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类新闻工作者(图)

《消失的档案》纪录片（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看中国2017年5月23日讯】还记得当年报考大学的时候，申请表格上填写的第二志愿就是新闻传播。年纪很小便喜欢上看报纸，一直都觉得，新闻记者是一门很有意义，也很有挑战性的工作。虽然最终没有当上记者，但一直对新闻从业员都很敬重，特别是跑前线的记者。

每年从国际特赦组织及无国界记者公布的报告，得知继续有前线记者因为工作关系而殉职，又有记者因为发掘真相深入极权铁幕国家犯难被捕，或者有当地记者因为触及禁区而受到政治迫害，甚至锒铛入狱，心里都会感到一阵难过。

过去很多年了，透过记者的报导得以更认识这个世界和社会，又从记者的工作及遭遇中，进一步了解现实社会与政治有多凶险，现实世界有时又是多么令人无奈。

1993年时，有一位摄影记者Kevin Carter在非洲的苏丹采访当地内战及饥荒的情况，拍摄到一张相片，有一个小女孩在步往救援中心取救援食物的途中饿极不支，半匍匐地蹲坐到地上，在她身后有就有一只猛鹰，似乎在静待着快将可以到口的人肉大餐。事后那一位摄影记者说，自己当时心灵处于极度的挣扎，不知道究竟是应该先去救助那个小女孩，还是先把这个画面捕捉下来以把惨况公诸于世。虽然他拍完那张照片之后即时去向那小女孩伸出援手，但他始终因为自己那一刻接近二十分钟的犹豫而受到困扰。他那张相片发表之后，引发了十分大的震撼，也取得了1994年新闻界最高荣誉的普立兹摄影新闻奖。不过，那一位摄影记者就在获奖后不多久自杀身亡，还留下了遗言，说“心里萦绕着那些对死亡、尸体、愤怒和痛苦的记忆……。”他当时觉得实在难以继续承受这个世界。

这是一个令人很心酸的故事，但也可能是一个鼓舞着更多人故事。从来自各方面的新闻报道中，丰富了很多人对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及对自己的认识。我们因而得知道这个世界有太多不完美、人性中有太多的丑恶、政治世界有太多污秽、社会上有太多不公、生活中有太多尚待处理的问题。要改变这些处境，首先便要认清楚事实。因此，新闻从业员的角色十分重要，新闻自由必须得到捍卫，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及贡献必须得到各界认定。新闻从业员的操守、不偏不倚的精神、尊重事实及捍卫真理的态度也必须坚持。社会各界，特别是当权者、新闻业界的老板，就更应该保护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精神。

在我们今天生活中的这个国度，当权政府当然不时也在玩政治化妆术这些游戏，但在几千年封建极权的历史传统及知识文化界长期习惯了为当权者提供服务的文化社会环境下，阿爷的意志就是要干脆直接操控传媒，让传媒成为政府及当权者的喉舌、要传媒成为权势集团可以随意利用的意识形态工具、要传媒成为整个管治机器的一部份、要传媒去配合政权需要来引导舆论、塑造认知、重塑记忆、甚至教化万民。这是极权社会普遍存在的新闻工作特色。

现时在香港仍然天天发行的《大公报》及《文汇报》，作为中共官方在港喉舌的领头羊，其发展与演变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种令人感到无奈的现实。以大公报为例，确确实实是中文报业的老大哥，诞生于1902年的天津法租界，是在中国国境之内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之一。该报原来的社训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八个大字。其中一位创办人王芸生曾经说过，新闻记者要敢于说真话，不怕杀头。他曾经对初入行的记者说：“走到刑场，揪住小辫儿，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重新看到这段文字，也感到触目惊心。今天太平盛世，不是革命年代，当然没有人会认为做记者要冒上杀头的风险，但其社训那八个大字，应该也不致于过时吧？如果王芸生先生及其他大公报的创办人今天泉下有知，不知又会如何理解及评价今天作为官方喉舌的大公报。

另一份中共的官方喉舌报《文汇报》创立于1938年，由一班爱国人士集资创辨。从一开始文汇报便偏向中国共产党。这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有不同的政治认同而矣，不代表是的文汇报受到某个政党控制，要成为其喉舌。事实上，其中一位早期为文汇报打拼的老报人徐铸成先生，在1947年的时候便曾经拒绝当时的国民政府提出的高额投资建议，没有接受企图控制文汇报的做法。他曾经说过：“文汇报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政治性投资”。有一次，他面对上海警备司令的时候，徐老先生也坚持说，他只会“凭良心来办报”，可以说是十分有报人的风骨了。

把这些光荣的历史与今天的情况来作个对照，大扺应该是无奈和唏嘘多于愤怒的。也不能因为今天这些变成喉舌报章的运营处境来否定其属下新闻工作者的努力。在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这两份报章的上下也曾经一度与真理正义同一脉搏。就算到了今天，也还有很多在这些官方喉舌及其他逐步沦为非官方喉舌报章工作的新闻从业员，仍然是孜孜不倦，本着新闻工作的操守来发掘事实，报道真相的。至于编䌽的立场和报道方式的最后定稿，往往又不是他们能够主导。

在中国大陆，经过了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开放，但在政治威权及裙带经济利益结合之下，虽然已经有不少新生的传媒机构在不断擦边球，不断测试政权的底线及尝试开拓更广阔的空间，但同时也有不少传媒机构随着整个体制的腐败而一同腐败。有偿报导、收钱造新闻这些已经不再是新闻。有一位前辈，其家族在国内某处设了一个再造纸工厂。有一次，有一位某传媒机构的记者登门造访，手头上拿着一大叠在工场外不远处排污口摄得的所谓违规排污的证据，也拿着一篇已经写好了报道。后来的事就不用多说了。据知，这一类以采访新闻为包装，为自己发财揾着数的行当已经成为国内部份新闻从业员的主要收入来源。这可以说是充满了当今中国特色的另一类新闻工作者了。

