逃逸,一場慘劇,予此始告停歇。綜計是役,計激戰三十分鐘,軍隊方面死二人,傷三十餘人;工人方面,死三十餘人,傷四十餘人,被拘八十餘人;路人被流彈致死者有某水果攤販及一皮匠,均中要害而死,負傷者亦有十餘人。」
三、第二師參謀長祝紹周的回憶:
「匪黨在青雲路舉行集會大會,數雖有一萬餘人,但以長槍被繳,為禍不烈,故其先頭匪徒眾行經寶山路向本部直衝時,能為本部守衛所阻,惟其人眾勢大,蓄意謀亂,多持鐵棒亂毆,中間尚雜有不少手槍,我衛兵遂有死一傷數,在此不得已情形下,衛兵始鳴槍自衛,當場傷斃百餘人,餘均作鳥獸散。經派隊圍截,捕得七百餘人,身均藏有直魯軍符號,查係潰散軍閥餘部,為匪黨以金錢收買,充作擾亂地方秩序危害黨國人民者,何來真正之工人?」
四、《杜月笙傳》的相關記載:
當時,第二十六軍軍長和第二師師長都不在閘北,天主堂司令部,由祝紹周將軍負責指揮,遊行隊伍快過來之時,特務營長請示如何處置,祝紹周斷然的回答說:
「請他們改道!」
「萬一他們不肯呢?」
祝紹周斬釘截鐵的說:
「槍在你們手上!」
全體官兵嚴密防範,衝要地帶架設機關槍,天主堂每一扇門,每一個窗口,最低限度佈置一名槍兵。移時,共黨暴徒果然發動了凌厲攻勢,人潮開始向天主堂猛衝。司令部第一線的指揮人員,恐怕共產黨徒逼得太近,路窄人多,雙方開火,秩序一亂,可能造成重大的死傷,因而先開一排朝天槍,加以警告,表示軍方有堅守的決心。然而這邊的排槍轟出了一蓬蓬的白煙,共產黨的前鋒卻立刻拔槍還擊,一排排子彈射得石迸瓦飛,顯見他們擁有槍枝不少。守軍迫於自衛,只好還手,移轉槍口開始平射,置身最前的群眾當即紛紛臥倒,指揮官更加不敢疏忽大意,因為他一看對方的動作,便曉得他們不但不是烏合之眾,而且必定受過軍事訓練。
激烈的槍戰又展開,由於第二師據險而守,機關鎗在咯咯的響,往後擁來的群眾聽到了密集的槍聲,四散奔逃,共產黨人高聲叱叫,竭力堵截,但他們自己反而被急於逃命的人潮衝倒,直到後面徒手和持刀斧棍棒的群眾逃得一乾二淨,前面的人雖然死傷狼藉,卻仍懵然無知的還在猛烈攻擊。這時候天主堂的窗口伸出喇叭喊話:「後面的人都跑光了,你們還不快點繳槍投降?」臥地射擊的暴徒這才發現上了大當,於是有人高聲喊叫:「不打了,咱們走!」
官兵們一聽講的是山東話,當時便極感詫異,衝出去活捉九十多名暴徒,原來他們是張宗昌部下的直魯軍,近來流落在上海,共產黨誘之以利,許他們當帶兵官,或者送盤纏、買船票送他們回老家,他們這才跑來充敢死隊,打先鋒。
以上4種說法,除了在對方人數等細節上有出入以外,皆異口同聲,即:遊行隊伍並非都是工人群眾,混雜有收編的原北洋士兵;遊行隊伍並非赤手空拳,至少有手槍、鐵棍。事件發生時,第二十六軍軍長及國民革命軍駐滬司令白崇禧都不知情,更別談蔣介石下命令了。
13、四一二事變,蔣介石沒下命令,這場事變究竟有多血腥?
綜合以上說法,國民黨軍隊開槍,根本不是得到坐鎮南京的蔣介石下的命令,而是駐滬守軍情急之下的報復性自衛。其後幾天,逮捕殺害共產黨人、工人骨幹,以及普通勞眾,主要是杜月笙為首的幫會出面幹的。
蔣介石抓住了這個時機,趁機在他控制的勢力範圍裡清黨。鞏固了他的地位,挽救了後來稱為中央系的國民黨及國民革命軍(國軍)。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的死亡情況如何?楊天石教授主編的《中華民國史》第二編第五卷介紹的數據如下:據上海總工會報告:「當天收擊斃者在百人以上,傷者更不計其數。」據《時報》報導:「連行人死傷者約20餘名。」據聯合調查社報告:「工人死三十人,工人及民眾受傷者五十六人,士兵死十二人,受傷五人(含浦東地區)。」而1953年編撰出版的《上海工人運動歷史資料》第4輯《四一二事變的前前後後》則含糊稱「數百人」獻出生命。遠不及老毛「反AB團」殺掉的紅軍將士之幾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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