香港有幸，情况还不至堕落如此。但无可否认，前景确有不少令人忧虑的地方。今天香港的新闻界，面对的问题很多。采访自由的空间不断受到压抑，新闻工作者及传媒机构都面对更大的挑战。在商业社会，传媒的生存要服膺于商业原则，新闻传播成为了一盘生意，传媒老板的经济利益渐次取代了新闻工作的理想及专业标凖，成为最重要的指导原则及生存法则。政治对新闻传播的干预也在不断加强。两年前有一次，在一个饭局中碰上一位在传媒界打滚多年的老行尊，他就坦白的说，有商界朋友透过广告公司在生果报落了广告，但当天午饭时间未到，他那个朋友已经收到电话，问他国内那一盘生意是否还想做下去。

可以想像，这一股力量正在不断壮大，这一股力量的魔爪正在越伸越长，越来越明目张胆。所以才会不断有自我审查，抽广告以打压某一些不熟性的传媒机构，政治领导及高层官员选择性放料，选择性地接受某些媒体专访。也有越来越多媒体自我矮化、自我退缩、甚至自我喉舌化。

我知道很多跑在战线上的新闻从业员对此都感到十分无奈及不满。但同时，会不会有新闻从业员自己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及独特角色，被这个转变中的社会政治环境污染，把应该时刻坚持的新闻专业操守也妥协掉呢？

说你这么多，其实主要是来自一个近日得知的事，令人感慨倍添，忧虑益深。其实这一种忧虑及感慨也不始于近日。随着香港社会的分化，当权者不但没有采取合适的步骤来抚平社会的撕裂，反而有时会刻意把对立激化，以动员更多人站到自己那边，去打击对立的另一方。部份喉舌传媒的言论经常杀气腾腾，有一些接近官方的非正规官方喉舌，在报道及社论中用上了各种各样的暴力语言，动辄扣人政治帽子，这到了今天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但前线记者在进行采访工作时主动施以语言与及肢体暴力，却是从来都好像未见过。以前就算有狗仔队跟踪追访名人或其他政治人物时，一般都只会是记者被人打被人骂，几时有见过记者主动出手？其他传媒的记者，特别是来自独立性较高的传媒机构的记者，在采访示威及对峙场面的时候，更往往成为建制派示威者的打骂对象。也不只一次，就连维持纪律的警务人员，都会参与向记者施暴。但也是从来没有见过有记者会还手及与对方欧斗的。一直都觉得，也相信，这应该是香港记者专业水平的一种表现。

不过，这一种情况似乎有迹象在出现转变，社会政治气氛的恶质化，可能已经慢慢传染到传媒及新闻从业员的工作当中。去年立法会选举的时候，有喉舌报章的记者在跟踪采访的时候，竟然与被采访的对象打大交，结果双双被告上法庭。录像画面所见，无论是谁人先作挑衅也好，那一位参与打斗的记者，似乎已经完全处于一种忘我的状态，把其作为记者的工作及身份抛诸九天云外了。到了近日，在“消失的档案”这一套有关六七暴动的电影的其中一个社区放映会中，有几位自称是记者的，据说以十分粗暴的态度要导演接受其访问。听说他们的态度恶劣，到了最后，其中一人甚至施加暴力，推撞意图调停的义工，令该位义工轻微受伤。有关情况已经见于社区院线已经发布的声明。

这份声明发出之后，仍未见有关的传媒机构作出任何澄清。细心思考，其实这也不令人意外，要独立专业地进行新闻工作者的工作，在今天的香港已经越来越多障碍。有一班新闻工作者为了要发掘50年前那一件六七暴动事件的真相，在相关档案不明不白地消失掉的情况下，用了超过四年时间制作了《消失的档案》这一套纪录片，内容当然会引起一些意图为事件漂白的人不快，就连在正式电影院上映的机会也被打压，只能在社区中播映。而竟然会有另一批自称是新闻工作者的人，甘心充当那一股幽暗势力的打手，去到社区放映的现场踩场搞事，甚至动起真格来伤及无辜的义工。

如果因为这一小批另类新闻工作者的行为，而对广大的新闻工作者感到失望，实在有点不公平。或者这样说可能公道一点，大家可能不必视作出上述行为的那几位记者是真真正正的新闻工作者。因为当传媒机构成为了完全由官方控制的喉舌之后，他们的主要工作及任务可能已经不再属于一般人所理解的新闻传播。挂上这些喉舌传媒记者身分的所谓记者，有时也根本不是要作新闻采访及发掘真相。他们的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可能已经跟城管、公安、特别调查组，或者是专门帮政府草拟斗争文章的文棍子没有分别。他们不是要为社会服务，他们只是要完成其主子交托的政治任务而矣。

还是要重复上面讲到的那一句：透过记者的报导，我们得以更认识这个世界和社会。但到了今天的香港，我们有时又确实可以从某些所谓新闻从业员的工作中，进一步了解现实社会与政治有多凶险，现实世界有时又是多么令人无奈。站在那些喉舌报章的立场，或对于自甘沦为喉舌的传媒机构而言，以前大公报社训那八个大字，可能已经值不得大家认真看待了。而且，到了今天，够胆像徐铸成先生一样说“我们是凭良心来办报”的左派报人，究竟还有几多个？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